大歷十四年（779年）五月二十一日，唐代宗李豫病重，命太子李適監(jiān)國，但還未到次日，李豫就駕崩于大明宮，就這樣，監(jiān)國不到一天，時年三十八歲的李適即位，成為大唐第十位天子，即唐德宗。

唐德宗生于天寶元年（742年），年幼的時候是見過大唐盛世的，但到了他即位的時候，大唐已經千瘡百孔。

雖然經過唐代宗十幾年的努力，總算將大唐從滅亡的懸崖邊上拉了回來，但僅僅是拉了一點，交給他的攤子依舊很爛，一個處理不好，大唐還是有崩壞的危機。

因而即位之初，唐德宗就立下了中興大唐的志向，但剛剛繼位，宰相常袞就給他來了一個下馬威，這就是關于唐代宗的下葬問題。

唐代宗去世前留下了遺詔，要求自己的葬禮一切從簡，并且將玄宗朝時期的二十七天服喪期，改為了除皇帝之外，其余人等一律三天。

既然先帝留下遺詔，大家遵守便是，但常袞不樂意，極力要求德宗尊奉祖制，甚至都沒和另外兩位宰相郭子儀、朱泚商議，直接用三人的名義上疏德宗。

常袞的下馬威直接引起唐德宗的忌憚，加上郭子儀和朱泚也不滿常袞的擅自行動，任由唐德宗直接將其貶為潮州刺史，后唐德宗任命素來與常袞不和的崔佑甫為相。

至于唐代宗的葬禮，唐德宗還是按照遺詔喪事從簡，算是暫時解決了宰相擅權的危機。

擺平了宰相，接下來就是宦官了。

自唐肅宗開始，宦官就開始掌握禁軍，天子的身家性命都被掌握禁軍的宦官控制著，顯然唐德宗怕太監(jiān)尾大不掉。

第一個被處理的就是太監(jiān)劉忠翼，劉忠翼當年靠著唐代宗的寵幸，異常的囂張跋扈，甚至勾結兵部侍郎黎干，圖謀廢掉李適的太子之位，改立韓王李迥為太子，但唐代宗沒有同意。

等唐德宗即位后，他們自然擔心遭到清算，決定先下手為強，密謀叛亂，但唐德宗早就派人監(jiān)視他，謀反之事自然敗露，后被處死。

劉忠翼被處理不代表唐德宗可以高枕無憂，因為現在掌握禁軍的是太監(jiān)王駕鶴，他的實力可比劉忠翼厲害多了。

唐德宗不敢貿然處理，只能另辟蹊徑。

一方面讓宰相崔祐甫與王駕鶴談話，故意拖延時間，一方面卻安排心腹大臣白志貞接替了王駕鶴的神策軍使之職，靠著一手瞞天過海，唐德宗成功解決了權宦對自己的威脅。

至此他終于可以施展拳腳了。

唐代宗時期，安史之亂雖然已經結束，但官制依舊非?；靵y，時任宰相的元載就曾經大肆賣官鬻爵，以致綱紀敗壞。

到了常袞主掌朝廷的時候則盡棄元載之策，對于薦舉的官員不論好壞，一概不用，只任用考中科舉的士子。

而到了崔祐甫拜相后，他又改變常袞的任官之法，選官更加注重才能，只要是人才便加以任用，不論門第，唯才是舉，為朝廷注入新的活力。

除此之外，就是懲治太監(jiān)索賄的風氣，削減地方的供奉，裁撤大量的宮女和宦官，厲行節(jié)儉等等，讓德宗一朝初期就煥發(fā)出一副政治清明的景象。

而面對已經崩壞的府兵制也是唐德宗現在首要解決的問題。

府兵制起源于西魏，鼎盛于唐太宗時期，也是北周、隋唐強盛之基，伴隨府兵制的就是均田制，均田制之上就是租庸調制，這些都是相輔相成的。

但唐高宗之后，人口大量發(fā)展，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均田制也逐漸瓦解，租庸調制也面臨崩潰的危險。

所謂的租庸調制，即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以均田人戶多少為稅收和服役的根據，與田地多少則無關。

初期還很好，但土地兼并頻繁后，百姓能夠分到的土地不足，卻因為人口滋生而要承擔更多的賦稅以及徭役。

到了最后，為了躲避賦稅和徭役，大量百姓選擇了逃亡，到了唐德宗時期，逃亡的百姓越來越多，稅收也越來越少，急需唐德宗解決。

為了緩解危機，唐德宗任用楊炎為相，頒布了兩稅法。

所謂兩稅法即以戶稅和地稅來代替原先租庸調的，以土地和資產為依據，并且將之前征收谷物、布匹等實物為主的租庸調法改為征收金錢為主，分夏、秋兩季征收，因而稱之為“兩稅法”。

雖然兩稅法在唐末成為各級官吏盤剝百姓的惡法，但在初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底層百姓的負擔，也增加了國庫的收入，更為唐德宗日后削藩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節(jié)度使李寶臣去世，其兒子李惟岳上疏，希望成為新的成德節(jié)度使，而魏博節(jié)度使田悅也希望節(jié)度使可以世襲罔替，也選擇上疏德宗為李惟岳說話。

唐德宗早就看這幫藩鎮(zhèn)不爽了，更不希望藩鎮(zhèn)可以世襲罔替下去，自然予以拒絕，氣的李惟岳則聯(lián)合魏博、淄青、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一起叛亂。

此時唐德宗的神策軍還沒啥戰(zhàn)斗力，也沒有可靠的大軍平叛，只能玩起制衡，即拉一派打一派。

先封淮西節(jié)度使李希烈為南平郡王，想讓他去平叛。

對于李希烈來說，南平郡王自己并不稀罕，之所以肯去平叛，純粹是為了擴大地盤，因而非常的賣力。

最先抵不住的是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梁崇義，在李希烈的大舉進攻下節(jié)節(jié)敗退，被迫自殺，也結束了自己十九年的藩鎮(zhèn)割據歷史。

既然平定了梁崇義，李希烈希望唐德宗讓他可以占據占領的襄陽等地，但唐德宗不肯，安排李承為新的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引起李希烈的不滿，直接縱容不下大肆劫掠而去。

此時唐德宗自認為削藩手段不錯，便故技重施，任命李希烈為淄青節(jié)度使，征討另一路叛軍李納，但李希烈卻不為所動，反而私下和叛軍勾連。

不過唐德宗也沒完全寄希望于李希烈，除了李希烈之外，唐德宗還暗中拉攏了原安祿山部將張孝忠為成德節(jié)度使，讓他和幽州節(jié)度使朱滔一道征討李惟岳。

朱滔一開始也是和李希烈一樣的想法，非常賣力，就是想要將原屬于成德的深州也納入自己的藩鎮(zhèn)領地，結果也被唐德宗拒絕。

朱滔退而求其次，希望得到恒定七州的賦稅以供軍餉，又被唐德宗拒絕，朱滔異常怨恨。

當然除了朱滔和李希烈，在平叛過程中出力頗多的李惟岳的部將王武俊，也對朝廷只封他為恒州刺史兼恒冀都團練觀察使不滿，甚至收回之前已經被他控制的趙、定二州，多方怨氣下，引發(fā)了安史之亂后有一場大暴亂。

說實話，唐德宗削藩之策一開始就是有問題的，用驅虎吞狼之計，只會醞釀更大的問題。

畢竟之前唐朝利用藩鎮(zhèn)攻打其他藩鎮(zhèn)，得到的土地需要分一部分給藩鎮(zhèn)的，這也是日后李希烈和朱滔這么賣力的原因，畢竟打下來就是自己的，能不賣力嗎？

顯然這種削藩只會越削越多，最終會削成一個個大號王國，因而唐德宗一開始就沒打算繼續(xù)這樣下去，于是李希烈和朱滔翻臉了。

建中三年（782年），支撐不住的魏博節(jié)度使田悅暗中勾結朱滔和李希烈等人，釀成了四鎮(zhèn)之亂，其中朱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隨后又勸李希烈稱帝，局勢越來越亂。

這時候就需要唐德宗做出割舍了。

為了平定四鎮(zhèn)之亂，唐德宗現在把京畿周圍的朔方、河東軍都派出去了，可以說已經到了極限，萬一其他地方叛亂怎么辦呢？翰林學士陸贄提出了要不安撫一下緩緩吧。

說實話，唐德宗也難，但他卻不愿意放棄，自己削藩多年，自己這么艱難，對方說不定也很艱難，只要自己堅持一下，說不定就能成功了。

從后面來看，陸贄說得是對的，但在當時，誰也無法預測到未來，唐德宗也是如此，十字路口，唐德宗選擇了繼續(xù)堅持。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唐德宗調涇原節(jié)度使姚令言率本鎮(zhèn)五千兵馬馳援，他們先到長安城外駐扎，原以為朝廷會在開戰(zhàn)之前賞賜一些財物，結果啥也沒有。

這也算了，奉旨犒賞將士們的京兆尹王翊又給他們提供敗肉臭糧，引起涇原兵的不滿：

吾輩棄父母妻子，將死于難，而食不得飽，安能以革命捍白刃耶！國家瓊林、大盈，寶貨堆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

憤怒的將士直奔長安城，長安城下居然嘩變，這還得了，嚇得唐德宗立即下令調撥二十車繒彩前去勞軍，但為時已晚，大軍已經殺進長安，長安陷入混亂，陸贄之前說的成為現實。

無奈之下，唐德宗只能倉促逃亡奉天，叛軍群龍無首，擁立原幽州節(jié)度使朱泚為帥，朱泚是朱濤的弟弟，現在被軟禁在長安城，雙方一拍即合。

朱泚先派三千騎兵前往奉天，假意迎德宗回來，實際上是攻打唐德宗，隨后在大明宮稱帝，立國號為“秦”，改元“應天”，隨后大肆誅殺唐朝宗室。

稱帝第二日，朱泚又率領大軍圍攻奉天，此時的奉天不過一座孤城，一旦被攻破，大唐就真的滅亡了，局勢遠比當年唐玄宗和唐代宗時期還要危急。

唐德宗也知道局勢危急，只能命令好好防衛(wèi)，就連太子李誦都身先士卒、登城拒敵，而唐德宗自己也親自督戰(zhàn)，甚至有箭從唐德宗身邊飛過。

眼看形勢越來越危急，唐德宗讓大臣們出去投降以保全性命，在場的大臣無不落淚，誓與皇帝共存亡。

就在奉天糧草即將耗盡的時候，李懷光率領朔方軍已經挺進關中，這才讓奉天轉危為安。

當然事情也沒完全結束，李懷光又和唐德宗齷齪不斷，李懷光也反了，最后開始靠河東節(jié)度使、鎮(zhèn)國軍節(jié)度、邠寧節(jié)度韓游瑰、鄜坊節(jié)度使等人才平定了叛亂，涇原兵變才告一段落。

不得不說，唐德宗的削藩真的一言難盡。

涇原兵變后，唐德宗下罪己詔，向藩鎮(zhèn)低頭道歉。

自己削藩六年，到最后該有的藩鎮(zhèn)一個不少，自己還被迫逃離長安，還將大唐搞的滿目瘡痍。

他也知道，自己削藩徹底無望了，對藩鎮(zhèn)的態(tài)度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由前期的強硬轉為了姑息。

當然唐德宗以此頹廢下去，而是積攢實力，等時機成熟后再戰(zhàn)，畢竟他唐德宗也明白，借力打力，以藩制藩是不行的。要真正平定藩鎮(zhèn)，收回大權，朝廷必須有一支可靠的大軍，這就是神策軍。

于是唐德宗開始擴編神策軍，最終將其擴編為十五萬的大軍。

當然練兵需要大量錢糧的，削藩之后，唐德宗的大業(yè)就是搞錢，而能幫他搞錢的只有太監(jiān)了。

早在唐代宗時期，唐代宗就利用太監(jiān)到各地搞錢，然后該上繳上繳。

代宗優(yōu)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嘗貯錢于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

但唐德宗登基初期，自認為圣明天子，直接廢除了這個政策，但很快就打臉。

沒了太監(jiān)的撈錢，唐德宗打仗花銷太大，不得不學老爹撈錢了，甚至撈錢的本事比唐代宗還很，什么“稅間架”和“算除陌”，這些敲骨吸髓的斂財政策全部搞上。

由于唐德宗太能撈錢，司馬光還在《資治通鑒》里吐槽過他：

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yǎng)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

但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司馬光認為天下財富都是皇帝的，但真的都是嗎？明末那些藩王富戶在天下危急的時候，有幾個人肯出錢的？所以看看就好了。

所以唐德宗也看得明白，滿朝文武都靠不住，真正靠得住的還是錢，只要有錢，一切都不是問題。

那么問題來了，唐德宗為什么這愛撈錢？真的是財迷嗎？

從唐德宗初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簡樸的人，也曾下令削減宮中用度和太監(jiān)索賄的惡習。

但經過削藩之戰(zhàn)后，他發(fā)現錢真的太重要了，畢竟涇原兵變就是自己沒錢給涇原軍鬧的，給他留下了很大的陰影。

而且唐德宗撈的錢也沒自己花費，自己御膳宮廚皆極簡儉，對于吃喝用度并沒有太大的看重，但對于神策軍則稟賜優(yōu)厚，以至于不少唐軍主動想要隸屬于神策軍，也讓神策軍規(guī)模進一步擴大。

可以說奉天之亂后，唐德宗唯一能依靠的只有神策軍了，所以必須要用心腹宦官來將軍權抓住，而提高神策軍的戰(zhàn)斗力，只能是花費大量金錢米糧來維持，所以唐德宗又要變著法子搞聚斂。

至于寵信宦官，唐德宗有的選擇嗎？此前唐德宗將神策軍交給了文官，但涇原兵變的時候神策軍在干什么呢？

不好意思，沒有一個前來護駕，之前唐德宗將神策軍交給了文官，但文官們掌握禁軍后無動于衷，反而是宦官們緊急集合，護著唐德宗和太子出逃。

經此一難，換誰是都會重新寵信宦官，畢竟最后還是宦官靠得住，但在后世卻留下了寵幸宦官昏庸的名聲。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駕崩于長安會寧殿駕崩，享年六十四歲，在位二十七年，在位時間僅次于唐玄宗和唐高宗。

由于削藩失敗、撈錢和寵信宦官，唐德宗在后世的名聲非常不好，甚至冠上了昏君的稱號，尤其是宋朝。

司馬光在《歷代明賢確論》評價：

德宗憤積世之弊，憫唐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暗淺，資性猜愎，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斂煩重，果于誅殺，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
于是困辱于興元，播遷于山南，公卿拜于賊庭，鋒鏑集于黃屋。尚賴陸贄盡心于內，李晟渾瑊輸力于外，故能誅夷元兇，還奉宗社。

歐陽修在《新唐書》里評價：

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于正論，而忘受欺于奸諛

有了文壇領袖歐陽修的評價，宋朝文人自然對唐德宗的評價普遍較低，甚至成為昏君一類的代表人物，比如王安石《續(xù)資治通鑒長比篇》評價：

陛下能為堯、舜、禹、湯、文、武所為，即髃臣自當同心同德，若與漢元帝、唐德宗同道，即不須怪人臣多乖戾不忠信也

但都是片面的，這么說吧，把唐德宗放在宋朝里，都能排上前五了。

唐德宗已經是唐朝最后一個經歷過開天盛世的君主，他經歷過盛世，也跌落過亂世，也親身參與了平定安史之亂的戰(zhàn)事，因而立下了中興大唐的夙愿，并且為之奮斗。

但他失敗了，敗的很慘，甚至丟了長安，為了收拾破碎的山河，他寫下了史上最為真誠的帝王罪己詔。

但彷徨之后他沒有放棄，反而尋找新的辦法，組建神策軍，成功讓大唐恢復了一點中央集權的本錢，這才有了唐憲宗的元和中興，但是代價就是西北邊鎮(zhèn)長期為神策軍所掣肘。

更別說聯(lián)合南詔、回紇等國弱化吐蕃，將尾大不掉的朔方軍肢解，對晚唐政局產生深遠的影響。

總體而言，唐德宗雖然不是什么明君，但也非王安石口中那樣的昏君，這是在安史之亂后的大唐，在大唐如此多艱的情況下，他已經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