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天，北京不少報刊亭前，人們翻看雜志時被一個醒目的標題吸引住了——《大陸首騙牟其中》。那一年，亞洲金融風暴剛剛席卷而來，關于“暴富”和“暴雷”的故事，在社會上流傳得格外多。牟其中這個名字，也在那時迅速從商界內部，擴散到普通讀者的茶余飯后。

有意思的是，在那之前的幾年，他的名頭完全是另一面：敢言、敢想、敢干的“民營巨子”，號稱要搞民營衛(wèi)星、要重組世界級企業(yè)。許多地方官員接待他時，態(tài)度頗為熱絡；一些媒體甚至把他寫成“奇才”。短短幾年，口碑急轉直下，從“企業(yè)家”變成“首騙”，里面既有個人的冒險沖動，也繞不開當時制度環(huán)境的種種縫隙。

要看清這樁風波，繞不開幾個時間節(jié)點：舉報與輿論發(fā)酵的1996—1997年，所謂“騙開信用證”的1995—1996年，判決和刑期變化的2000年之后，再往前推到他早年的坎坷人生，以及2016年獲假釋后的歸宿與可能性。這些片段拼在一起，才構成一個相當復雜的牟其中。

這段經歷對他影響不小。一方面，長期羈押讓他對體制規(guī)則有了切身感受；另一方面，也磨出了強烈的求生欲和冒險勁頭。出獄后，全國剛剛恢復高考、經濟改革啟動，很多人都在摸索路子，牟其中也不例外。他一開始并不是大商人，而是從極為普通的小本生意起步。

1982年前后，他和人合伙在萬縣開辦“萬縣市中德商店”，賣的不過是日用百貨。真正讓他嘗到甜頭的，是那些“土辦法”的經營創(chuàng)新。有傳說中最出名的，就是“包換卡”之類的做法——顧客買了電視、電器，出現(xiàn)質量問題可以無條件包換。那時候大多數(shù)商家還在推責任、打太極，這種看似“吃虧”的手法，反而迅速贏得口碑，生意做大。

不難看出，牟其中的商業(yè)直覺非常敏銳：敢打破常規(guī)，敢承諾，敢負擔成本，只要能換來更大的流量和信用。問題在于，這種敢沖敢冒，如果沒有邊界，很容易滑向另一個極端。

進入八十年代中后期，改革力度加大，計劃經濟的韁繩放松了，民營經濟開始冒頭，但法律法規(guī)遠不完善。1988年，牟其中創(chuàng)立南德經濟發(fā)展公司，后來發(fā)展成南德集團，名字起得極有時代味道，“南方”“德意志”的意象都在里面，既有開放意味，又帶點“國際范”。

不久之后，他頻繁出現(xiàn)在各地，和地方政府合作項目，搞貿易、搞大宗物資，甚至談到跨國大買賣。九十年代初那幾筆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用大宗輕工產品調配，換回前蘇聯(lián)生產的圖-154客機。那時蘇聯(lián)解體不久，獨聯(lián)體國家資金緊張，需要物資；中國這邊輕工產品產能提高，卻缺乏直接出口通道。牟其中抓住這個缺口，號稱“以貨換機”，一時間風光無限。

外界看到的是“短短幾年，從小商店干到飛機進出口的大老板”，地方政府則希望借助這樣的“能人”，把沉睡的資源盤活。媒體也跟著起勁宣傳，給他套上“民企先行者”的光環(huán)。在這種氛圍里，牟其中的口氣越來越大，各種計劃層出不窮，有的甚至明顯超出了當時的現(xiàn)實條件。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樣的制度環(huán)境下，企業(yè)家、地方政府、銀行之間的關系極其微妙。國有商業(yè)體系還在，外貿體制正在松動，民營中介扮演了一個模糊身份：一面對接地方資源，一面鉆營政策機會。誰能抓住機會，就能在短期里把規(guī)模做上去；但同時，也很容易跨過法律紅線。

牟其中三次入獄，前兩次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七十年代是“因言獲罪”，八十年代中途，他因“投機倒把”等問題被調查、挫了一下，但終究沒斷了他改換賽道的念頭。到了九十年代，問題則越來越集中在復雜的經濟犯罪上，與早年的“說錯話被批判”已經是完全不同性質。

九十年代中期，中國經濟步入高速增長階段，沿海對外貿易異?；钴S，各種外匯、信用證業(yè)務，也在銀行系統(tǒng)快速鋪開。但監(jiān)管經驗不足、制度滯后，是不爭的現(xiàn)實。銀行的對外業(yè)務人員往往只懂流程，對風險控制心里沒底，國際慣例也未真正消化。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牟其中被指控利用信用證進行大規(guī)模詐騙。按照武漢一地檢察機關的起訴意見，在1995年8月至1996年8月之間，他通過旗下公司運作，與湖北省輕工產品進出口公司等主體發(fā)生業(yè)務往來，核心方式，是虛構進口貨物，騙開信用證。

牟其中的做法，據起訴材料描述，大致是這樣一個邏輯：一方面，以湖北輕工等單位名義向銀行申請開立進口信用證；另一方面，通過控制或影響境內外關聯(lián)公司，虛構“賣方”和貨源。接著偽造或調配一套看上去完備的運單、發(fā)票等單據，讓銀行相信確有貨物在途。銀行依據信用證條款付款后，實際貨物卻并未按約入境，而款項則被牟其中一方掌握。

起訴書中提到，短短一年間，牟其中及相關公司通過類似方式，共計騙取33份信用證項下資金，金額折合約7500萬美元，按當時匯率計約6.2億元人民幣。對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國銀行業(yè)和地方財政而言，這是非常驚人的數(shù)字。

值得注意的是，牟其中在整個案件調查之初，并不是立刻被扣上“首騙”的帽子。1996年，有人向有關部門實名舉報他涉嫌經濟犯罪，隨后相關監(jiān)察和檢察機關開始關注南德集團經營情況。市場上關于南德資金鏈緊張的傳聞漸多，一些合作方催款、索要貨物，矛盾浮出水面。

“他到底是不是騙子？”當年不少人這樣追問。當時身邊有人回一句：“是不是，得看法院咋判?！?/p>

這句樸素的話，反而點到了關鍵。舉報提供線索，媒體放大關注，監(jiān)察和檢察機關在輿論壓力和線索匯集之下，加快了偵查的步伐。九十年代后期，多起重大經濟案件都是類似路徑：先有資金糾紛，再有舉報，再有報道，然后進入司法程序。媒體的“首騙”之名，固然有揭露意味，但在案件尚未司法定性前，也難免會對公眾心理造成先入為主的影響。

經過數(shù)年偵辦和審理，牟其中被正式起訴，罪名集中在詐騙等經濟犯罪上。2000年5月，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處他無期徒刑。對于一個出身草根、在改革開放浪潮中急速崛起、再陡然跌落的企業(yè)家來說，這個結果相當沉重。

從2000年算起，到2016年獲假釋，牟其中在監(jiān)獄中待了接近二十年，加上此前其他兩次入獄，他生命中的相當長時間，是在高墻之內度過的。人到七十多歲，還能保持清晰的思路和行動能力，本身就不容易。

關于獄中生活，有不少報道提到，他堅持讀書和寫作，保持每天鍛煉，且未出現(xiàn)重大違紀行為。有獄警回憶，他經常向人索要書籍，涉獵經濟、法律、歷史等。這樣的描述是不是帶點“傳奇化”味道，很難完全核實，但從減刑和假釋決定的角度看，一個服刑人若屢屢違規(guī)，是很難得到這類機會的。

對中國監(jiān)獄制度而言，服刑人的表現(xiàn)、態(tài)度和健康狀況，是決定減刑、假釋的重要考量；對牟其中這樣曾經名噪一時的人物，社會影響也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可以合理推想，綜合這些情況，才有了2016年的假釋決定。

獲假釋后，這位已經年逾古稀的前企業(yè)家露面時，精神狀態(tài)比很多人預期的要好。他寫下“人生既可超百載，何妨一狂再少年”這樣的句子，讓不少了解他經歷的人頗感唏噓。一些媒體開始炒作他是否要“東山再起”，甚至有人拿褚時健的例子來比較。

褚時健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擔任大型國企負責人，因經濟問題被判刑，后來到云南哀牢山種橙子，最終打造出有名的品牌，成了“人生再來一次”的標本式人物。牟其中出獄后，是不是也有類似機會？這就牽涉到他個人性格、資產狀況和時代環(huán)境的整體差異。

一、風光與崩塌：從“民營奇才”到“首騙”標簽

如果只看結果，把牟其中簡單歸類為“騙子”，似乎很干脆；但把時間往前拉，能看到他身上兩種矛盾氣質：一面是敢破敢立的企業(yè)家精神，另一面是對邊界感的輕視甚至藐視。

早年的“萬縣中德商店”，靠的是服務口碑、商業(yè)創(chuàng)意，可算正當經營。南德集團起步階段，通過靈活的貿易方式幫地方盤活庫存，也確實解決了部分現(xiàn)實問題。牟其中在各地跑項目、談合作，常常給人一種“辦法總比困難多”的印象，這在當時的政策環(huán)境中，頗受歡迎。

問題在于，改革早期的許多“靈活辦法”，在法治不完善時容易被默許，一旦制度成熟，就可能被定性為違法甚至犯罪。很多人那時“邊干邊摸底線”，有人及時收手，有人則越走越遠。牟其中顯然屬于后者。

從公開資料來看，南德集團的擴張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賴資金和信用的滾動。一邊是項目概念、一邊是金融支持，中間穿插地方政府的背書和媒體的宣傳。運轉順暢時，規(guī)模越滾越大；一旦某個環(huán)節(jié)堵塞，資金鏈就極易斷裂。

1995—1996年的信用證操作，就是在這種高杠桿、高冒險的思路下發(fā)生的。通過虛構貿易、操弄單證，將銀行資金“提前”轉到自己掌控之下，本質上破壞了國際信用證制度的基石。金額之大、次數(shù)之多，遠超普通企業(yè)所能承受的風險。這里不能用“大膽創(chuàng)新”來美化，這已經觸犯法律。

司法不是輿論。法院在2000年的判決，依據的是具體證據、涉案金額和法條，給出無期徒刑，后來又調減為有期徒刑十八年，這個過程體現(xiàn)的，是法律框架內對個人責任的衡量。而輿論場中的“首騙”之名，則長期附著在他身上，構成另一層社會評價。

從歷史角度看，牟其中的形象呈現(xiàn)為一種復雜的復合體：既有早期憑本事做起來的“草根商人”，也有后來在法律紅線之上反復試探直至越界的“制度掘洞者”。把他單純塑造成“萬惡之源”或“被時代誤解的英雄”，都過于粗糙。

二、灰色地帶：制度空檔與“騙開信用證”的操作空間

牟其中案中最關鍵、也是最具技術含量的一環(huán)，是所謂“騙開信用證”。要理解這點，需要把九十年代中期中國對外貿易和金融監(jiān)管的背景拉出來看一眼。

信用證制度本身有一條鐵律：銀行只對單據負責，不對貨物負責。這個原則在成熟市場環(huán)境下問題不大，因為各環(huán)節(jié)具備相互制衡的機制，偽造單據的成本極高，一旦出事，相關責任人罪責重大。但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情況不一樣。一方面，單證鑒定技術有限，很多銀行只看格式是否齊全；另一方面，跨境核驗機制不健全，很難迅速查證“國外賣方”的真實情況。這就為不法分子提供了操作空間。

牟其中利用的，正是這種制度空檔。他通過控制一系列境內外公司，讓它們在貿易鏈條中扮演“賣方”“代理”“運輸”等角色。然后在紙面上構造出一整套看似完整的進口流程：有合同、有提單、有發(fā)票、有裝箱單。銀行看到單證相符，就按規(guī)定履約。

至于貨有沒有裝船、有沒有到港、是真貨還是舊貨，銀行在當時往往無力查證。等問題暴露時，資金已經被轉移，很難追回。這類手法在當時并非牟其中一人使用，一些小規(guī)模企業(yè)也曾嘗試，只不過規(guī)模通常有限，未必引起大案性質的后果。牟其中做到了“規(guī)模化”，這既體現(xiàn)了其組織能力，也加重了違法程度。

不得不說，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與其說是個別人的“貪欲”，不如說是制度設計和監(jiān)管能力的不足放大了個人野心。若銀行具備更嚴格的盡職調查和跨境核驗，若外貿企業(yè)的業(yè)務模式有更多透明度，牟其中即便有心，也很難以如此大額度實施“騙開信用證”。

站在歷史角度看，這類案件的教訓相當深刻。后來銀行系統(tǒng)不斷加強貿易融資管理，增加單證鑒別技術，強化內控程序，很大程度上，就是從這些血的代價中學來的。制度建好后，再想走過去那種“灰色捷徑”，難度已經大得多。

三、命運轉折：三次入獄與出獄后的可能道路

牟其中一生中的三次入獄，像三個階段性坐標，折射出不同時期國家政治、經濟和法律環(huán)境的變遷。七十年代的入獄，是政治高壓下個人表達與制度沖突的結果；八十年代的波折，與對“投機倒把”的舊觀念糾葛有關；九十年代末的重刑，則清楚地指向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犯罪。

這樣一種軌跡，在改革開放初期并不是孤例。一些人早期因說話、寫東西碰壁，后來抓住市場化機會“殺出來”，再后來又因走入灰色交易而觸法。粗看是個人命運的大起大落，細看是個體性格和制度嬗變交織的產物。

牟其中身上，有幾種明顯的性格特征：強烈的進取心，敢賭的膽量，善于利用制度縫隙的聰明，以及不太愿服輸?shù)木髲?。這些特質，在八十年代初的商業(yè)環(huán)境中，是優(yōu)勢；在九十年代金融監(jiān)管缺失的背景下，使他沖到了浪尖；但到了規(guī)則逐漸清晰的階段，這些特質又成為他跌落的推手。

獄中多年，他主要面對的，是自己的過往和有限的未來。據說他常引用一句話，大意是“人生路走得再偏，也有回頭的一天”。這句話未必出自他口，但這種“總覺得還能再干一把”的心理，在很多受過挫折的企業(yè)家身上都能看到。

問題是，等他2016年假釋時，已經七十六歲。這個年齡，再去談“東山再起”，語氣再強硬，現(xiàn)實條件也擺在那里。

出獄后不久，他曾在公開場合表達過不服氣的情緒，也提出一些設想，想在某些領域再試試身手。不過，和二十多年前相比，社會環(huán)境已經發(fā)生了深刻變化。

一是法律層面的約束。被判處重刑的經濟犯罪服刑人員，出獄后在重新取得某些經營資格方面，通常會有不少限制。擔任企業(yè)高級管理人員、實際控制人等，都會受到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范。即使名義上可以參與，也可能受到合作伙伴、監(jiān)管機構的高度關注。

二是社會信用的重建。對金融、投資來說，信任是硬通貨。牟其中的名字，長期與“首騙”“詐騙案”綁定，要在銀行、投資機構那里重新建立信用，難度可想而知。即便有個別老部下、老朋友愿意支持，大規(guī)模的資金、合作，恐怕也不會輕易向他聚攏。

三是年齡和精力的限制。商業(yè)競爭的節(jié)奏比九十年代快得多，新興行業(yè)層出不窮。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人，即使頭腦清醒，要跟上節(jié)奏也很吃力，更不要說承擔復雜的經營責任。

四是監(jiān)管環(huán)境的改變。與九十年代相比，當下金融監(jiān)管明顯趨嚴，貿易融資、離岸公司、資金跨境流動，都處在多重審查之下。曾經可以操作的“手法”，現(xiàn)在要么被堵死，要么風險巨大。即便不觸法，也難再有那些“一步登天”的機會。

褚時健的“橙子故事”常被拿來做對照，看起來路徑類似，實際差別很大。褚選擇的是農業(yè)，資本投入相對不高，更靠管理經驗、產品品質和時間積累；而牟其中過去最擅長的是高杠桿的大項目，這種模式在今天已經不再適合，也不太可能得到政策和金融的支持。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牟其中能否“東山再起”，已經不只是他個人意愿的問題，而是法律約束、市場結構、制度環(huán)境共同決定的結果。即便他依舊保持著某種“少年心態(tài)”，也難再復制當年的傳奇和風險。

就此回望，牟其中的故事像一面鏡子，映出了改革開放前二十年的某種粗放景象：規(guī)則未盡明確，機會巨多，灰色利益帶來耀眼的成功，也埋下了沉重的代價。對類似人物的評價，不必拔高成浪漫傳奇，更不能輕輕翻過違法所造成的損失和傷害。制度漏洞該補的要補，個人承擔的責任，也已經由法院給出過清晰答案。至于他的余生，則更像是在一條窄一些、穩(wěn)一些的道路上行走，而不是再一次沖向風口浪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