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生成式人工智能幫助受試者從腦電信號生成圖像，把腦電信號轉換成語音，甚至在解讀腦電信號同時結合語境理解用戶的深層意圖而生成具體指令時，腦機接口就已經從人類對工具的意念控制逐漸轉向自我的表達和創(chuàng)造，具有了齊亞諾·艾登（Ciano Aydin）所謂的“表達我們是誰或想成為誰的方式”的能力。腦機接口不僅能讀取大腦電信號，還通過電刺激或視覺反饋將信息輸入大腦。這意味著機器通過學習適應大腦的同時，大腦也不斷調整自身的神經活動以適應機器。在這一過程中，自我的知覺、經驗以及行動以隱匿的形式不斷被調節(jié)，特別是自我被不斷重塑，進而誘發(fā)了自我認同問題，并成為了腦機接口是否可以被接受的一個關鍵要素。

原文 ：《自我認同：腦機接口的接受度邊界》

作者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博士生 周穎

圖片 |網絡

事實上，時間是自我認同的重要維度，胡塞爾將時間分為世界時間、內時間和內在時間意識三個層次。世界時間是指鐘表和日歷時間，為自我認同提供了可以回溯的客觀材料；內時間是個體內心體驗到的時間流動，是自我得以構建的基礎；內在時間意識是對內時間所感知對象的更深層感知，具有連續(xù)性和整體性，個體借此認識自我和實現自我認同。

01

三個時間層次解碼腦機接口的自我認同

在世界時間層，腦機接口對受試者進行大腦信號采集、信號處理、控制輸出以及反饋的閉環(huán)過程，受試者自身為了適應機器投入大量時間訓練，并以實驗和臨床數據等形式被記錄下來。在內時間層，大腦通過訓練逐漸將外部設備如機械臂、輪椅等視為身體的一部分，并通過意念控制它們來行動。在這一過程中，外部設備從海德格爾意義上作為客體對象存在的“在手”狀態(tài)逐漸變?yōu)橥该骰嬖诘摹吧鲜帧睜顟B(tài)，如操作機械臂拿物品時注意力不再指向機械臂，而是直接指向物品，猶如操作自己的手臂取物般。從而，當被受試者適應的植入設備被移除后，個體可能會產生自我的一部分被剝奪的感受。從中可以看出，內時間層受試者的體驗被重塑，與回憶中的自身形成較大差異，進而影響了個體的身體歸屬感和主體能動性。在內在時間意識層，當自我對機器控制逐步增強，技術效果不斷提升情況下，對自我的認知可能由矛盾轉向適應從而增強自我認同，反之則削弱。

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等提出了外部技術構成自我認知延伸系統(tǒng)的四個標準，包括持續(xù)性、易獲得性、自動認可和過往認可。持續(xù)性是指受試者執(zhí)行認知任務時腦機接口系統(tǒng)所形成的認知環(huán)境是穩(wěn)定且持續(xù)的，即在世界時間層植入設備和外部設備需要具有功能穩(wěn)定性和長效性，內時間層受試者的體驗是持續(xù)的。易獲得性是指受試者可以簡單直接地基于設備獲得信息，體現在內時間層的具身體驗中，技術以“抽身而去”的方式存在。自動認可是受試者當下提取信息后自動信任而不加以驗證，過往認可是指這些信息是受試者過去有意識認可并存儲的，這基于世界時間層可追溯的實驗和訓練數據，也基于內在時間意識層個體結合過去經驗、當下體驗和未來期望形成的自我意識和敘事。當這四個標準都滿足時，腦機接口及其外部設備就會成為受試者自我認知延伸系統(tǒng)的一部分，即自我的一部分。顯然，對于受試者而言，過往認可標準中信息的選擇不僅包括其為了達成治療或增強意圖而選擇接入設備的決定，也包括設備操作者設定的刺激參數、選擇的干預策略，還包括人工智能基于算法和已有數據而作出的選擇。如果設備使用者設定了與受試者不匹配的刺激強度和干預策略，或者算法存在訓練數據偏差或錯誤解碼意圖，或者數據樣本具有局限性，使得模型無法準確表征受試者的真實狀態(tài)和意圖，都有可能破壞自我認同。

此外，還有一種值得關注的廣義的腦機接口，即腦腦接口。該技術結合腦機接口和機腦接口來進行大腦間的信息交換。相關實驗中，受試者直接讀取彼此的神經信號而無需語言和動作，從而實現高效率的信息共享和決策。在這一過程中，自我與他人交互的世界時間被壓縮了，內時間的自我意識被開放給他者，私人的想象、回憶和偏好等變?yōu)楣苍嚾怂蚕淼男畔?。自我的認同同樣依賴他人的認可。因此，當共試人在彼此有較大差異且接納度低的情況下，其內在時間意識層可能產生不認同感。與此同時，也存在個體經過反復訓練仍無法控制腦機接口系統(tǒng)的情況，或者在發(fā)出指令的時間點和在指令事件被機器執(zhí)行的時間點之間產生了不可控的情境因素和情緒波動，導致意圖發(fā)生變化，但指令事件已經被執(zhí)行了。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可能產生在內時間層面?zhèn)€體所行與所想的偏差，進而帶來自我感的斷裂。

02

探尋腦機接口接受的邊界

自我借助腦機接口得以表達、呈現和重構，從而重建了自我與世界的關系。可以看出，腦機接口發(fā)展過程伴隨著自我與技術的調節(jié)互塑，自我認同恰恰可以作為腦機接口的接受度邊界。具體而言，首先，將倫理考量前置地納入到腦機接口設計中。如設備使用需知通過書面加專業(yè)咨詢引導等方式，幫助用戶明確根本意圖是為了自我的康復和實現，符合自身價值觀，而非盲目追求功能變強等。又如當受試者由于技術的介入產生一定程度的情緒和行為異常時，能夠在保障安全的情況下自動進行相應功能限制、提醒或強制斷開。當設備移除后，提供配套護理程序、心理疏導，幫助用戶平穩(wěn)過渡，重建自我認同。

其次，自我認同在內在時間意識層依賴自我敘事的連貫性。保羅·利科（Paul Ricoeur）認為，自我認同分為相同性認同和自身性認同兩種類型，前者是關于“我是什么”的數量和質的同一性問題；后者是對“我是誰”的追問，關注性格和承諾的同一性。兩者的辯證關系形成了自我敘事的同一性。此外，自身性認同也包括自我對他人故事的內化，將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整合到個人價值觀和性格當中，從而，腦機接口的發(fā)展可以通過修復個體敘事的連貫性，以及敘事與其價值觀、性格和承諾的一致性，而非破壞的方式維持自我認同。

最后，腦機接口需要增加受試者的能動性。一方面，要增加算法的透明度和可解釋性，讓受試者理解設備作出相應決定的邏輯和依據，避免機器主導行動，以維系自我認知和行動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融入隱私增強技術，受試者提升對自身神經數據的所有權和分享的主動權，避免受試者數據被濫用和操控的風險，由此促進個體自我認同的穩(wěn)定和持續(xù)發(fā)展。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chuàng)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2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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