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在2011年，國家博物館重新開館展覽之際，不少媒體注意到，出土于安陽的原名稱“司母戊鼎”的青銅文物，被改名為了“后母戊鼎”。

一時之間，這尊迄今為止中國出土最大、最重，知名度最高的青銅鼎，因為名稱的變更，被世人所關注。

首先，老劉先和大家普及一下，“司母戊”鼎也好，“后母戊”鼎也罷，這三個字名稱由來，是源自于鼎內的銘文，并非是后人重新命名。

不少青銅文物的命名，要么是看器物的銘文，要么是看器物外形，要么是結合器物的歷史淵源。

也就是說，這件“司母戊鼎”抑或“后母戊鼎”名稱如何確定，就看我們如何解釋鼎內的這三字銘文。

有關這件寶鼎名稱的變遷，老劉和它有頗深的淵源，今天就談一談我所了解的情況。

為了便于文章描述，老劉暫且先用“司母戊鼎”來稱呼這件出土于我們安陽的青銅寶鼎。

1939年，司母戊鼎在安陽武官村被發(fā)現(xiàn)出土，當時村民們暫且稱其為“大爐”，估計是感覺其形狀和寺院廟堂前擺放的方形香爐有點相像。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村民們將司母戊鼎上交彼時的民國政府，鼎暫時被陳列在安陽市蕭曹廟，當時是安陽縣政府所在地。

據(jù)目前老劉所見文獻資料中，至少可見當時的報紙媒體《申報》、《中央日報》，先后發(fā)表文章，就司母戊鼎名稱以及鼎內銘文進行過相關介紹。

1946年10月27日，《申報》特約記者邵慎之發(fā)表了《安陽探古—殷代祭器出土記》一文。

在文中，邵記者是這樣對司母戊鼎的銘文進行考釋的：

“系甲骨文后妻戊三字?！?/p>

邵記者認為鼎內銘文是“后妻戊”，但并沒有主張用這個銘文為它命名，只是暫稱之為“殷代祭器”。

不久之后的1946年11月17日，當時的報紙媒體“《中央日報》”發(fā)表了一位名叫張鳳的作者創(chuàng)作的文章《安陽武官村出土方鼎名稱考釋》。

這時候作者張鳳已經(jīng)稱其為“鼎”，這是比較專業(yè)的青銅器術語。

不僅如此，張鳳在文章中，對彼時各界對司母戊鼎的所有稱謂進行了一個匯總：

1、彼時安陽“縣政府”秘書長稱之為“爐”；

2、邵慎之記者稱之為“殷代祭器”；

3、《中央日報》稱之為“夔龍寶鼎”；

4、《大公報》稱之為“衍龍寶鼎”；

隨后，張鳳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議以鼎內銘文命名，并主張該鼎叫做“司母戊方鼎”。

張鳳給出的理由如下：

銘文解釋為“司母戊”，意為一位有司（官員的意思），為母親戊鑄造了這件青銅器。

自此，司母戊鼎作為這件青銅器的名稱，被確定了下來。

老劉還在不少資料上看到過這樣一個說法：解放后，郭沫若先生曾經(jīng)考證過司母戊鼎這個名稱，并予以正式命名。

對于這個說法，老劉在2012年曾經(jīng)聯(lián)系國博的一位資深專家確認。這位專家告訴我：根據(jù)他所掌握的資料，并沒有見到郭老為司母戊鼎命名的記錄。

因此，郭老是否為司母戊鼎名稱予以核準，這個說法還請相關專業(yè)人士進一步予以確認。

此后數(shù)十年來，對于“司母戊”三字銘文，有不少古文字專家、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老劉才疏學淺，列出幾條有代表性的：

1、司母戊鼎器物宏大、尊貴，其主人是商王武丁的配偶“戊”，若將“司”解讀為某職司，這與“戊”身份明顯不符。

2、甲骨文的書寫較為自由，并不嚴謹。從書寫上而言，司和后有可能就是左右對稱的同一個字，司可以讀作后。

3、如果讀作“后母戊鼎”的話，可解釋為“崇高而偉大的母親戊”，這個寓意和器物本身的用途更接近。

就在老劉創(chuàng)作這篇文章的時候，還特意查了一下，截止目前，關于是“司母戊”還是“后母戊”，各自都有學者從古文字研究的視角，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作為一個普通群眾，老劉非常理解大家看到不少專家學者，為一件古代器物名稱中一個字的釋義，不斷探討、爭論，頗為不理解，認為有點小題大做。

老劉想要說的是，大家看到的這些爭論，正是古文字學、考古學的不斷探索、不斷發(fā)展的具體表現(xiàn)。

不單是“司母戊”、“后母戊”名稱之爭，當專家學者敢于對既往的研究成果提出不同看法，并持續(xù)探索研究之時，恰恰是我們逐步接近歷史真相之時。

諸位覺得呢？

最后補充一個小典故：

2011年11月，安陽市政協(xié)曾經(jīng)舉辦了一次辯論賽，就“司母戊鼎”或“后母戊鼎”名稱變更進行辯論，旨在通過這樣一場公益活動，給廣大群眾進一步普及殷商文化知識。

老劉有幸參加了此次辯論賽。當時給老劉安排的角色立場是——支持改名為“后母戊鼎”。

此次辯論賽距今已經(jīng)快15年。

15年，彈指一揮間。

殷商故土安陽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