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鄧州的文史版圖上，張宗成的名字始終與“堅守”“創(chuàng)新”“深耕”相連。這位從農村中學走出來的全國優(yōu)秀語文教師、河南省特級教師，退休前以《作文新視角》《閱讀新視角》等教育專著照亮基層語文教學之路，退休后更以“兩年一部書”的激情，在文史領域開辟新境?！段氖沸乱暯恰纷鳛槠渥钚陆Y集，熔詩歌創(chuàng)作與賞析、散文隨筆、文學評論、專題研究于一爐，五部分內容既各有側重又渾然一體，既是對他數十年文史積累的梳理，更彰顯著一位基層學者“安于平凡，不甘平庸”的精神底色。

一、走近詩歌：在思辨與質樸中錨定文化根脈

“走近詩歌”作為全書開篇，既是張宗成個人文學實踐的起點，也是他打通古今詩歌脈絡的嘗試。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從不追逐華麗辭藻，雖自謙“形象思維稍稍欠缺”，卻以“樸實語言”與“思辨特質”自成風格?！都亦l(xiāng)的召喚》中，“老宅的桑樹/碾盤跟石磙/還有那用土攏起的/靜默在田野里的墳”，用具象的鄉(xiāng)村物象勾勒鄉(xiāng)愁，將父母的囑托與故鄉(xiāng)的根脈凝于筆端；《那一聲聲呼喚》以“甜蜜”“驚慌”“幸?！薄袄⒕巍钡那楦羞f進，寫盡對母親的追憶，2011年獲全國詩歌大賽三等獎的經歷，更印證其詩歌的情感共鳴力——沒有刻意的抒情，卻以真摯的生活細節(jié)打動人心。

而在詩歌賞析部分，張宗成的功底更見深厚。他賞析《詩經》不做泛泛而談，解讀《關雎》緊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儒家詩教，從“參差荇菜”的重章疊句中讀出君子對淑女“守規(guī)矩”的追求，更點出詩中“明確指向婚姻的負責任的愛情”，為古老詩篇注入現代解讀視角；品《蒹葭》則提煉“主題含蓄美”“意境整體美”“語言變換美”，將“在水一方”解讀為“世間一切可望難即的境遇象征”，既保留傳統(tǒng)詩評的雅致，又融入哲學層面的思考。對唐宋名篇的賞析，他堅持“知人論世”，讀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既解“涕淚滿衣裳”的狂喜，更關聯安史之亂的歷史背景與詩人“家國情懷”的一貫底色；評蘇軾《浣溪沙（簌簌衣襟落棗花）》，則從“敲門試問野人家”的細節(jié)切入，見出蘇軾“平易親民”的為官之道，更暗合張宗成本人扎根基層的教育情懷。尤為可貴的是，他對鄧州本土詩詞名家的關注——賞析陳鎮(zhèn)、尹立震、楊存德等人的作品時，既抓“鮮明意象”“活潑詩韻”的藝術特質，更透過詩句挖掘鄧州文人的鄉(xiāng)土情懷，讓詩歌賞析成為地域文化傳承的紐帶。

二、散文之頁：在回憶與感悟中書寫人生真味

“散文之頁”是張宗成人生軌跡的縮影，1988年以來的散文佳作在此集結，既有“游記散文、紀實散文”的生動敘事，也有“回憶散文、感悟散文”的深沉思考。其中“真好”系列散文堪稱點睛之筆——《做事真好》《讀書真好》《寫作真好》《研究真好》等七篇，以“真”為魂，不唱高調、不避瑣碎，卻道盡人生至理?！秾懽髡婧谩分校窇?988年《教師的欣慰》發(fā)表后收到近百封讀者來信的激動，提及劉國正先生在全國語文會議上引用其論文的鼓舞，將“寫作”從個人愛好升華為“整理思想、惠及他人”的精神事業(yè)；《讀書真好》則從12歲讀二叔私塾課本的啟蒙說起，到當兵時借“禁書”拓寬眼界，再到退休后重讀《紅樓夢》讀出新見，讓“讀書”成為貫穿人生的成長階梯。

回憶性散文更具史料價值與情感溫度。《我的求學路》細數20世紀50年代末上幼兒園的“奇跡”、20世紀60年代考入鄧縣四中的自豪、文革期間“半工半讀”的艱辛，既還原了基層教育的發(fā)展軌跡，更藏著一代人的成長陣痛——“高中兩年半學完初高中五年課程”的經歷，既顯時代局限，更見他“不甘平庸”的求學韌性。《文渠八中印象》則聚焦基層學校的輝煌歲月，“學生灶餐票成街頭硬通貨”，“教師‘讓’模范成風氣”的細節(jié)，勾勒出20世紀90年代基層教育的淳樸生態(tài)，也暗含他對教育本質的思考：“教書不僅是傳授知識，更是傳遞精神”。這些散文沒有宏大敘事，卻以“小切口”見“大時代”，字里行間既有對個人經歷的珍視，更有對基層教育、鄉(xiāng)村變遷的深切關注。

三、文學欣賞：以辯證眼光激活經典與本土創(chuàng)作

“文學欣賞”部分盡顯張宗成的評論功底，紅學初探與秦俊作品研究是兩大亮點。在紅學解讀中，他跳出“非黑即白”的評判誤區(qū)，以“兩分法”觀照人物——評賈寶玉，反駁《西江月》“腹內原來草莽”的簡單否定，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的才思、《芙蓉女兒誄》的深情中，見出寶玉“叛逆性格”與“善良天性”的統(tǒng)一；論薛寶釵，既不回避其“冷心冷情”的一面（如金釧死后“多賞幾兩銀子”的淡漠），也肯定其“處事周到”的優(yōu)點（如資助史湘云辦螃蟹宴），最終以“任是無情也動人”精準概括其復雜人性。這種辯證視角，既源于他多年語文教學“知人論世”的積累，更體現其“不隨流俗、獨立思考”的學術態(tài)度。

而對秦俊歷史小說的研究，更見其“扎根本土”的學術自覺?！肚乜v史小說創(chuàng)作的敘事風格》《我看秦俊筆下的岳飛之死》等三篇評論，均獲秦俊本人“沒想到寫得這樣好”的贊譽——評《楚莊王》，他從“楚莊王形象塑造”切入，點出秦俊“用哲學觀點分析人物”的特色；論“岳飛之死”，則結合南宋政治背景，挖掘秦俊筆下“岳飛忠義與悲劇性”的深層意蘊。張宗成不做“捧角式”評論，而是以“研究者”的嚴謹，既肯定秦俊“敘事宏大”的優(yōu)點，也指出細節(jié)打磨的空間，這種“客觀公允”的態(tài)度，恰是基層學者最可貴的學術品格。此外，對周大新《曲終人在》的評論、對《紅樓夢》中南陽方言的梳理，更顯其評論視野的開闊——從經典名著到本土創(chuàng)作，從文學分析到語言考據，每一篇評論都有“新視角”，不人云亦云，更不故弄玄虛。

四、兩項研究：為鄧州文史立傳的學術擔當

“兩項研究”是全書的學術核心，張宗成以十年之力深耕范仲淹與李賢研究，為鄧州文化建設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范仲淹“知鄧三年，開鄧州千年文運”，張宗成的研究不局限于史料堆砌，而是聚焦“文本研究”——解讀《岳陽樓記》，他從“憂樂精神”切入，關聯范仲淹在鄧州“辦教育、興文化”的實踐，指出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并非空談，而是植根于對百姓疾苦的體察；分析范仲淹與歐陽修的“并峙雙峰”，則從二人的交游與思想共鳴中，見出北宋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傳承。這些研究沒有停留在“文化符號”的解讀，而是將范仲淹與鄧州的聯結落到實處，為“范仲淹文化”的當代傳承提供學理支撐。

對李賢的研究更顯填補空白之功。作為鄧州明代內閣首輔，李賢的研究長期存在短板，張宗成作為李賢文化研究會發(fā)起人之一，既寫《李賢，明代廉吏的典范》從“宣傳、實踐、制度創(chuàng)設”三方面凸顯其廉政精神，也著《李賢是個思想家》以縝密論證提升對李賢的認知高度。尤為難得的是，他發(fā)揮文言特長，寫下《殷殷關切，諄諄教誨》解讀李賢《心源亭記》，既普及了這篇說理散文，更填補了李賢研究的空白——在沒有現成解讀參考的情況下，他克服“古文字中的儒學術語障礙”向古文學者和高校教師請教，逐句疏通文意，讓這篇蘊含李賢修身思想的文章得以走進大眾視野。這種“啃硬骨頭”的研究態(tài)度，既是對本土歷史名人的致敬，更彰顯著基層學者“為地方文史存史、立論”的責任擔當。

五、其他評論：以思辨之光觀照歷史與現實

“其他評論”部分雖題材零散，卻處處見出張宗成的“問題意識”與“本土關懷”。《替魯莊公翻案》跳出“魯莊公昏庸”的傳統(tǒng)認知，從“曹劌論戰(zhàn)”中魯莊公“納諫、任賢”的細節(jié)入手，指出其“并非庸主，而是有識人之明平易近人的君主”；《襄陽鄧城不可能是鄧國的都城》則以史料為據，結合地理變遷與考古發(fā)現，駁斥錯誤觀點，為鄧州歷史地理研究正名。這些評論沒有“象牙塔”的疏離感，而是緊扣“鄧州文史”的現實議題，既糾正認知誤區(qū)，也為地方文化認同提供支撐。

《我看渠首精神》一文更將歷史與現實打通——從20世紀60年代鄧州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修建陶岔渠首的往事，到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當代意義，他既追憶“民工住茅草棚、喝黃水”的艱辛，也點贊“現代化施工設備”的進步，最終將“渠首精神”概括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團結奉獻、勇于創(chuàng)新”，既呼應了全書的文史主題，更注入了對家鄉(xiāng)發(fā)展的深切期盼。

六、結語：平凡堅守中的文史豐碑

《文史新視角》沒有驚世駭俗的宏論，卻以“扎實”“真摯”“創(chuàng)新”打動人心。張宗成以七十余歲高齡，仍保持“兩年一部文集”的創(chuàng)作節(jié)奏，這種“退而不休”的激情，源于他對文史事業(yè)的熱愛，更源于“為鄧州文化作貢獻”的初心。從教育專著到文史研究，從課堂講臺到文史沙龍，他始終踐行“沒有新意不要寫文章”的準則，每一篇詩文、每一項研究都有“新視角”——或是對經典的新解讀，或是對本土文史的新挖掘，或是對人生的新感悟。

這部書不僅是張宗成個人的文史總結，更是鄧州基層學者的精神縮影：他們沒有高端的研究平臺，卻堅守深耕一方水土；沒有顯赫的學術頭銜，卻以“不甘平庸”的追求為地方文化立言。正如書中《研究真好》所寫：“研究是一份苦差事，我用讀書點燃智慧的火花，用激情為寫作助力加油?！边@種在平凡中筑不凡的精神，恰是《文史新視角》最珍貴的“新視角”——文史研究從不只是學者的專利，更可以是每個熱愛文化者的精神修行，而基層的文史堅守，終將成為地域文化傳承最堅實的根基。

作者簡介：魏新征，供職于鄧州市委機關，南陽市作家協(xié)會會員，鄧州市范仲淹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

文章來源：公眾號《李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