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天的陜北，黃土高原上風像刀子一樣刮過窯洞的門口，許多紅軍戰(zhàn)士身上連一件像樣的棉衣都沒有。有人背著破氈子巡邏，有人腳上只包著布條。就在這樣一個關頭，黨中央?yún)s在秘密討論一件聽上去有些“驚險”的事：要不要再來一次長征，離開陜北，去尋找一條新的生路。

有意思的是，這個設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外界幾乎無人知曉。直到多年以后，已經(jīng)在北京安度晚年的徐向前，在回憶西路軍西征時才點明，當年中央并不是被動等著西安事變來“救命”，而是另有一招殺手锏——一場可能比第一次長征更艱難的第二次大轉移。

要看懂這一步險棋，就繞不開另一個同樣驚心動魄的故事：西路軍西征失敗，以及西安事變前后那條幾乎斷絕的生路。

一、西路軍西征的真正意圖

1936年11月，紅四方面軍的兩萬多人，在徐向前、陳昌浩等人率領下?lián)]師西進。這支部隊后來被改編為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與馬步芳、馬鴻逵部血戰(zhàn)，最后幾乎全軍覆沒。很多人只記得這是一場悲壯的失敗，卻未必清楚西征的初衷。

當時的現(xiàn)實情況非常殘酷。中央紅軍經(jīng)過長征，能到陜北的不足一萬人；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陸續(xù)北上，會師之后總共也就七八萬人。人數(shù)不算太少，可問題是，這些部隊經(jīng)歷長征、激戰(zhàn)，武器損耗巨大，輕重機槍嚴重不足，炮兵幾乎談不上，醫(yī)藥、彈藥、糧食更是捉襟見肘。

陜北根據(jù)地本身的條件也極有限。1936年前后，陜北邊區(qū)人口大致四十萬左右，土地瘠薄，旱災頻仍，糧食產量極低。要在這樣一塊地方養(yǎng)活數(shù)萬紅軍，而且還要長期對付國民黨軍的包圍封鎖，難度可想而知。

在這種背景下，中央讓徐向前率部西征，并不是一時沖動，而是出于一個非常明確的戰(zhàn)略考慮：打通新疆方向，設法同蘇聯(lián)建立起更直接的聯(lián)系。徐向前后來回憶，當時交給西路軍的任務，就是在一年左右時間內，找到通往蘇聯(lián)的道路，為黨爭取武器、彈藥和物資支援。

從地圖上看，河西走廊一線地理條件險要，但只要突破甘、青地方軍閥的阻擋，西出嘉峪關，北入新疆，再往北就是蘇聯(lián)。對于困在陜北、處境極其艱難的中共中央來說，這是一條極具誘惑力的“生命線”。

遺憾的是，西路軍在西征途中多次誤判形勢，再加上情報不暢、后勤嚴重不足、周邊支援薄弱，最終沒能完成既定任務。到了1937年春天，西路軍已遭受重大損失，能夠撤回來的將士寥寥無幾。

從結果看，這是一次沉重的失敗。但從中央當時的思路來看，西征絕不是無的放矢，而是配合另一項更大的隱秘計劃——一場可能席卷整個華北、大西北的機動作戰(zhàn)。

二、陜北困局與“被困死”的危險

很多年后，不少研究者在談到西安事變時，都喜歡提出一個設問：假如1936年底沒有西安事變，中共中央會不會被蔣介石“困死”在陜北？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把當時雙方的力量對比放在同一張地圖上看。

到1936年秋冬之交，蔣介石已經(jīng)在陜北周圍部署了數(shù)量可觀的軍隊。中央軍嫡系部隊多路云集，配合地方部隊，總兵力超過數(shù)十萬。蔣介石原本打算把張學良的東北軍調往福建，把楊虎城的西北軍也調離前線，一旦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這兩支部隊撤開，陜北周邊的主導力量就會被中央軍牢牢掌握。

和東北軍、西北軍相比，中央軍對蔣介石命令的執(zhí)行要嚴得多。東北軍、十七路軍因為各有盤算，對圍剿紅軍時往往敷衍應付，而中央軍嫡系就完全不同了，一旦下達“剿共”命令，往往是“按電報執(zhí)行”，絲毫不打折扣。

陜北這邊的情況則顯得十分危險。紅軍兵力不多，裝備落后，后方供給匱乏，還要面對可能隨時到來的大規(guī)模圍攻。如果說在江西根據(jù)地還能通過不斷擴大戰(zhàn)果解決補給問題，那在人口稀少、土地貧瘠的陜北，這條路就幾乎走不通了。

1935年冬天，中共中央紅軍剛到陜北時，連過冬的棉衣都成問題。彭德懷曾向毛澤東直言，部隊的物資已經(jīng)捉襟見肘，“不用敵人打，再來一個冬天，也得凍掉不少人”。后來還是靠陜北紅軍紅十五軍團拿出全部軍費，才勉強渡過難關。

這段往事在1955年授銜時被毛澤東特意提起。他強調，正是徐海東等人領導的陜北紅軍在關鍵時刻用全部軍費支持中央紅軍，才保住了黨和紅軍的骨干力量。換句話說，如果當時連陜北地方武裝的“雪中送炭”都沒有，局面會更糟糕。

從這些細節(jié)中可以看出，如果紅軍長期被困在陜北，而蔣介石又能調集幾十萬中央軍實施嚴密封鎖和重點進攻，中共中央確實有極大風險。缺糧、缺藥、缺武器，外線支援又難以落實，哪怕有一批經(jīng)驗豐富的軍事領導人，日子也會異常難熬。

這時再回頭看西路軍的西征，就能理解中央為什么要冒這個險——一邊試圖打通通往蘇聯(lián)的道路，一邊在陜北準備隨時突圍尋找新的戰(zhàn)略支點。從布局上說，這是兩條并行的退路，而不是單一押寶。

三、西安事變：一場“意外”的轉折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fā)動兵諫，扣留了蔣介石。這件事情幾乎是當時所有人都沒有預料到的突發(fā)事件，卻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中國近代史的走勢，也直接改變了陜北的危局。

蔣介石在事變平息后曾明顯帶著懊惱地說，張、楊此舉讓多年“剿共”努力前功盡棄。這句話從蔣的立場出發(fā)，雖然帶著情緒，卻多少反映出一個事實：在西安事變爆發(fā)之前，他確實已經(jīng)把陜北視為解決“共產黨問題”的關鍵戰(zhàn)場，準備通過軍事圍剿一舉打垮紅軍。

而張、楊發(fā)動兵諫，其出發(fā)點復雜，但核心訴求之一就是“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在中共中央及時、穩(wěn)妥而又堅決的參與斡旋下，西安事變最終以和平方式解決，蔣介石被釋放，國共開始醞釀由對立轉向合作。

從此以后，國民黨在名義上不能再把剿共掛在旗號上，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后，至少在正面戰(zhàn)場上擁有了合法地位。蔣介石在很多具體措施上仍然設限，仍有封鎖、壓制，但那種公開調集幾十萬中央軍圍攻陜北的局面，已不再可能堂而皇之地出現(xiàn)。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八路軍主力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敵后，115師、120師、129師紛紛出擊，先后在平型關、陽明堡、晉察冀、太行山一帶站穩(wěn)腳跟。各抗日根據(jù)地在敵后不斷擴大，從晉察冀、晉冀魯豫，到華中、華南，黨和軍隊的影響力已經(jīng)遠遠跳出了陜北一隅。

從結果上看，西安事變確實為中共中央解了一個眼前的死結，讓陜北不再是唯一可依托的基地。八路軍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中尋求生機，發(fā)展壯大力量，這一點后來歷史已經(jīng)反復證明。

問題在于，如果沒有西安事變這根“救命稻草”，中共中央是不是就沒有別的路可走？是不是只能等著被困死在陜北？徐向前在晚年提到的那份絕密電報，給這個問題提供了另一種答案。

四、晚年徐向前透露的那“一招”

多年以后，徐向前在回憶1936—1937年的那段經(jīng)歷時，講到過一份極為關鍵的中央電報。時間是在1936年11月前后，西安事變尚未發(fā)生，西路軍正在西征途中，中央下達了一個機密指示。

電報中明確要求，徐向前率領的西路軍要在一年內設法打通同蘇聯(lián)的聯(lián)系，這一點與之前說的任務一致。不過，更耐人尋味的是電報的另一部分內容：中央準備讓紅軍主力再一次離開陜甘寧根據(jù)地，向南、向東展開大規(guī)模機動作戰(zhàn)。

這個設想，在后來被一些研究者稱為“第二次長征”。當時毛澤東在1936年11月13日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就提出中央必須改變目前的行動方向。兩天后的11月15日，中央正式通過主力向南行動的決議，這在《毛澤東年譜》中有清晰記載。

按照當時的設想，紅軍主力會東進進入山西。如果閻錫山愿意實質合作，那么紅軍可以以山西為支點參與抗日，在晉境內立足。如果閻錫山態(tài)度曖昧或者拒絕合作，那紅軍就不在晉境深扎，而是繼續(xù)機動，在山西、河北、河南交界地區(qū)游擊。

等到條件成熟，再向安徽、山東一帶轉移，以較大的機動空間牽制日軍和國民黨軍的力量，最后視形勢再考慮回到西北。這是一套非常靈活的機動設想，說到底，是用運動戰(zhàn)和廣闊的戰(zhàn)略回旋余地，化解“困守陜北”的死局。

從軍事角度看，這相當于把陜北當成一個臨時的“指揮中心”和“政治樞紐”，而不是把所有部隊長期捆在那一塊貧瘠土地上。紅軍主力外出機動，既能躲開蔣介石可能發(fā)動的密集圍剿，也可以利用北方敵后地域廣闊、地形復雜的優(yōu)勢，重新尋找到適合立足的區(qū)域。

如果把西路軍西出河西走廊與紅軍主力東進華北聯(lián)在一起看，就會發(fā)現(xiàn)當時中央的布局是互相呼應的：一條線向西北尋求外援，一條線向華北、華中拓展新的活動空間。兩條線成敗與否各有風險，但并不是簡單的孤注一擲，而是考慮到了多種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設想并不輕松。經(jīng)歷了長征的紅軍，剛剛在陜北緩過一口氣，又要被推上長距離運動的道路，無論是指揮層還是普通戰(zhàn)士，心理和體力上都要承受巨大壓力。如果真實行，第二次長征的艱苦程度，很可能不在第一次之下。

某種意義上，那就是另一條“九死一生”的路。

五、沒有西安事變，局面會怎樣？

回過頭看，西安事變的突然發(fā)生，讓這套“第二次長征”的計劃被迫擱置。因為形勢在短時間內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國共合作的框架正在形成，抗日成了大方向，紅軍從“被圍剿”的局面轉向“有空間、有名義的抗戰(zhàn)部隊”。在這樣的前提下，再組織一次驚險的長途戰(zhàn)略轉移就沒有必要了。

但從徐向前晚年的回憶可以看出，中央早已經(jīng)為最壞局面做好了準備。哪怕沒有西安事變，一旦蔣介石調集重兵準備在陜北決戰(zhàn)，中共中央并不會笨笨地在原地等打，而是要主動舉旗東進，憑借機動戰(zhàn)和廣大農村根據(jù)地的優(yōu)勢，來重新塑造局勢。

這也說明一個問題：歷史上的很多關鍵節(jié)點，并不是單一事件決定一切，而是多條可能路線同時存在。西安事變無疑加快了局勢變化，讓抗戰(zhàn)合作提前到來，也為黨和紅軍贏得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發(fā)展環(huán)境。但在另一條路線下，即便沒有這場兵諫，中共中央也并非必然走向絕境。

當然，如果真的走上了第二次長征之路，后來的很多細節(jié)可能都會不同。部隊在華北、華中、華東的展開方式，地方武裝的發(fā)展節(jié)奏，各個根據(jù)地的形成時間，都有可能往后拖延幾年；一些戰(zhàn)役戰(zhàn)斗的地點和參與部隊，也很可能完全改觀。

不過，從當時中央在極度困難情況下仍然堅持機動靈活的戰(zhàn)略思維來看，哪怕再經(jīng)歷一次艱苦卓絕的大轉移，只要主力保存下來，只要能夠在廣闊農村站住腳根，革命力量仍然有重新積累實力的機會。

西路軍的失敗，往大了說，是那一盤大棋中被迫折損的一枚重子。很多西路軍將士倒在大漠河西，讓后人每每讀到，都覺得唏噓。但從整體布局來看，這場西征和那份秘密電報一道，折射出的，是當時中共中央在絕境中的求生意識和極強的戰(zhàn)略預判。

晚年的徐向前提到這些往事時，并沒有渲染個人經(jīng)歷的悲壯，而是冷靜地回憶那份絕密指示。他點明，如果沒有西安事變，中央不是束手待斃，而是準備了一手足以改寫戰(zhàn)局的殺手锏。這句話，并非夸張，而是一個身處局中的指揮員，對當年那盤復雜棋局的簡潔概括。

歷史究竟怎樣走到后來這一步，既有偶然，也有必然。西安事變帶來的“意外轉折”固然重要，但那份籌劃中的“第二次長征”，同樣揭開了一個不太為人注意的側面：在最危急的關頭，中共中央從來沒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別人的行動上，而是提前為自己準備好了退路和出路。徐向前晚年透露的這段經(jīng)歷，正好把那條幾乎被歷史塵埃掩蓋的路，重新擺在了人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