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夏天，前往拉薩的飛機越過南迦巴瓦峰時，機艙里坐著一位已經(jīng)年過半百的華人物理學家。舷窗外雪峰刺破云海，他忽然提筆寫下短短四句：“塵寰動蕩二百代，云水風雷變幻急。若問那山未來事，物競天擇爭朝夕。”字不多，意卻很重。熟悉他的人都明白，這幾句話背后，藏著一次更早的記憶——一九七三年七月，在北京中南海，與毛澤東的一場長談，以及那句后來被無數(shù)人當作座右銘的“只爭朝夕”。

這位物理學家就是楊振寧。一九二二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經(jīng)歷戰(zhàn)火、求學、遠渡重洋，再以物理學成就聞名世界，在許多人眼中，他的故事是“科學家的人生”；但在一九七三年的那個夏夜，他卻站在了另一種歷史交匯點上：一邊是晚年的毛澤東，一邊是剛剛變動的大國格局，兩人的談話，不僅關(guān)乎科學、哲學，也關(guān)乎中國人怎么面對時間、命運和未來。

一、從合肥到普林斯頓：一個科學家的“中國心”

年輕時的楊振寧，生活軌跡幾乎被時代推著向前。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西南聯(lián)大在昆明辦學，他十六歲考入，在那樣艱難的條件下讀書、作研究。幾年之后，他在西南聯(lián)大清華研究院拿到碩士學位，短暫任教，又在一九四五年夏天離開中國，赴美國求學，踏上許多人那時都覺得“走出去就回不來”的道路。

到了美國，他先在芝加哥大學師從物理學大師費米，完成博士論文。之后，進入由奧本海默主持的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與當時世界一流理論物理學家在同一屋檐下工作。那是量子物理學突飛猛進的年代，新的粒子、理論與假設(shè)層出不窮，很多舊有概念被不斷推翻。楊振寧正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和李政道一起，提出宇稱不守恒的大膽設(shè)想，并在一九五七年因為這一成果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獲獎之后，他的名字一下子成了世界物理學界的“招牌”，各國學術(shù)機構(gòu)爭相邀請，他也自然成為媒體追逐的對象?？稍诠猸h(huán)之外，他內(nèi)心對中國的判斷，并非一開始就十分明確。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時，他身在美國，通過媒體、傳聞、親友書信了解國內(nèi)變化，對這一切既好奇，又有不少疑慮。畢竟，那個年代，不同陣營信息不對稱，誤解很多。他早年的價值觀，也還停留在舊中國讀書時形成的一套標準之內(nèi)。

真正的轉(zhuǎn)折，在一九六二年。他到日內(nèi)瓦講學，父親楊武之前往探望。這位長期在上海高校執(zhí)教、親眼見證新中國建設(shè)的知識分子，帶來的不只是團聚，還有一整套新認識。他直言不諱：“很多以前教你的東西，現(xiàn)在得否定，那些過去自以為是的價值標準，其實錯得很厲害?！备缸拥膶υ挷⒉患ち遥瑓s很深刻。楊武之一句“眼睛要放遠點，看清歷史演變的潮流”，讓楊振寧陷入長時間的思考。

有意思的是，就在這之后幾年里，國際局勢也在悄然變化。六十年代后期，中美之間對立雖深，但雙方內(nèi)部對彼此的看法開始出現(xiàn)松動。一九七一年，美國國務院解除美國公民不能去中國大陸的禁令，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信號。楊振寧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盼望已久的“回去看看”的機會真的來了。他既想見父親、親人，也希望親眼看看這個十多年間爭議不斷、又不斷被提及的“新中國”，究竟是怎樣的景象。

那一年，他通過法國轉(zhuǎn)機來到上海，成為首位踏上中國大陸的美籍華裔學者。在上海，他看舊校、訪學人；回合肥，他看家鄉(xiāng)的變化；到了北京，他站在長城上，心里翻涌的情緒，說簡單是“鄉(xiāng)愁”也可以，但又不止如此。長城象征著古老而頑強的中國，他很清楚，無論這片土地上發(fā)生過多少政權(quán)更替、戰(zhàn)亂起伏，世界眼中始終只有一個“中國”，而中國人自己心里，更是如此。

這一趟之后，他產(chǎn)生了一個相當清晰的想法：在中國走向現(xiàn)代科技的過程中，自己不能置身事外。一九七二年，他再次回國，與國內(nèi)學界建立更多聯(lián)系。同一年二月，尼克松訪華，中美關(guān)系出現(xiàn)重大轉(zhuǎn)折，原先堅硬的“冰層”開始開裂。一九七三年，他第三次踏上中國，這一次，等待他的，是一場意料之外的會見。

二、中南海書房：科學、哲學與時間感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盛夏的北京熱氣依舊，但天色將晚時，風終于略微涼了一些。那天傍晚，一輛汽車緩緩駛?cè)胫心虾?。車上坐著的楊振寧，已?jīng)五十一歲，卻少見地有點緊張。他不是沒見過大場面，諾貝爾頒獎典禮上面對國際政要和學界名流，都表現(xiàn)得十分鎮(zhèn)定；但此刻，車窗外掠過的不是陌生街景，而是共和國最高權(quán)力中樞。他知道，自己要見的人，是在這片土地上掀起過數(shù)次歷史巨浪的人物。

同行的是他的老師周培源，當時擔任中國科協(xié)副主席，物理學家出身，早已多次參與國家重大科技和教育決策。兩人坐在車里，一個沉默，一個偶爾從窗外望回車內(nèi)，彼此心里都清楚，這絕非尋常的一次拜會。

車停下后，迎上來的，是周恩來。楊振寧與周恩來早有交往，一九七一年第一次訪華時，周恩來就專門設(shè)宴接待；一九七二年第二次回國，周恩來又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宴請他，認真聽取他關(guān)于加強基礎(chǔ)理論研究的建議。后來周恩來曾對身邊人說，“楊振寧講話實在”，并提到毛澤東也看過他的發(fā)言，對他有所肯定。

簡單寒暄后，周恩來帶著他和周培源走向一間房間，邊走邊說：“主席在他的書房等你呢?！蓖崎T而入，是一間不算大的書房，四面墻上書架林立，桌上、地上也堆著各種書和檔案，角落里一張簡樸木床，沙發(fā)上套著花布。房間氣氛并不莊嚴，反倒像一位愛書老人的起居之所。但滿屋書卷氣背后，隱藏的是無數(shù)重大決策的醞釀和思考。

沙發(fā)上坐著的毛澤東，看到他們進門，緩緩站起身來。那張在新聞照片、紀錄片中無數(shù)次出現(xiàn)的面孔，此刻近在咫尺，神態(tài)卻很平靜。周恩來介紹：“主席，這就是楊振寧博士?！睏钫駥幧锨拔帐郑@一握，相比一年前毛澤東與尼克松在此地握手，外界關(guān)注度當然不可同日而語，可對中國科技界、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其象征意義一樣不小。它表明，國家最高領(lǐng)導人不僅關(guān)注外交、軍事，也重視科學和學者。

毛澤東一開口，語氣就很親切：“你是一名物理學家，對物理學有貢獻，你還小嘛?！睏钫駥広s忙回答：“我五十一歲了。”半開玩笑的稱贊打消了不少拘謹，他在沙發(fā)上坐定，慢慢打量這間書房，同時也調(diào)整自己的情緒。

談話自然從物理學開始。毛澤東提到光量子是否可再分的問題，這個話題在物理學界的討論由來已久，涉及到物質(zhì)究竟能不能無限細分。楊振寧用當時物理界的理解，解釋這一問題在實驗上還沒得到完全回答。毛澤東聽完，接了一句看似隨意的話：“物質(zhì)是無限可分的嘛，如果物質(zhì)分到一個階段變成不可分了，那一萬年以后你們這些科學家干什么呢？”

這句話，聽著幽默，背后卻是毛澤東長期重視的“物質(zhì)無限可分”觀點。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同李四光、錢三強等科學家談過類似問題，明確提出原子、中子、電子這些所謂“基本粒子”，今后還會被進一步分解。實驗暫時做不到，只是條件所限，未來條件改善，自然會有新的發(fā)現(xiàn)。在他看來，“一分為二”“對立統(tǒng)一”的辯證法不僅是社會理論，也適用于自然界。

為了說明自己的理解，毛澤東還拉出了中國古代名家的例子。他提到戰(zhàn)國時的公孫龍、惠施，當時常被稱作“詭辯家”，卻提出過“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的說法。這話表面有點繞，但意思很清楚：無論怎么一半再一半，總還有空間可分，這其實就是某種“無限可分”的樸素概念。還有“飛鳥之影，未嘗動也”的思辨，把運動和靜止的問題搞得既玄妙又有趣。

談到世界中心的問題，他提及惠施所謂“燕之北，趙之南，是為天下之中央”，用來說明概念如何被人“規(guī)定”，而不是天然存在。接著又舉出“白馬非馬”的典故，說馬有白馬、黑馬、大馬、小馬，還有各地不同的馬種，你能看到一匹匹具體的馬，卻看不見一個抽象的“馬”；人與“人”，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這一連串例子，既是毛澤東愛好古典文史的體現(xiàn)，也反映了他喜歡用傳統(tǒng)哲學來思考現(xiàn)代問題的習慣。楊振寧那時坐在對面，一邊聽，一邊在心里比較這種“哲學式”思考和自己習慣的“科學式”推演，兩者差異明顯，卻又有交叉之處。毛澤東說到興起，忽然停下來笑道：“我是經(jīng)常吹這些，你們大概不愿意聽?！睏钫駥庍B忙搖頭，語氣十分誠懇：“主席您看得很遠，把科學實驗和社會問題放在一起考慮，這很重要?！?/p>

其實，毛澤東把“科學實驗”納入實踐范疇的思路，早在一九三七年的《實踐論》中就已提出。他認為，階級斗爭、生產(chǎn)斗爭和科學實驗，共同構(gòu)成了人們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那天晚上，他又自言自語般地問了一句：“沒有科學實驗，行嗎？”看似一句尋常反問，卻在楊振寧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多年后回憶，他認為，這是毛澤東把科學擺在國家實踐核心位置的一種直觀表達，既看眼前，又帶著強烈的前瞻性。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談話并不全是科學與哲學。楊振寧本身自幼喜歡文史詩歌，見到毛澤東，免不了提起《毛澤東詩詞》。他坦率地說，以前也愛讀古詩，但總覺得多少帶著些悲涼，毛澤東的詩不同，氣勢開闊，又有很多獨特的解釋。毛澤東聽到“解釋”二字，馬上擺手，說自己不太愛那些層層注解的玩意兒。他拿《詩經(jīng)》舉例，說幾千年來解的人太多，反而越解越遠，有的甚至離譜到把“鴻”解釋成“蛤蟆”。

屋子里一陣笑聲。氣氛輕松下來后，楊振寧借機提到自己最喜歡的一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lián)Q新天。”他提到，一九七一年第一次回美國講演時，面對一千多名聽眾，在最后特意引用這兩句，說這是新中國精神最好的概括。毛澤東點頭，說那次演講的文字已經(jīng)刊在《參考消息》里，他是看過的。這種互相“引用”，從一個側(cè)面說明，那時中美之間雖然隔閡尚在，可思想和精神上的傳遞，已經(jīng)在悄然進行。

三、“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時間觀與歷史選擇

談話慢慢從科學、詩詞，延伸到國際政治。毛澤東提起美國的專欄作者艾爾索普，說此人評價中國時，曾半開玩笑地感謝上帝造了一個太平洋，把美國和中國隔開了；也因此，蘇聯(lián)對中國特別警惕，因為兩國之間沒有這么一片海洋。說到這些，他一邊用手比劃，一邊略帶調(diào)侃，屋里的人不時發(fā)出笑聲。

表面上是輕松的閑談，實際上談的是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訪華后世界格局的實質(zhì)變化。中美從長期對立走向接觸，蘇聯(lián)夾在中間，傳統(tǒng)的冷戰(zhàn)結(jié)構(gòu)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調(diào)整。楊振寧在美國時，就曾接受《紐約時報》邀請寫文章，分析中美蘇三角關(guān)系未來的重要性，他判斷五年、十年、十五年之后，這三方的互動將成為世界政治的關(guān)鍵軸線之一。

在那篇文章里，他用相當自豪的口吻對美國讀者說，中國雖然貧窮，物質(zhì)不豐富，工業(yè)技術(shù)也落后，但任何認真觀察的人，都能在她身上感受到一種特別的精神。他寫道，這個國家既古老又年輕，看似簡單，卻極其復雜，去過的人會被這種精神打動，會對中國人那種勤勞、自立和不屈的勁頭產(chǎn)生尊敬與佩服。

他還提到，毛澤東在一九六三年寫的《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中，有一句“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zhuǎn)，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痹谒磥恚@幾句最能概括當時中國的精神狀態(tài)。國家剛剛站起來不久，各方面都要重建，一切都來不及按部就班，只能抓緊每一天，不能等，也等不起。這種時間感，被濃縮成“只爭朝夕”四個字，后來幾乎成為一代人的共同心聲。

當天在中南海書房里，當毛澤東以平和的語氣聊起美國政治時，楊振寧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之前的判斷并沒有偏差。社會制度可以不同，但國家之間并非只能全然對立。多年的隔閡正在逐步化解，而他恰好處在一個獨特的位置：既是世界級科學家，又是華人，又在美國長期生活。這種身份，讓他有機會在科學交流、甚至政治互信中發(fā)揮橋梁作用。

有一句對話，在他心里印象很深。一九七二年，他在北京和周恩來談話時，弟弟提到想勸他回國定居。周恩來并沒有立刻表示贊同，反而勸他不要急著做決定，以他當時的身份，多做些中美科技交流，對雙方都更有價值。一九七三年這晚，毛澤東也以類似的方式表達了這種期望，沒有硬性要求，只是委婉地把“希望你多做橋梁”的意思示意得很清楚。

談話臨近尾聲時，楊振寧提到自己第二次訪華時去延安，在王家坪看到一張毛澤東和毛岸英談話的老照片。他剛一說，毛澤東微微瞇起眼睛，像是回到了那段戰(zhàn)火連天的歲月。過了一會兒，他忽然說了一句：“我說富了不好，窮一點好，蔣介石就比較富。”這句話看似簡單，卻透露出他對當年較量的一種概括：物質(zhì)條件雖差，卻不一定是致命弱點，有時候反而錘煉了隊伍的意志和作風。

這時候，楊振寧提到了自己的岳父杜聿明。杜聿明曾是國民黨高級將領(lǐng)，在淮海戰(zhàn)役中擔任重要指揮，后來被人民解放軍俘虜，關(guān)押于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楊振寧說，自己結(jié)婚時，以為岳父早已在戰(zhàn)火中遇難，直到多年后再回國才得知他尚在人世。他轉(zhuǎn)述岳父的話：“當年國民黨軍隊和共產(chǎn)黨軍隊打仗，一點希望都沒有。”此時杜聿明已經(jīng)七十歲，對新中國的態(tài)度與昔日完全不同，對舊日成敗，也有了另一個角度的認識。

毛澤東聽完，只是輕輕笑笑。那場淮海戰(zhàn)役，不僅決定了國共雙方的命運，也改寫了包括杜聿明在內(nèi)諸多將領(lǐng)的一生。對于一九四八年寫《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毛澤東來說，這段往事既熟悉又遙遠。如今，昔日“對手”的女婿站在眼前，談的是科學、文化，談的是中美關(guān)系，也是歷史的某種輪回。

毛澤東忽然說道：“你見了他，代我問他好?！边@句話不復雜，卻有分量。它既是對一個老對手的問候，也是對一個曾經(jīng)選擇不同道路、后來又選擇合作的人的肯定。楊振寧連連點頭，表示這是他的榮幸，并補充說岳父對新中國的成就很有信心，理解程度甚至超過許多老朋友。兩代人的經(jīng)歷、兩種政治立場，最后在一個新的時代背景下重新交匯，的確帶有一點歷史的戲劇感。

四、個人命運與時代精神的交織

圍繞杜聿明，楊振寧腦海里浮現(xiàn)的是一連串相互交織的往事。一九五七年，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傳來，北京和臺北幾乎同時行動。北京方面，由周恩來安排他的老師張文裕去考察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的情況，順便聯(lián)系杜聿明；臺北方面，蔣介石則召見他的岳母曹秀清，希望通過她把楊振寧“拉到”臺灣來。

然而，時間稍微往前推一年，局面已經(jīng)發(fā)生微妙變化。一九五六年，在中央領(lǐng)導關(guān)懷下，杜聿明已經(jīng)和遠在美國的女兒杜致禮取得聯(lián)系。當杜致禮收到父親從功德林寄來的信，看到那熟悉又陌生的字跡時，情緒難以抑制。她寫信給母親，說“老朋友很關(guān)心您”，其實已經(jīng)是在傳遞一個非常明確的信息——這位昔日國民黨將領(lǐng)在新中國的處境，與很多人想象的完全不同。

此后幾年，杜聿明不斷寫信給女兒、女婿和妻子，詳細描述自己在功德林的學習、生活以及親眼看到的新中國建設(shè)成果。他漸漸從一個堅定的反共將領(lǐng)，變成愿意坦然面對過去戰(zhàn)爭、承認錯誤、擁抱新制度的人。這不是一兩句話的轉(zhuǎn)變，而是多年思想改造和現(xiàn)實對比的結(jié)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他被列入第一批特赦戰(zhàn)犯；一九六三年，曹秀清回到大陸，一家人終于在北京團聚。

另一方面，中央對楊振寧的態(tài)度也十分明確。一九五七年，他在斯德哥爾摩領(lǐng)獎時，張文裕奉命前往祝賀。臨行前，張文裕到功德林向杜聿明通報這一消息，并征求意見，看能否以岳父名義寫信表達祝賀。杜聿明沒有猶豫，這封信后來順利轉(zhuǎn)交，成為跨越大洋的一條獨特紐帶。幾年之后，一九六二年楊武之赴日內(nèi)瓦見兒子前，也專門去功德林會見杜聿明，兩家人的人生軌跡，就這樣在戰(zhàn)爭之后、和平年代再次交織。

當一九七一年楊振寧以美籍華人學者的身份回國探親、訪問時，這一連串歷史已經(jīng)在背后悄然鋪墊。對他來說，祖國不再只是記憶中的合肥、昆明和舊日課堂，也不只是紙面上的政治宣傳或批評，更是父親、岳父、老師、同學共同經(jīng)歷、共同評價的真實社會。正是在這一層層交織的關(guān)系中，他對“新中國”三個字的感受，變得更具體，也更復雜。

回到那一九七三年的夜晚，談話不知不覺持續(xù)了一個半小時。屋外天色已經(jīng)徹底暗下來，夏夜特有的悶熱被書房里的燈光壓住一些。楊振寧意識到時間不短，便起身告辭。毛澤東送到門口，語氣依舊平和，卻帶著肯定：“你對世界是有貢獻的。”這句話分量很重，但他說得很自然，沒有任何夸飾。楊振寧趕忙連連擺手，說“過獎，不敢當”。

走到門口前，他想起在國內(nèi)各地看到的很多標語，“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幾乎隨處可見。于是忍不住說：“毛主席，我也祝您萬壽無疆。”毛澤東笑了笑，搖頭回應：“你不要這么講，這句話不對，不科學。”這一問一答，既帶著幽默，又透出一種對于生死、時間的樸素認識。對于提倡“只爭朝夕”的人來說，“萬壽無疆”這種夸張的祝愿，確實有違他理解的“科學”。

從中南海出來，車子穿過燈火通明的街道。車窗外，人群在夜色中來往，路邊霓虹閃動。楊振寧望著這一切，心里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感受。他已經(jīng)離開中國二十多年，如今再次親眼看見這個國家，以一種不完美卻堅實的狀態(tài)向前走。他想到書房里那一句“沒有科學實驗，行嗎”，想到“物質(zhì)無限可分”的哲學趣談，又想到“只爭朝夕”的詞句，隱約覺得，這里蘊藏著一種獨特的“中國時間觀”。

此后的幾年，他幾乎每年都要飛越大洋回到中國，參加學術(shù)會議，推動中美高校之間的交流，幫助國內(nèi)培養(yǎng)年輕的物理學人才。有些往返是公開報道的，有些則不為大眾熟知，但持續(xù)時間之久、密度之高，都足以說明他在心里作出的選擇。用他后來寫下的那句“物競天擇爭朝夕”來描述，也并不為過。

值得一說的是，一九七八年那趟飛往拉薩的航程上，他望著南迦巴瓦峰寫下的那首短詩，字面上說的是大自然的壯闊、歷史的變幻，但詩尾那句“爭朝夕”，顯然呼應著多年前聽到的那句詞?！耙蝗f年太久，只爭朝夕”，從毛澤東詩詞中走出，落到一個物理學家的筆端，再被更多人引用，逐漸演變成一種被廣泛認同的精神提煉。

縱觀楊振寧的一生，科學成就固然耀眼，而在許多四五十歲以上的讀者看來，他與毛澤東那次談話、他在中美之間來回奔走的那段經(jīng)歷，同樣值得注意。這里面不僅有個人命運的曲折，也折射出新中國在建國后幾十年里，對知識、對科學、對時間的態(tài)度變化。用一句略帶主觀的評價來說，毛澤東提出的“只爭朝夕”，不僅是一位政治家的行動口號，也成了不少知識分子面對時代時的一種心理支撐。

那場一九七三年的書房談話，結(jié)束時并沒有豪言壯語，也沒有對后世的刻意“留話”。對參與者而言，當時不過是夏夜里一次談笑風生、內(nèi)容密集的會面。然而，事后多年，每當有人提起“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這句詞時，總會想到那間書房、那位晚年的領(lǐng)袖，以及那位后來不斷往返于大洋兩岸的物理學家。歷史的細節(jié)，就是在這樣的記憶與復述中，一點點被連接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