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馨仝、湯絮

商業(yè)秘密刑事案件的顯著特點在于技術問題與法律問題高度交織，不同案件所涉及的技術內容往往呈現出明顯的個案化、專業(yè)化乃至行業(yè)前沿化特征，由于相關技術判斷超出一般司法認知范圍，僅憑司法機關辦案人員或律師自身的知識儲備通常難以對涉案技術問題作出準確、全面的判斷，因而有必要引入具備相應專業(yè)能力的第三方鑒定機構，對案件所涉技術問題進行專業(yè)化分析，為司法機關查明案件事實、正確適用法律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撐。

實踐中，侵犯商業(yè)秘密類案件的司法鑒定尤其集中于非公知性鑒定與同一性鑒定兩個方面：非公知性鑒定，系對權利人主張的涉案信息是否“不為公眾所知悉”進行專業(yè)判斷，該要件直接關系商業(yè)秘密是否成立，缺乏秘密性的技術信息自然不可能成為受法律保護的商業(yè)秘密。同一性鑒定，則是通過對比分析權利人主張保護的信息與被控侵權人實際使用的信息，判斷二者是否相同或者構成實質性相同，從而為認定是否存在侵權行為提供技術依據。

此外，在部分案件中，鑒定機構還會圍繞權利人損失情況出具評估意見，相關鑒定結論往往直接影響案件是否達到刑事立案追訴標準，乃至法院對量刑幅度的判斷。正因如此，對司法鑒定意見的程序合法性、技術方法的科學性以及結論的證明力進行嚴格審查，已成為商業(yè)秘密案件審理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

一、從權利人角度看秘密點如何主張

在商業(yè)秘密案件中，鑒定結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權利人對“秘密點”的主張方式。秘密點的主張是否清晰、具體、合理，直接影響非公知性鑒定與同一性鑒定的結論。從實務角度看，權利人在主張秘密點時通常需要重點考量以下因素：1.秘密點的表述是否清晰明確，是否能夠指向具體、可識別的技術信息；2.該秘密點是否能夠得到相應載體的支持，如技術文件、數據、實物等；3.秘密點所覆蓋的技術范圍是否適當，既避免過于抽象，也防止過度細化；4.該秘密點所對應的商業(yè)價值及潛在損失是否具有現實基礎；5.秘密點在同一性鑒定中是否具備可比性；6.圍繞秘密點主張所產生的鑒定成本與訴訟成本是否可控。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非公知性鑒定中的秘密點主張，與同一性鑒定中的技術比對，在邏輯上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一方面，權利人在主張秘密點時披露的技術細節(jié)越充分，越有利于證明相關信息不為公眾所知悉；但另一方面，技術細節(jié)越具體，其與被控侵權人使用的信息被認定為相同或實質相同的空間反而可能縮小。因此，權利人應在充分理解案件事實、技術路徑與商業(yè)價值的基礎上，對秘密點的內容與范圍作出精準、克制的界定，以實現非公知性與同一性判斷之間的合理平衡。

二、從抗辯視角審查鑒定意見

從抗辯視角看，對司法鑒定意見提出異議是侵犯商業(yè)秘密案件中一項常見的防御路徑。鑒于商業(yè)秘密案件高度依賴技術判斷，鑒定意見往往處于證據體系的核心位置，甚至在實踐中對案件定性、定罪產生決定性影響。實踐中，對鑒定意見的異議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鑒定程序是否合法，包括鑒定機構是否具備法定資質、是否依法接受委托、鑒定人是否符合資格要求及是否存在應當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二是檢材取證及來源是否合法、規(guī)范，鑒定所依據的技術資料、樣本是否存在取證程序違法、來源不明或真實性存疑的問題；三是鑒定依據是否充分、方法是否科學，尤其是在非公知性檢索范圍設定、同一性比對路徑選擇、技術特征拆解方式等關鍵環(huán)節(jié)，是否存在明顯偏差或方法論缺陷；四是鑒定結論本身是否具備邏輯自洽性，是否存在以推定代替論證、以結論倒推理由等不當情形。

在入庫案例（2015）蘇知刑終字第00012號汪某某侵犯商業(yè)秘密宣告無罪案中，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即圍繞鑒定意見的檢材來源、鑒定結論的客觀真實性以及損失鑒定的科學性，全面審查了相關鑒定意見的可采性。該案中，公訴機關主要依據工信部司法鑒定意見，認定涉案履帶行走裝置技術信息構成不為公眾所知悉，并據此結合價格鑒證意見認定權利人損失已達到刑法規(guī)定的入罪標準。然而，二審法院指出，鑒定所依據的部分技術說明和技術圖紙并未在此前鑒定中明確體現，且部分圖紙標注的單位并非權利人自身，相關檢材是否真實反映權利人技術信息本身即存在疑點。在未對檢材與權利人產品實物進行充分對比勘驗的情況下，僅憑權利人單方提供的技術資料即作出鑒定結論，難以排除合理懷疑?；谏鲜隼碛?，法院對工信部司法鑒定中關于涉案技術信息“非公知性”的認定未予采信。

此外，二審法院對損失數額鑒定意見亦進行了嚴格審查。法院認為，鹽城某鑒定機構在未掌握涉案履帶總成完整圖紙及配件清單的情況下，僅依據委托單位提供的參數對外詢價，所形成的價格鑒證意見無法排除將動力系統(tǒng)等不屬于涉案秘密點范圍的利潤一并計入的可能性。同時，從利潤結構看，單一部件的利潤率明顯高于整機利潤水平，亦不符合一般商業(yè)邏輯，其客觀真實性存在重大疑問。鑒于損失鑒定結論存在上述疑點，法院最終認定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權利人損失數額達到刑法規(guī)定商業(yè)秘密犯罪50萬元以上的入罪標準。

上述裁判例證表明，在商業(yè)秘密案件中司法鑒定意見并非當然具有決定性效力，無論是針對非公知性、同一性的技術鑒定，還是針對損失數額的價格、利潤鑒定，均應嚴格審查鑒定材料的來源是否合法、是否真實反映權利人的技術信息，以及鑒定方法和計算基礎是否客觀、合理。辯護人通過對鑒定意見進行系統(tǒng)審查，不僅可能削弱其證明力，亦可能直接動搖案件事實認定的基礎，從而對案件走向產生實質性影響。

三、從典型案例看不同技術領域鑒定意見的認定

在侵犯商業(yè)秘密案件中，不同技術領域的信息形態(tài)、可公開程度以及技術比對路徑存在顯著差異，相應地，司法鑒定在方法選擇、論證重點及其可采性審查標準上也呈現出明顯差別。因此，有必要結合典型裁判案例，從具體技術類型出發(fā)，梳理法院在審查鑒定意見時所關注的關鍵要點。

（一）機械裝置類技術信息的鑒定審查

一般而言，機械裝置要形成可受保護的技術秘密，不能僅停留在零部件的外在結構或組合關系層面，而應當包含無法通過一般觀察、測繪或拆解手段直接獲得的技術信息，這類信息通常體現為關鍵部件的尺寸公差、配合關系、技術參數、工藝流程、試驗條件、技術改進要點等。正因如此，單純圍繞裝置“結構”“位置”“配置關系”等進行描述的鑒定意見，往往難以滿足非公知性認定的要求，這一點在司法實踐中已有明確裁判立場?！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審理侵犯商業(yè)秘密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四條第二項即指出，若相關信息僅涉及產品尺寸、結構、材料、部件的簡單組合等內容，且所屬領域相關人員通過觀察上市產品即可直接獲得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該信息為公眾所知悉。

在（2017）蘇02刑終38號蔣光輝侵犯商業(yè)秘密罪案中，法院即對機械裝置類鑒定意見的證明力進行了嚴格審查。該案中，鑒定意見在歸納秘點1、2時，主要圍繞“可離合移動副”的往復直線運動、“擺動油缸”的擺動幅度，以及尾氣進出裝置的運行過程等現象性特征展開描述，并輔以濾板與風機參數匹配的結論性判斷。然而，鑒定意見并未進一步說明上述機械運動背后的具體技術方案，亦未涉及實現該功能所需的工藝原理、理論計算方法、實驗數據、排放指標檢測等核心技術內容。法院據此認為，該鑒定意見實際上只是對設備運行狀態(tài)的表層描述，并未揭示任何具有秘密性的技術信息，相關內容完全可能通過對公開設備的觀察和測試直接獲得，因而不具備非公知性?；谏鲜隼碛?，法院對該鑒定意見未予采信。

（二）技術圖紙類技術信息的鑒定審查

在制造業(yè)及裝備領域，技術圖紙往往是技術秘密的重要載體。司法實踐中，權利人既可以主張圖紙所記載的全部技術信息的集合屬于技術秘密，也可以主張其中特定技術信息構成技術秘密。只要權利人所主張的技術秘密內容能夠通過圖紙明確指向具體、可識別的技術方案，即可認定其秘密點主張具有明確性與可識別性。而在進入鑒定比對階段后，司法判斷的重點通常在于通過系統(tǒng)性分析，審查被控侵權人所使用的圖紙是否與權利人圖紙在整體結構及關鍵技術細節(jié)上呈現出高度一致性。

例如，在（2022）最高法知民終719號大連某吊具有限公司與大連某機電設備有限公司侵害技術秘密糾紛中，針對不正當獲取行為的認定，法院即以鑒定比對結論為基礎，對雙方圖紙進行了系統(tǒng)性審查。比對結果顯示，雙方提交的總圖及各部件圖在形狀、樣式、布局、尺寸、序號、技術參數、工藝要求等方面均一一對應，相關技術要求的文字內容、排列順序等細節(jié)基本相同。同時，雙方圖紙中存在完全相同的編號錯誤及部件標注差錯，屬于在正常獨立研發(fā)情形下難以偶然出現的一致性特征。在被控侵權人無法就圖紙來源作出自行研發(fā)、反向工程等正當來源解釋的情況下，法院據此認定其圖紙系在不當獲取權利人圖紙的基礎上修改形成。

該案表明，在以技術圖紙為載體的技術秘密案件中，司法鑒定更加關注圖紙整體結構的一致性、關鍵技術細節(jié)的重合程度等客觀比對結果。圖紙內容的高度雷同，尤其是錯誤特征的同步出現，通常構成判斷相關技術信息是否來源一致的重要技術信號。

（三）計算機軟件源代碼類技術信息的鑒定審查

在涉及計算機軟件的技術秘密或相關知識產權糾紛中，司法鑒定的核心問題通常集中于軟件是否構成相同或實質性相似，而源代碼的直接比對在實踐中往往因取證、保密等原因難以實現，因而目標代碼的比對結論在鑒定審查中具有重要意義。如何正確理解源代碼與目標代碼之間的對應關系，并據此判斷軟件同一性或實質相似性，是該類案件中技術裁判的關鍵所在。

在（2020）最高法知民終1477號北京威速科技有限公司與浙江互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糾紛中，最高人民法院圍繞源代碼與目標代碼的關系，明確了軟件同一性鑒定的基本審查規(guī)則，該分析思路對商業(yè)秘密案件中軟件類鑒定意見的審查同樣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法院指出，在相同編譯環(huán)境下，一個源程序只能轉換成唯一對應的目標代碼，而相同的目標代碼在通常情形下亦來源于相同的源代碼。相同的源代碼可以通過不同編譯環(huán)境生成不同的目標代碼，因此目標代碼不同不能簡單等價于源代碼不同；但反之，目標代碼完全相同，原則上可以推定源代碼相同。

基于上述技術原理，在被控侵權人未能提供合理反證的情況下，若雙方軟件的目標代碼完全相同，應當認定相關計算機軟件構成相同；或者目標代碼達到實質性相同程度，且結合其他證據能夠形成完整證明鏈條的情形下，亦可認定軟件構成實質性相似。該案中，被告雖主張版本差異等抗辯理由，但未能提交可編譯出涉案目標代碼的源程序，亦無法合理解釋目標代碼結構高度一致的事實，法院據此認為相關鑒定意見結合其他證據已足以證明雙方軟件在整體結構和核心表達上構成實質性相似，從而確認侵權成立。

本文圍繞商業(yè)秘密刑事案件中司法鑒定的運用與審查展開，系統(tǒng)梳理了秘密點主張的關鍵要點、抗辯視角下鑒定意見的審查路徑，以及機械裝置、技術圖紙、計算機軟件源代碼等不同技術領域的鑒定特點。司法鑒定作為商業(yè)秘密案件中連接技術事實與法律適用的重要橋梁，直接影響案件事實認定的準確性與法律適用的公正性，各方主體均需在實踐中予以高度重視，以確保技術事實的查明建立在客觀、科學、可驗證的基礎之上。

下一篇，我們將繼續(xù)圍繞商業(yè)秘密刑事案件的實務難點，探討侵犯商業(yè)秘密案件中的有效抗辯路徑，以期為當事人構建完整、系統(tǒng)、可操作的辯護體系。

王馨仝，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曾在英國倫敦國際刑事、國際商事大律師事務所、黎巴嫩特別刑事法庭、塞拉利昂特別刑事法院、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工作，最高人民檢察院“控告申訴檢察專家咨詢庫”特聘專家律師，最高人民檢察院聽證員，北京市律師協(xié)會涉外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公益法和法律援助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法學會犯罪學研究會會員，法制日報律師專家?guī)炻蓭?，西北政法大學刑事辯護技能培訓項目導師，曾作為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代表參加司法部主辦“涉外律師人才高級研修班”集訓。著有《說服法庭：訟辯高手進階指南》，法律出版社，ISBN：9787519764821；合著《刑事辯護教程》涉外刑事案件的辯護一章，北京大學出版社，ISBN：9787301345009。

王律師具有豐富的國際和國內刑事訴訟經驗，深耕重大復雜經濟犯罪、涉外刑事訴訟、職務犯罪、互聯網犯罪白領犯罪及企業(yè)合規(guī)業(yè)務領域，所代理的多起案件取得了良好的辯護效果。

湯絮，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實習生，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