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徐偉

摘要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中，“銷售金額”的認定是決定罪與非罪、罪輕與罪重的核心，卻在司法實踐中充滿爭議。本文以一起涉及防火材料的承辦案件為引，結合相關判例與司法解釋，從法理層面深入辨析銷售金額計算中關于附加費用、可拆分產品合格部分及稅費扣除的三大核心爭議。文章旨在厘清法律適用標準，并從辯護律師的實務視角，為企業(yè)提供刑事風險防范建議，以期在嚴厲打擊犯罪的同時，確保刑法謙抑性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貫徹。

關鍵詞：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銷售金額；司法認定；刑事辯護；企業(yè)合規(guī)

一、問題的提出：從一個實務案例談起

在筆者近期承辦的一起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件（下稱“李某案”）中，銷售金額的認定成為了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該案的基本事實并非復雜，但涉案金額的計算卻一波三折，充分暴露了司法實踐在處理此類問題時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不僅關系到被告人最終的刑罰輕重，更促使我們深入思考：作為定罪量刑核心依據(jù)的“銷售金額”，其法律內涵與外延究竟為何？

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四十條的規(guī)定，本罪以“銷售金額”作為核心的定罪量刑標準。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10號，下稱《解釋》）第二條進一步明確，“銷售金額”是指“生產者、銷售者出售偽劣產品后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這一“總額原則”的確立，旨在體現(xiàn)立法者對該類犯罪社會危害性的評價重心在于非法交易的規(guī)模，而非犯罪分子的凈收益。然而，當這一原則遭遇復雜的商業(yè)模式時，其適用邊界便產生了諸多爭議。本文將聚焦于其中最核心的三大爭議——附加費用、合格部分與稅費的扣除問題，展開法理與實務的探討。

二、銷售金額認定的核心爭議辨析

（一）附加費用：勞務價值能否從產品銷售額中剝離？

在包含安裝、運輸?shù)确盏摹鞍ぐ稀焙贤?，將服務費用計入產品銷售金額，可能導致刑罰的過當。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規(guī)制對象是“產品”本身，而運輸、安裝等服務本質上是一種勞務提供，其價值是否應被評價為“偽劣產品”的銷售額，值得商榷。

司法實踐對此問題的處理呈現(xiàn)出精細化的趨勢。對于運輸費用，需區(qū)分其在交易中的呈現(xiàn)方式。在“包郵”模式下，運輸成本被銷售者內化為產品定價的一部分，被視為一種營銷策略，類似于廣告費用，司法機關通常不予扣除[1]。然而，若銷售合同明確區(qū)分了貨款與運費，且運費由第三方物流公司收取，則為該部分費用的剝離提供了空間。

對于安裝費等技術服務費，其剝離可能性的關鍵在于“勞務獨立性”的判斷。如果安裝服務具有明確的行業(yè)取費標準，且被告人確實投入了真實的勞務成本，而非借安裝之名行產品加價之實，辯護方即可有力主張?zhí)蕹@部分非產品對價。在筆者檢索到的熊某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中，公訴機關在計算銷售金額時，便主動扣除了合同總價中的安裝費和管理費，法院最終采納了該意見，并在判決書中明確指出此舉“充分考慮到了歸屬于被告人的權益”。這為辯護實務提供了寶貴的判例支持。

（二）可拆分產品：合格部分的價值應否剔除？

當一個組合產品由合格部件與偽劣部件共同構成，或在一次交易中同時銷售了合格產品與偽劣產品時，是否應將合格部分的價值從犯罪金額中剔除，是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下的核心議題。

對此，司法實踐中存在兩種不同的裁判思路。一種是“整體計算說”，認為既然產品以一個整體的形式出售，只要核心部件不合格導致整個產品被評定為“偽劣”，就應以整體銷售價格計算犯罪金額。例如，在熊某某案中，法院認為防火窗中的鋁合金窗框和防火玻璃屬一個整體，不可能分開計算其銷售金額。另一種是“區(qū)分計算說”，該觀點認為，在能夠清晰區(qū)分偽劣產品與合格產品的情況下，應當進行區(qū)分，僅對偽劣產品部分的銷售金額追究刑事責任。在代某某、江蘇某某制品有限公司銷售偽劣產品案中，公訴機關僅將偽劣型號的不銹鋼銷售額認定為犯罪數(shù)額，而未將其中混同銷售的合格型號產品計入，這一做法得到了法院的認可。最高人民檢察院發(fā)布的典型案例也反復強調“剔除正品數(shù)據(jù)”的精準化要求，例如在潘某生產、銷售偽劣干粉滅火器案中，辦案機關通過涉案工作人員電腦中補充提取陳某某生產、銷售的滅火器筒體統(tǒng)計表，并結合潘某某、陳某某的供述以及潘某某的銀行交易流水等證據(jù)，扣除陳某某生產、銷售的厚度符合國家標準的1.17mm滅火器筒體2282具，明確剔除了正品滅火器金額[2]。

筆者認為，“區(qū)分計算說”更符合現(xiàn)代刑事司法的精神。刑法評價的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犯罪行為，對于被告人的合法經營行為，不應納入刑法打擊的范圍。當一個產品由多個獨立部件構成，且能夠提供明確證據(jù)（如采購合同、發(fā)票、價格清單等）證明各部件的獨立價值時，強行將合格部分的價值捆綁計入犯罪金額，不僅有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也混淆了罪與非罪的界限。

（三）稅費：國家稅款能否成為“違法收入”？

請求從銷售金額中扣除增值稅等稅費，是此類案件辯護中常見的訴求。辯方的主要理由是，稅費最終歸于國家財政，并非行為人的“違法收入”。然而，從現(xiàn)行司法解釋及最高法院的答復來看，這一主張通常難以獲得支持。

在計算本罪銷售金額時，通常不扣除增值稅銷項稅額。首先，偽劣產品的交易本身是非法的，其產生的所謂“稅款”在法律性質上無法被認定為受法律保護的正常財政收入。如果允許扣除稅費，則意味著法律變相承認了非法交易中稅收成本的合法性，這與嚴厲打擊制假售假行為的刑事政策背道而馳。其次，從法益侵害的角度看，受害人因購買偽劣產品所支付的資金總量（含稅價）即為其遭受的直接財產損失，也是非法交易所侵占的市場資源總量。最后，也有法院觀點認為，這部分稅款視為犯罪成本，不應予以扣除。因此，司法實踐普遍認為，即便被告人能夠證明其已繳納相關稅費，也僅可將其作為量刑時的酌定從輕情節(jié)，而非在犯罪數(shù)額中直接扣減。

三、辯護律師的實務應對與企業(yè)的風險防范

面對銷售金額認定的復雜性，辯護律師應采取精細化的辯護策略，而企業(yè)則應建立系統(tǒng)性的合規(guī)防火墻。

（一）辯護實務應對策略

1.證據(jù)審查是基礎：辯護律師應將證據(jù)審查作為切入點，仔細核查涉案合同、財務憑證、送貨單、驗收單等全部書證。重點關注：合同中對產品價款、安裝費、運輸費等是否有明確區(qū)分；產品清單是否能夠證明各組成部件的獨立價值；實際收款金額與合同約定金額是否存在差異等。

2.法律適用是關鍵：在庭審辯論中，應緊扣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有力援引支持“區(qū)分計算”的權威判例（如代某某案、最高檢指導案例等），并結合學理分析，向法庭充分論證扣除附加費用和合格部分價值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3.借助“外腦”輔助：在產品構成復雜、價值難以區(qū)分的情況下，可以申請具有專業(yè)知識的人作為專家輔助人出庭，就涉案產品的可拆分性、各部件的獨立價值、行業(yè)計價標準等問題發(fā)表專業(yè)意見，為法庭作出有利認定提供參考。

（二）企業(yè)刑事風險防范建議

1.產品質量是生命線：企業(yè)必須建立嚴格的全流程產品質量管控體系，從源頭把控供應商資質，加強進貨檢驗和出廠檢驗。對于消防產品、食品藥品等直接關系公共安全和生命健康的領域，更應保持高度警惕，確保產品符合國家強制性標準[3]。

2.合同管理是防火墻：在簽訂銷售合同時，應明確區(qū)分產品價款與安裝、運輸?shù)确召M用，并分別列明。對于組合式產品，應在合同附件中詳細列明各組成部分的規(guī)格、型號和單價。規(guī)范的合同管理，是隔離風險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3.合規(guī)經營是根本：企業(yè)家應樹立“合規(guī)創(chuàng)造價值”的經營理念，不以犧牲產品質量為代價追求短期利潤。在發(fā)現(xiàn)產品存在質量問題時，應主動采取召回、更換、賠償?shù)妊a救措施，并及時向監(jiān)管部門報告，積極消除危害后果。這些行為不僅是企業(yè)社會責任的體現(xiàn)，也是在潛在刑事訴訟中爭取從寬處理的重要情節(jié)。

四、結語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中銷售金額的認定，不僅是一個技術性的計算問題，更是一個關乎刑法理念與司法政策的價值判斷問題。司法實踐中對附加費用、合格部分價值的精細化審查和區(qū)分處理，體現(xiàn)了在嚴厲打擊經濟犯罪的同時，對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和刑法謙抑精神的堅守。作為法律共同體，我們期待相關司法解釋能夠進一步細化和明確銷售金額的計算標準，為司法機關提供更清晰的指引，也為企業(yè)的健康發(fā)展營造更穩(wěn)定、更可預期的法治環(huán)境。

參考文獻

[1]最高人民檢察院.(2022).三維度考量知識產權犯罪“違法所得數(shù)額”.https://www.spp.gov.cn/spp/zscqjcfwbzcx/202202/t20220217_555090.shtml

[2]最高人民檢察院.(2025).檢察機關依法懲治制售偽劣商品犯罪典型案例
.https://www.spp.gov.cn/xwfbh/dxal/202503/t20250314_690481.shtml

[3]最高人民檢察院.(2024).檢察機關依法懲治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犯罪典型案例
.https://www.spp.gov.cn/xwfbh/dxal/202403/t20240314_649503.shtml

徐偉，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北京律協(xié)優(yōu)秀辯護律師 ，北京青年刑辯法庭大賽冠軍 ，最高檢刑事申訴律師庫律師。

山東大學法學院碩士，北京市律協(xié)智庫委員，重大復雜案件研究組成員。作為業(yè)內以“靠譜、專業(yè)、有拼勁”著稱的新生代刑辯專家，徐律師長期深耕疑難復雜案件的攻堅。不僅在新型網(wǎng)絡犯罪領域建樹頗豐（著有《網(wǎng)絡犯罪案例研究》），更專攻高端經濟犯罪，業(yè)務深度覆蓋稅務、金融、走私、高管職務犯罪、重大食藥、復雜刑事資產定性及刑事財產保全與執(zhí)行等高凈值領域。

其代理案件多次引發(fā)行業(yè)關注，曾入選最高檢典型案例、被寫入最高檢官方報告，并入圍“全國十大無罪辯護經典案例”評選，多次成功幫助當事人獲不起訴、無罪及國家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