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20年，還你10個南德集團！”“把喜馬拉雅山炸開50公里，讓西藏變江南！”

很難想象，如此這是牟其中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便提出來的想法。

提起他，人們總會將其和“中國首騙”聯(lián)系起來，因為他總是會說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但又總是將其說的讓人真假難辨。

不過，他也是做出過一些驚天舉動的，比如他用罐頭換來了飛機，用300塊錢成立了一家公司。

但由于經營不善，也曾三次鋃鐺入獄，最后一次出獄，已經76歲的高齡。

那么，他傳奇的經歷都有哪些呢？出獄后的他怎樣了？

要理解牟其中這個人，不能只盯著幾樁“天才操作”，得看他一貫的底層打法——用時間差賭博。

最典型的是被神話了無數次的“罐頭換飛機”。

1989到1992年，蘇聯(lián)解體前后資源大甩賣，一邊是川航急缺運力，一邊是國內工廠堆滿賣不動的罐頭、暖水瓶、座鐘。

換個普通商人，可能就做點中小貿易，掙點差價算了，但牟其中直接“上大桌”。

用500車皮滯銷輕工品去換4架圖-154客機。

關鍵不是膽大，而是他手里根本沒錢。

整套操作靠的是“先有合同再找貨、先吹概念再找錢”，拿著和川航、和蘇方的合同去找國企、地方政府賒貨，或者套銀行資金，再指望飛機到手之后賣票、賣股權把錢補回來。

說白了，就是一場多環(huán)節(jié)、多主體的時間差連環(huán)賭。

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出錯，貨出不去、飛機到不了、錢回不來，整盤就崩。

結果命好，賭對了，飛機真的飛來了，貨順利出掉，中間賺了上億。

那是1992年，一個億能把人直接送上神壇。

可問題在于，這種玩法不是建立在穩(wěn)定現金流和風控上的經營，而是拿信用、法規(guī)和運氣做籌碼的豪賭。

而且這種賭性，早在他1983年就已經有苗頭，當年在重慶發(fā)現仿制座鐘在上海能賣出高價，跨地倒騰賺了8萬，緊接著因為“投機倒把”進去蹲了一年。

按理說，這樣的撞墻經歷應該讓人收斂一點，他卻從中學到了相反的東西：只要膽子夠大、敢踩線上跳，社會的縫隙就能變成自己的跳板。

從座鐘到飛機，邏輯一脈相承，只是賭注越來越大。

飛機這把賭贏了，徹底摧毀了牟其中對常識的敬畏。

他開始把自己當成能改造地球的“設計師”，不滿足于做具體生意，而是迷上了用驚世駭俗的“大項目”忽悠資源、撬動金融。

最典型的是那個后來經常被人當成笑話提起的“炸開喜馬拉雅山”。

要炸出一個口子把印度洋暖濕氣流引進來，讓青藏高原變成沃野。

這種說法，對任何學過一點地理、地質的人來說都是天方夜譚，但在90年代那個“只要能招商就好”的語境里，反而很對某些地方官員的胃口。

他們需要一個足夠震撼的故事去爭取中央關注、拿到政策和貸款。

而牟其中最擅長的，就是編這種超綱故事。

比如在滿洲里，他講“打造北方香港”的故事，對外放話要砸100億，地方政府一高興，批給他10平方公里地，寄望他建出一個新城市。

幾年下來，實際投入不過兩三千萬，項目虎頭蛇尾，地收不回來，地方爛攤子收場。

能做成衛(wèi)星發(fā)射那單生意，給尼日利亞打通信衛(wèi)星，確實賺了幾千萬美金，這在當時堪稱“中國民企敢干第一單”，等于是吃了最早一批“太空經濟”紅利。

但成功本身并沒有幫助他建立起現代企業(yè)制度和風險觀念，反而成了他“我就是那關鍵的1度，專門點燃99度水”的理論支撐。

他公開宣稱要收購那些“就差一點就能成功”的國企，自封成“國企救星”。

可實質上，他手里并沒有足夠的真金白銀，也沒有成熟管理團隊，只能不斷用更大的概念去壓住前面的窟窿。

這邊講“北方香港”，那邊吹“喜馬拉雅計劃”，再往后就是一個又一個跨區(qū)域、跨行業(yè)的超大餅。

所謂“收99度的企業(yè)，再加1度”，在當時更多成了地方政府給他輸血、銀行愿意給他開口子的心理安慰，大家都自我催眠：也許這次他還能像換飛機那樣搞出奇跡。

但現實是，現金流并沒有跟上他畫餅的速度，空頭支票越開越多，真金白銀的收入卻沒那么夸張，資金窟窿遲早要爆。

真正壓垮牟其中的，是他把那套“時間差空手道”伸進了銀行信用體系。

1995年前后，為了給南德系填無底洞，他和同伙虛構進口貿易背景，從中行湖北分行騙開了33份信用證，套出8013萬美元，折合6億多人民幣。

對銀行來說，這是實打實的金融詐騙，不是什么“大膽創(chuàng)新”“靈活經營”。

牟其中顯然還沿用過去的思路，先搞到錢再說，等項目一跑起來再慢慢補窟窿。

但90年代中后期的金融監(jiān)管、司法環(huán)境已經不是他倒騰座鐘、玩邊貿那會兒的灰色地帶了，國家對金融風險的容忍度降到很低。

2000年，無期徒刑的判決落下，他從“首富”“傳奇商人”一下子掉進“金融詐騙犯”的位置。

前妻選擇在他最風光時就離開，說明生活在這種高風險、高震蕩的軌道上，對普通家庭成員是怎樣的折磨。

反而是小姨子夏宗偉，一路跟到最后，幫他打理殘余業(yè)務、為他翻案奔走。

2016年，他76歲出獄，外面的商業(yè)世界已經完全換了一套玩法。

互聯(lián)網崛起、平臺經濟、風投邏輯、合規(guī)監(jiān)管，一個都不在他熟悉范圍內。

但他顯然不服老，依舊試圖用“百萬人助貸”“大棋局”的姿態(tài)殺回來，問題是，時代已經不會再給這種講故事、踩紅線的人試錯空間。

短視頻里他的激情和評論區(qū)的冷漠形成了鮮明對比，曾經能靠一篇報紙頭版帶起全國投機熱情的“造神者”，如今連互聯(lián)網算法都懶得幫他擴散，零星幾條“老爺子醒醒”的評論，比什么謳歌贊美都更接近現實。

在他本人心里，他始終不愿把自己歸入“詐騙犯”這個類別，更愿意把自己想象成因時代變遷而被誤解的“企業(yè)家”“思想家”。

今天來看，牟其中的悲劇不只在于晚景凄涼，更在于他從未真正弄明白，當年的“投機倒把”在某種程度上是制度轉換期的漏洞紅利，而不是可復制的“智慧”。

把規(guī)則當作可以踩踏的墊腳石，在法治逐漸成型之后，必然從灰色變成黑色。

在流量時代，空話、假話、大話很快就會被數據驗證、被監(jiān)管攔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