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網(wǎng)絡大數(shù)據(jù)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日益成熟，國內外學術信息壁壘正逐漸被破除，域外學術動態(tài)、國際史學前沿成果第一時間被譯介至國內，為國內史學研究者開展歷史研究，提供了更為豐富的史料和方法借鑒。與此同時，當前國內歷史研究也出現(xiàn)了一種“引進多、原創(chuàng)性成果少”的現(xiàn)象。究其緣由，這與史學界引進國外研究成果時“重引介、輕對話”的傾向密切相關。

就歷史傳統(tǒng)而言，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界曾經(jīng)一度以“師法歐美”為路徑，推動傳統(tǒng)史學向現(xiàn)代轉型。在此進程中，個別學者形成思維定勢，將標榜所謂“科學”“客觀”的歐美近現(xiàn)代史學奉為圭臬。改革開放后，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引進、翻譯歐美史學論著，再度成為中國學者了解國際前沿、彌補信息鴻溝的重要途徑。然而，這一做法造成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一些學者對外來學說簡單模仿，甚至生搬硬套，缺乏帶有學術對話性質的“批判性消化”與“本土化創(chuàng)新”。冷戰(zhàn)結束至今，國際史學話語權與評判標準多由歐美學者主導。個別國內學者為尋求所謂“國際主流”認可，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對歐美史學界理論、方法及成果等的引介簡單等同于“與國際接軌”，難以形成平等對話的意識。上述種種缺乏文化自信的觀念，是當前歷史研究“重引介、輕對話”傾向難以徹底克服的思想根源。

從現(xiàn)實層面來看，現(xiàn)行學術評價體系的結構性弊端，是加劇歷史研究“重引介、輕對話”傾向的另一大重要動因。歷史學是一門“慢工出細活”的學科，一般來講，研究者若希望對外來引介學說實現(xiàn)深度消化與吸收，并在此基礎上，與之展開有價值的批判性對話，通常需要長時間的學術投入與沉淀。然而，這類耗時久、見效慢的研究，卻與當下容易導致學者急功近利的量化學術考核機制，存在不小沖突。史學研究應堅持的價值導向與學術考核評價標準的矛盾，助長了“快餐式”學術等不良風氣，也導致了當前史學界對域外史學的引介，多流于“概念移植”“術語組裝”等表層挪用，缺少深入的批判性對話與創(chuàng)造性轉化。

歷史研究中的這種“重引介、輕對話”傾向，會引發(fā)諸多弊病。從學術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角度來看，當專業(yè)史學工作者將主要精力集中于翻譯和引介域外學說，而鮮少對此作出深入研究或批判性回應時，這種單向度的知識輸入，不僅會嚴重削弱中國史學界的自主創(chuàng)新動力，中國學者的本土研究也易淪為外來理論、方法的“跑馬場”。例如，“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等概念曾被引入我國近現(xiàn)代社會史研究，部分學者未能在借鑒反思的基礎上，立足中國社會的自身演進邏輯，提煉出更具本土解釋力的原創(chuàng)性概念，反而陷入“中國是否存在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爭論漩渦，或忙于從中國史料中搜尋印證這些西方概念的“證據(jù)碎片”，以致“理論先行，史料后置”等問題屢見不鮮。由此可見，“重引介、輕對話”傾向，不但不利于中國史學研究者進行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自主知識話語建構，也使中國史學界很難改變其位處國際學術體系中“理論消費者”的被動角色。

更為嚴重的是，如果我們的史學研究者忽視文明發(fā)展的多元路徑，不加批判反思，長期過度依賴外來理論解讀中國歷史時，歷史解釋話語權就會逐漸被外來“預設立場”所主導。比如，在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中，一些學者機械套用“亞細亞生產方式”“東方專制主義”等概念框架，以西方歷史發(fā)展階段論為模板，強行裁剪史實，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民本思想”“禮法合治”等獨有文明元素選擇性忽視，武斷得出“中國歷史缺乏現(xiàn)代性基因”等結論。此類錯誤認知，不僅嚴重歪曲了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還可能誤導并動搖公眾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認同，為歷史虛無主義的滋生提供溫床。

面對“重引介、輕對話”傾向及其危害，國內學界應著力克服“引介即前沿”的“唯洋是舉”心態(tài)，樹立平等對話與“祛魅”意識。在引入域外理論學說時，不僅要系統(tǒng)把握其主要觀點、研究方法與論證邏輯，更須深入剖析其產生的社會歷史語境與適用邊界，并批判性地揭示其潛在的意識形態(tài)預設陷阱與話語風險，避免將源于特定時空條件下的理論方法，奉作具有所謂“普適性”價值的“金科玉律”。

引介外來學說的根本目的在于借鑒參考，而非替代自主思考。中國史學界應以“中國之問”與“時代之問”為問題意識導向，立足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內在邏輯，凝練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核心議題與研究路徑。在此基礎上，積極主動尋求與域外理論、方法或案例進行平等性、實質性學術對話與互鑒，進而構建起兼具世界眼光與本土原創(chuàng)性貢獻的自主知識體系，推動中國史學在國際學術對話中贏得更大話語權。

史學研究有自己獨特的學科規(guī)律與特點。從科研管理的角度看，在制定特色考核標準時，應適當延長評價考核周期，避免“短平快”評價導向，為學者潛心進行深度理論探索和參與高水平對話，提供制度保障。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2025年8月1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