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現身巴西圣保羅，在投資者會議上大談對華“公平且持久”的競爭，一面聲稱不與中國“脫鉤”，一面炒作“降低安全風險”，還無端指責中國貿易順差“不可持續(xù)”，試圖在拉美地區(qū)渲染對華經貿疑慮。

這番說辭看似站在“公平貿易”的道德高地，卻與美國自身的經濟現實形成尖銳反差。常年深陷貿易逆差泥潭、動輒以關稅大棒施壓、將自身政策失誤轉嫁他國，美國才是全球貿易秩序的最大擾動者。

美國的貿易逆差早已不是新鮮事。

據彼得·G·彼得森基金會2026年1月數據，2025財年美國貿易赤字達1萬億美元，進口額4.4萬億美元遠超出口額3.4萬億美元；即便特朗普政府以“貿易逆差構成國家緊急狀態(tài)”為由，在全球范圍內發(fā)起關稅戰(zhàn)，也沒能扭轉局面。

2026年1月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2025年貿易順差飆升至1.2萬億美元歷史峰值，僅12月當月，受出口超預期增長6.6%、進口增長5.7%的推動，貿易順差就達到1140億美元。

美國對華加征關稅的做法，非但沒有縮小自身逆差，反而讓全球貿易流向發(fā)生重組，美國的逆差困境愈發(fā)難解。美國常年貿易逆差，從來不是“中國占便宜”的結果，而是美國經濟結構、貨幣霸權、政策選擇共同作用的必然產物。

美國貿易逆差的核心根源，是消費驅動型經濟與制造業(yè)空心化的結構性失衡。美國經濟高度依賴個人消費，居民超前消費、低儲蓄率的模式，讓美國對海外商品的需求長期居高不下。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美國制造業(yè)持續(xù)萎縮，大量勞動密集型、中端制造業(yè)外遷，本土僅保留高端研發(fā)與金融服務環(huán)節(jié)。國內產能無法滿足消費需求，只能依賴進口填補缺口，這是貿易逆差最根本的成因。

貝森特鼓吹“再工業(yè)化”，試圖通過關稅讓企業(yè)回流，但美國勞動力成本高、基礎設施陳舊、產業(yè)配套缺失，制造業(yè)回流早已是政治口號，難以落地。

而且，作為全球核心儲備貨幣，美元承擔著為全球貿易提供流動性的職能，世界各國需要通過貿易順差獲取美元，這就意味著美國必須長期保持貿易逆差，才能向全球輸出美元。

這就是美元霸權與貿易平衡的根本矛盾：美國既想享受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特權，又想消除貿易逆差，本質上是自相矛盾。

美元的強勢地位還會進一步推高進口、抑制出口，讓逆差持續(xù)擴大。美國一邊用無成本的美元換取全球商品，一邊又指責貿易伙伴“不公平競爭”，完全是霸權邏輯下的雙重標準。

財政赤字與貿易赤字的“雙赤字”惡性循環(huán)，讓逆差問題雪上加霜。彼得森基金會的研究清晰指出，美國長期存在預算赤字，2025財年聯邦支出7萬億美元，稅收僅5.2萬億美元，1.8萬億美元的預算赤字只能通過借貸填補。

目前美國聯邦債務已突破38萬億美元，外國投資者持有約占32%，也就是9.1萬億美元美債，大量海外資金流入推高美元匯率，讓美國商品在國際市場失去價格優(yōu)勢，進口更便宜、出口更困難，貿易逆差隨之擴大。

這種“政府借錢消費、民眾超前消費、全球買單”的模式，注定了美國貿易逆差難以根治。貝森特回避自身財政失控的問題，反而將矛頭指向中國，完全是避重就輕、轉移矛盾。

美國發(fā)起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不僅未能解決逆差，反而形成供應鏈重組后的“反噬效應”。

去年4月，特朗普政府宣布關稅“解放日”，對華加征高額關稅，最高達到145%，最終在11月塵埃落定，但仍然導致中國對美直接出口暴跌20%，自美進口下降14.6%。

但當通往美國市場的正門關閉時，中國另辟蹊徑，迅速開拓新興市場，對非洲、東盟、歐盟出口保持強勁增長，抵消了美國市場的損失。

2025年對非洲出口仍保持26%強勁增長，對東盟國家出口增長13%，與拉丁美洲貿易額攀升7%。即便在歐盟對華摩擦加劇背景下，對歐盟出口仍實現8%的增幅。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全球供應鏈發(fā)生“重組”，中國零部件通過越南、墨西哥等第三方國家組裝后進入美國，美國實質上仍在采購中國商品，還要額外支付中間商成本。

這意味著，美國的關稅大棒沒有打垮中國出口，反而推高了國內通脹，加重了民眾負擔，貿易逆差的本質格局絲毫沒變。

面對無法解決的逆差問題，美國選擇編造謊言、抹黑中國，完全違背經濟常識。

中國的貿易順差是全球產業(yè)分工與市場選擇的結果，是中企憑借性價比、供應鏈優(yōu)勢贏得的市場份額，中國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始終致力于推動貿易平衡發(fā)展。

貝森特說“公平競爭”，本質是維護美國霸權的借口；美國在拉美炒作“中國風險”，不過是試圖遏制中國發(fā)展、鞏固自身區(qū)域影響力的地緣政治操弄。

全球貿易的本質是互利共贏，貿易平衡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絕非單邊指責就能改變。美國常年貿易逆差的病根在自身，只有放棄霸權思維、正視結構性問題、停止貿易保護主義，才能真正緩解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