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時鐘撥回1953年，一份標注著“內(nèi)部參考”的《黨史資料》悄然送到了高層領(lǐng)導(dǎo)的辦公桌上。

翻開冊子，里面赫然列著一份“中共九大軍事家”的名單。

這一看不要緊，名單上的名字著實讓人琢磨不透：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陳毅、林彪、賀龍、徐向前、葉劍英。

只要稍微懂點行情的，立馬就能發(fā)現(xiàn)兩個極其反常的地方。

頭一個，這上面竟然沒有毛澤東。

再一個，后來授銜時的兩位元帥——羅榮桓和聶榮臻都沒上榜，反倒是多了一位沒掛軍銜的周恩來。

這到底是咋回事？

其實，當時的評選門檻硬得像塊鐵：只盯著純粹的“指揮打仗”和“戰(zhàn)場資歷”看。

毛澤東的定位是統(tǒng)攬全局的政治家、戰(zhàn)略家，而羅、聶二位主要是在政工戰(zhàn)線上發(fā)光發(fā)熱。

可最有意思的是，在這個只認“戰(zhàn)功”的榜單里，周恩來的位置不僅穩(wěn)當，還排得特別靠前。

時光飛逝，到了1989年，中央軍委重新敲定了36位軍事家，周恩來的名字緊緊挨著毛澤東，穩(wěn)坐第二把交椅。

一個常年管外交、抓政務(wù)的總理，憑什么在兩份跨越三十年的權(quán)威名單里，都能被公認為“頂級軍事家”？

不少人腦子里的第一反應(yīng)，肯定是他在南昌起義里的帶頭作用。

這話沒錯，但分量還不夠。

真正的謎底，藏在他早年間布下的三步“暗棋”里。

這盤大棋，周恩來從1924年就開始下了。

這第一步棋，叫“埋火種”。

咱們翻開課本都知道，毛澤東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那句振聾發(fā)聵的“槍桿子里出政權(quán)”。

這理論一出，那是劃時代的。

可很少有人留意到，就在這句話問世的三年前，周恩來已經(jīng)悄悄開始“鑄造槍桿子”了。

1924年那會兒，國共兩黨好得像一個人似的。

那時候?qū)O中山雖說是大元帥，可手底下聽指揮的兵真沒幾個。

周恩來找孫中山深談了一次，硬是把組建這支車隊的“尚方寶劍”給求來了。

這支隊伍乍一看不起眼，滿打滿算也就一百多號人，連正規(guī)軍的編制都算不上。

可在周恩來心里，這是一顆金種子。

到了1925年底，種子破土而出。

以這支鐵甲車隊為底子，擴編成了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

團長是誰？

葉挺。

這就是后來威震天下的“葉挺獨立團”。

緊接著，這支隊伍開始了細胞分裂式的暴漲。

一個團迅速變成了六個團。

1927年南昌城頭那一聲槍響，起義部隊里六個團的主力，有五個都是從這兒出來的；同一年秋收起義，盧德銘帶的那個警衛(wèi)團，根子也是從這一脈分出去的。

后來朱德帶著南昌起義剩下的八百壯士上井岡山會師，這八百人同樣是葉挺獨立團的老底子。

這支隊伍后來變成了紅四軍28團——那是紅軍里戰(zhàn)斗力最猛的拳頭，也是后來解放軍好幾個王牌軍的“老祖宗”。

這筆賬一算，讓人后背發(fā)涼：要不是周恩來在1924年閑棋冷子般地搞了個“鐵甲車隊”，等到1927年想搞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的時候，恐怕連拉隊伍的骨干都湊不齊。

他這哪是在打仗，分明是在“造軍”。

第二步棋，叫“裝系統(tǒng)”。

光有槍桿子不行，還得有腦子。

提起黃埔軍校，大家都知道那是蔣介石的一畝三分地。

大門口掛著國民黨的訓(xùn)詞，嘴里唱的是三民主義。

按常理推斷，這學(xué)校出來的學(xué)生，那絕對得是蔣介石的死忠粉。

可怪事發(fā)生了，后來國共兩家鬧掰，一大批黃埔的尖子生——就連“黃埔三杰”里的蔣先云、陳賡——都頭也不回地跟著共產(chǎn)黨走了。

憑什么？

因為周恩來在算另一筆賬。

身為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他沒去搶那些行政管理的實權(quán)，而是死死抓住了“政治教育”這個看似虛無縹緲的東西。

他借著這個平臺，在軍校里搞了一套獨家的人才篩選和培養(yǎng)路子。

硬是把那些只會沖鋒陷陣的舊軍人，改造成了有信仰、有靈魂的革命軍人。

這還不算完。

他在識人選人這方面，眼光毒辣得讓人害怕。

在紅軍最缺指揮官、最缺帶兵人的節(jié)骨眼上，他做了一個讓所有人掉下巴的決定：把劉伯承、左權(quán)、蕭勁光這些頂尖的將才，統(tǒng)統(tǒng)送出國。

去哪？

蘇聯(lián)伏龍芝軍事學(xué)院。

當時好多人急得直跺腳：家里正是用人的時候，你怎么把最能打的都送走了？

周恩來的算盤打得很遠：咱們現(xiàn)在是在山溝里打游擊，可將來遲早要打大兵團的正規(guī)戰(zhàn)。

到那時，光靠不怕死是贏不了的，必須得有懂現(xiàn)代軍事科學(xué)的“總參謀長”級人物。

事實擺在眼前，這筆投資的回報簡直大得驚人。

后來紅軍的參謀作業(yè)規(guī)范、特工情報系統(tǒng)（陳賡、顧順章也是送去蘇聯(lián)學(xué)的特科），基石都是這批留學(xué)生墊起來的。

要是沒有這筆提前量極大的“人才風投”，紅軍可能永遠是一支流寇，變不成現(xiàn)代化的正規(guī)軍。

第三步棋，叫“布大局”。

這一步，展現(xiàn)的是周恩來作為戰(zhàn)略家那種俯瞰全局的視野。

毛澤東在井岡山點著了星星之火，這條路走通了，證明農(nóng)村包圍城市有戲。

這時候，換你是中央負責人，你會怎么干？

一般的路子肯定是：把所有家底都壓在井岡山，集中力量辦大事。

但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偏不這么干。

他看懂了毛澤東的“井岡山模式”，反手就是一個操作：復(fù)制粘貼。

既然這模式好用，那就不能只有一堆火。

他利用手里的軍事指揮權(quán)，開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戰(zhàn)略分兵：

徐向前，你是黃埔一期的高材生，能打硬仗，去鄂豫皖開辟根據(jù)地。

賀龍，你在湘西威望高，那是你的老窩，去湘鄂西搞事情。

周逸群，你懂政治工作，跟賀龍搭檔去。

這是一種風險極大，但智慧極高的“多點下注”。

如果當時把雞蛋全裝在紅一方面軍這一個籃子里，面對國民黨鋪天蓋地的圍剿，紅軍的生存空間會被壓縮到窒息。

可就是因為有了鄂豫皖（后來孵化出紅四方面軍）和湘鄂西（后來成了紅二方面軍），紅軍在戰(zhàn)略地圖上形成了一個穩(wěn)固的“鐵三角”。

這三個根據(jù)地遙相呼應(yīng)，搞得國民黨軍隊拆東墻補西墻，顧頭不顧腚。

后來長征那會兒，要是沒有紅二、紅四方面軍的策應(yīng)和接應(yīng)，光靠紅一方面軍那一支孤軍在前面跑，歷史的走向恐怕真得改寫。

這三支主力紅軍的雛形，說白了，就是周恩來站在全國地圖前，用手指頭一個個“點”出來的。

回到最開始那個疑問。

為什么周恩來能入選“軍事家”，而且排名高得嚇人？

因為“軍事家”這個頭銜，得分兩層看。

一層是“將”，那是沖鋒陷陣，在戰(zhàn)場上決一死戰(zhàn)，像林彪、粟裕那樣。

另一層是“帥”，那是建軍、布局、定盤子。

周恩來的本事，不在于某一仗消滅了多少敵人，而在于他親手搭起了這支軍隊的“骨架”（建制）、注入了“靈魂”（人才），還規(guī)劃好了“地盤”（根據(jù)地）。

1953年那些評定人員的眼光毒得很：

若是沒有周恩來早早算下的這三筆賬，人民軍隊這部戰(zhàn)爭機器，恐怕連啟動按鈕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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