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大變局，對中國的態(tài)度，日本又變了！

76%對24%。這數(shù)據(jù)擱五六年前安倍時代，基本上是反過來寫的。但如今卻是明晃晃顯露在日本民調下。

更值得玩味的，是這76%聲音背后的面孔。他們不是經歷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親眼見證中國改革開放的中老年人，而是二三十歲、在“失落的三十年”里長大、從未見過日本真正強大的年輕人。

簡單來說，高市早苗的勝選并非一夜之間從天而降。把時間回撥到1月27日，高市突然宣布解散眾議院，大選定在2月8日。當時幾乎所有在野黨領袖都懵了，而按照日本國會慣例，1月下旬正是審議新財年預算的關鍵時刻，歷屆首相再狂妄，也不敢拿年度預算開玩笑。

但高市敢！

不夸張地說，這一記“閃電戰(zhàn)”打得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倉促合并而來的“中道改革聯(lián)合”幾乎站不穩(wěn)腳跟。新黨名還沒被選民記住，競選公告就已經貼滿了街頭。

而高市本人則開啟了她的“個人秀”模式。她跑遍了全國幾十個選區(qū)，站在超市門口、車站廣場、神社臺階上演講。令人意外的是，她幾乎從不提安保、不提修憲、不提外國人政策，翻來覆去只講兩件事：物價太高，工資太低。

這是一種相當討巧的策略。日本民眾對“黑金”丑聞的厭惡仍在發(fā)酵，如果高市以自民黨總裁身份去拉票，等于背著個沉重的包袱。但她把“是否支持自民黨”偷換成了“是否支持高市早苗”于是投票變成了粉絲應援。

社交媒體上，“#高市加油”的標簽鋪天蓋地，自民黨被曝投入大量資金推廣這類內容，形成了一種壓倒性的網絡聲量。有日本媒體形容，這場選舉像是一場“政治劇場”。

而就在76%日本民眾認為“沒必要改善對華關系”的同一周，日本財務省發(fā)布了一份外貿數(shù)據(jù)。這份數(shù)據(jù)在喧囂的選戰(zhàn)中幾乎沒有濺起什么水花，但它的每一個數(shù)字都值得被反復咀嚼。

2025年12月，日本整體出口同比增長5.1%，其中對美出口下降了11.1%，對中國出口反而增長了5.6%。

顯然可見，這是一個極具反差的畫面，一邊是日本社會對華情緒的急速冷卻，另一邊是日本企業(yè)對華出口的持續(xù)升溫。

問題是這種“政治冷、經濟熱”的錯位并不是第一次出現(xiàn)，但過去幾十年里，絕大多數(shù)日本民眾都清楚地知道，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是支撐日本制造業(yè)利潤的重要市場。但奇怪的也是，這種認知在今天這一代年輕人身上正在快速失效。

而失效的原因并不神秘。日本右翼媒體在報道中國時長期采取負面濾鏡，關于中國經濟成就、市場規(guī)模、消費升級的新聞極少出現(xiàn)在黃金時段，相反，“中國威脅論”“中國衰退論”“中國風險論”交替刷屏。

日本外務省歷年的《外交輿論調查》留下了一條清晰的曲線：20歲以下受訪者中對華持有“不親近感”的比例，已經連續(xù)五年超過85%。

可以說，這些年輕人不知道，他們引以為傲的佳能相機，鏡頭玻璃的原料有相當比例來自中國；他們喜愛的優(yōu)衣庫保暖內衣，從面料到縫線都離不開中國工廠；他們父母那一輩引以為豪的“日本制造”，如今若不搭載中國產的半導體元件，連基本的智能功能都難以實現(xiàn)。

很顯然這種沉默的焦慮，與那76%的民調數(shù)字之間，隔著整整一個輿論場的聲量級差。

更不用說，2月9日下午，勝選后的高市早苗在自民黨總部接受了多家媒體采訪。有記者追問，她曾多次提及的“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是否仍是其政府對臺政策的基本立場。高市沒有正面回答，只表示“希望與中國在各個層級保持溝通”。

同一時間，北京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fā)言人林劍的回答要直接得多。他說：“真正的對話應建立在尊重對方、恪守共識的基礎上。嘴里喊著對話，手上卻忙著對抗，這樣的對話沒人會接受。”

然而在高市此次勝選的背景下，這塊壓艙石正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組成的執(zhí)政聯(lián)盟，在眾議院已握有修憲動議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shù)席位。高市本人曾多次表達修改憲法第九條的政治意愿，雖然她眼下最迫切的議程仍是經濟與財政，但防衛(wèi)預算突破GDP 2%、放寬武器出口限制、設立“國家情報局”等舉措已在快速推進。

這是一個危險的時間窗口。

加上日美已經在2月11日正式開啟“鐵拳”聯(lián)合軍演，雖然表達的是為應對區(qū)域潛在沖突，但規(guī)模已經是歷年最大，甚至區(qū)域也是歷年最廣。

不過別看美日合作演練，但特朗普政府對臺海問題的態(tài)度模糊依舊是美日之間的心照不宣，簡單來說，特朗普不愿為“臺獨”火中取栗，但也不介意給日本留出更大的戰(zhàn)略活動空間。

而這種矛盾也使得高市早苗既需要向華盛頓表忠心來對沖特朗普“美國優(yōu)先”的不可預測性，又需要借對華強硬來凝聚國內保守派基本盤。

她既想享受RCEP框架下對華貿易的紅利，又在推動“中國+1”的供應鏈外遷政策。這種既要、又要、還要的貪婪，自然是正在擠壓日本的外交空間。

甚至可以說，或許比如今日本修憲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社會對“風險”二字的認知失調。

惠譽在2025年8月做過一項全球民調，問受訪者“如果爆發(fā)戰(zhàn)爭，你是否愿意為國而戰(zhàn)”。日本以13.2%的比例在91個國家和地區(qū)中墊底，遠低于美國的59.6%，甚至不到中國（88.6%）的六分之一。

而這也是那76%民調數(shù)字背后最真實想法，日本民眾支持強硬，是因為他們不相信強硬會真的帶來戰(zhàn)爭；他們樂于看到首相在電視上對華示強，是因為他們默認這種“強”不需要自己付出任何代價。這種認知一旦被現(xiàn)實戳破。

而無論是一發(fā)越過臺海中線的導彈，還是一艘進入釣魚島毗連區(qū)的海警船，那些基于“無需負責”的民意支持，會以怎樣的速度潰散？

只得說，76%的民調數(shù)字不是風向，但真正決定航向的，是日本企業(yè)對華投資回報率的曲線，中國產業(yè)升級對日系零部件依賴度的消長，美國亞洲同盟體系承諾的真實含金量。

而這些沉默的變量，遠比任何一家電視臺的即時民調都更誠實。

顯然可見，歷史反復提醒我們，鄰國是無法選擇的。中日兩國即便走到互拋狠話的地步，第二天醒來，地圖上的位置也不會移動分毫。

到那時，76%這個數(shù)字是會繼續(xù)膨脹，還是會消散，答案不在東京電視臺的演播室里，而在每一個日本消費者打開錢包、面對“日本制造”與“中國制造”標簽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