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的學術圈和政壇，傅斯年絕對是個繞不開的人物。這位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于一身的學者，這輩子都把反專制、求真理掛在嘴邊，想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為中國尋一條光明路，可直到生命盡頭，這份心愿也沒能實現(xiàn)。

他的人生像一出跌宕的折子戲，有五四街頭的意氣風發(fā)，有政壇中的獨樹一幟，也有遠赴臺灣的決絕，只是這決絕的背后，卻讓留在大陸的家人嘗盡了苦果。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傅斯年青年時代最耀眼的一筆。彼時的他還是北大的學生，一腔熱血灑在街頭，直接當了游行總指揮，帶著一眾青年喊出時代的呼聲?？蛇@位熱血青年的想法，卻隨著時局變化悄悄變了味。

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里，蘇俄式革命風潮漸起，傅斯年對此卻嗤之以鼻，在他看來，用這種方式推翻北洋政府，根本就是引虎驅狼，對中國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發(fā)動清黨，傅斯年第一時間表示贊同，這一態(tài)度，也為他此后的政治立場定了調，成了他人生選擇的重要伏筆。

時間走到1945年6月，日本戰(zhàn)敗的結局已成定局，國內的民主人士都盼著國共兩黨放下隔閡，組建聯(lián)合政府。民盟的黃炎培、章伯鈞和傅斯年一起，提出了赴延安考察的想法，順便從中斡旋，勸說兩黨精誠合作。

這個提議得到了雙方認可，代表團在七月抵達延安，受到了熱情的接待。同行的代表們走進延安，滿眼都是清新的民主氣氛，看到了廉潔的政府組織，更是被幾位主要領導的風范打動，滿心歡喜地覺得聯(lián)合政府的希望近在眼前，回到重慶復命時滿是期待。

可傅斯年卻成了這個集體里的“異類”。因為早年對蘇俄革命的糟糕印象，他這次延安行從一開始就戴著有色眼鏡，看什么都覺得不對勁。在他眼里，延安展現(xiàn)的民主自由全是裝出來的假象，就是演給民盟代表看的戲碼。

他認定這里是在控制民眾思想、蒙蔽民眾頭腦，所有事情都是領導一言堂，頤指氣使。甚至還放出狠話，說如果布爾什維克執(zhí)掌政權，中國社會必定大亂，文化會被滅絕，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

這番話在當時聽來，完全是危言聳聽，沒人愿意相信，這也讓一向自負的傅斯年生出了“世人皆醉我獨醒”的感慨，心灰意冷之下，便不愿再攪和到政治的渾水里。

1949年一月，國民政府的大勢已去，身在北平的傅斯年和胡適徹夜探討中國未來的局勢，一番商議后，他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奔赴臺灣。

臨行前，他特意找到侄子傅樂煥，勸侄子跟自己一起走，可傅樂煥卻始終覺得自己的根在大陸，去臺灣前路未卜，死活不肯答應。傅斯年拗不過他，只能無奈地帶著另外兩個侄子登上了南渡的飛機。

到了臺灣后，傅斯年接過了臺灣大學校長的擔子，這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重要的旅程。彼時的臺大，算不上一片凈土，校園里的腐敗問題暗流涌動，政黨之爭也想往校園里鉆。

傅斯年一上任就拿出了硬氣的態(tài)度，大力整肅校園腐敗，鐵了心反對把政黨之爭帶入校園，想給臺大留一片純粹的學術天地。

可這份操勞卻壓垮了他的身體，再加上本身體重肥胖，高血壓等問題纏身，1950年，傅斯年突發(fā)腦溢血，撒手人寰，死后被葬在了臺灣大學校園內，也算圓了他與這所學校的緣分。

傅斯年走了，可他在大陸的故事卻沒有就此落幕，甚至還牽連了留在大陸的家人。1966年，他在山東的家人遭到了沖擊，當年他評價延安的那些話語被翻了出來，一頂頂大帽子扣在了他的頭上——國民黨的狗腿子、反動學術的頭子、胡適的狐朋狗友，各種污名接踵而至。

而留在大陸任教的傅樂煥，因為是傅斯年的侄子，成了首當其沖的替罪羊。抄家、武斗、游街，這些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主旋律，就因為交代不出傅斯年的所謂“問題”，他吃盡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苦頭。

最終，在無盡的折磨和絕望中，傅樂煥選擇了投井自盡，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直到后來撥亂反正，他才得以平反，沉冤昭雪。

時至今日，還有人在爭論，如果當年傅斯年沒有去臺灣，而是留在大陸，他的學術成就會不會更高。

只是了解傅斯年的人都清楚，他的性格剛直又執(zhí)拗，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有自己的一套堅持，這樣的他，如果留在當時的大陸，恐怕結局也不會太好。

這位一生追求民主與真理的學者，終究是在時代的浪潮里，留下了自己的遺憾，也讓家人為他的選擇付出了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