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僧道機(jī)熟，默語心皆寂。

去歲別舂陵，沿流此投跡。

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掛壁。

一飯不愿馀，跏趺便終夕。

風(fēng)窗疏竹響，露井寒松滴。

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這位老僧修行早已純熟，無論沉默還是說話，內(nèi)心都一片清靜寂然。去年辭別了舂陵舊地，順著江水來到這里安身落腳。

禪房空空，沒有侍者隨侍在旁，只有頭巾、草鞋靜靜掛在墻壁上。一餐飯吃飽便足夠，從不多求，整日盤腿靜坐，從早到晚安然不動。

窗外疏竹被風(fēng)吹過，發(fā)出輕響，帶露的井邊，寒松上水珠點(diǎn)點(diǎn)滴落。隨遇而安便是最好的安居之處，庭院里，芳草自在生長、郁郁蔥蔥。

這首詩寫得極淡、極靜，把老僧不執(zhí)外物、隨遇而安的生命狀態(tài)寫透了，也藏著柳宗元自己的心境。是一位貶謫儒者，在老僧身上照見自我、叩問本心的精神獨(dú)白。

詩中無一字言愁，無一句嘆怨，卻將禪者的清凈靜定與儒者的入世執(zhí)著、外在境遇的漂泊與內(nèi)心境界的堅守，揉在一起，藏于疏竹寒松、空室芳草之間。

詩開篇便定格了老僧的修行境界：“老僧道機(jī)熟，默語心皆寂”。老僧動靜皆定，語默如一，外界的紛擾與內(nèi)心的波瀾，早已消融在澄澈的禪心之中。不刻意沉默，也不刻意言說，心自歸寂，這是禪者“不變”的定力。而“去歲別舂陵，沿流此投跡”，又點(diǎn)破老僧行跡的“變”——漂泊流轉(zhuǎn)，無牽無掛，從一地到另一地，不過是順流而行，隨緣而止。變的是棲身之所，不變的是清凈本心，這便是老僧超脫的根基：心無掛礙，便無居所之縛；心自安定，便無漂泊之苦。

“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掛壁。一飯不愿馀，跏趺便終夕”，禪室空寂，身無長物，一餐果腹便足矣，終日趺坐，與時光安然相守。沒有俗世的繁文縟節(jié)，沒有物質(zhì)的貪求執(zhí)念，更沒有人情的牽絆糾纏，清凈、寡欲、靜定、隨緣，四般特質(zhì)融于一身，構(gòu)成了一面極致澄澈的精神鏡子。而這面鏡子，恰恰照見了柳宗元半生的漂泊與掙扎。

自參與革新失敗，柳宗元便踏上了漫長的貶謫之路，從長安到永州，從永州到柳州，一路顛沛，一身孤苦。他如老僧一般，身處“沿流投跡”的漂泊之中，居無定所，境遇清苦，這是二人命運(yùn)的“同”；可不同的是，老僧心無牽絆，而柳宗元身負(fù)儒者的使命與理想，心懷家國天下，這是二人精神的“異”。老僧的“不變”，是出世自修，不問世事，獨(dú)守清凈；而柳宗元的“變中求守”，是儒者在塵世間的掙扎——他渴望如老僧一般不動心、不擾心，超脫于貶謫的失意、世俗的困頓，卻終究放不下儒者的擔(dān)當(dāng)。

詩中最妙的景致，是“風(fēng)窗疏竹響，露井寒松滴”。風(fēng)吹竹響，露滴松梢，皆是動景，卻襯得禪院愈發(fā)幽靜，人心愈發(fā)寂然。這亦是柳宗元心跡的寫照：外界的風(fēng)雨如疏竹風(fēng)聲、寒松露滴，從未停歇，仕途的坎坷、世事的涼薄，始終縈繞身側(cè)。他羨慕老僧能以靜定之心，納世間萬動于寂然，能以隨緣之心，視漂泊為安居，“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心安之處，便是故鄉(xiāng)，荒庭亦能生芳草，逆境亦可成清境。這份超脫，是他心之所向，卻難以全然抵達(dá)。

究其根本，在于柳宗元骨子里是儒者，而非禪者。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達(dá)則兼濟(jì)天下，窮亦心系蒼生，這份入世的理想與堅守，是刻在骨血中的信念。他可以向往禪者的清凈無為，可以在老僧的身上尋求精神的慰藉，試圖以禪心化解塵世的苦痛，卻無法像禪者一般徹底拋卻世事、獨(dú)善其身。他有儒者的無奈：心懷大道，卻報國無門；堅守理想，卻屢遭困頓。他亦有儒者的執(zhí)著：即便身處蠻荒，即便孤苦無依，也不愿放下兼濟(jì)之志，不愿徹底遁入空門。

柳宗元只是靜靜地描摹老僧，靜靜地照見自己，將禪者的出世與儒者的入世、清凈的向往與塵世的牽絆，靜靜安放于詩句之中。

江華長老是柳宗元的精神鏡像，照見他內(nèi)心對安寧、靜定、超脫的渴望；而柳宗元亦是世間千萬儒者的縮影，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在理想與境遇之間，尋不到兩全的答案，卻始終在堅守，始終在叩問。

疏竹依舊響，寒松依舊滴，老僧的禪心寂靜，而儒者的風(fēng)骨，便在這鏡里禪心、塵中儒骨之間，流傳、激蕩。

好，到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