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采取強制措施的消息傳遍大街小巷，許多當年意氣風發(fā)的激進青年倏忽間沉默了。最受關注的，莫過于首都高校那五位曾經叱咤風云的“領頭羊”。人們在街頭巷口悄聲議論：“他們會怎樣收場？”歷史的答卷，隨后十幾年一點點揭開。

那張寫滿墨痕的大字報，1966年5月25日掛進北大校園時，沒人料到它會點燃一場鋪天蓋地的風暴。書寫者聶元梓四十一歲，在延安學過馬列，在北大當過黨總支書記，自認閱盡風雨。可一旦斗爭的閘門被推開，泥沙俱下。聶元梓很快被推到浪尖，領袖、旗手、斗士的桂冠紛至沓來，她卻在“革委會”成立后失勢，被帶往清河看守所。鐵門合上，她的政治生命戛然而止。刑滿后，她拖著病體走出高墻，再無昨日鋒芒，二〇一九年以九十六歲高齡靜靜離世，昔日將校場當講臺的豪情只剩相冊里一張褪色照片。

清華園另一端，蒯大富的名字曾經是喇叭里最嘹亮的號角。父親是志愿軍功臣，優(yōu)渥家庭與聰明頭腦讓他早早躋身風口。井岡山兵團的紅袖標一揮，“蒯司令”震動全國，公開點名劉少奇更讓他名聲大噪。可是在無休無止的武斗里，死亡數字日日攀升，中央多次警示無果，最終只能以收監(jiān)了斷。1987年，刑滿之時，眼前的中國已變得面目全新。市場經濟初現(xiàn)雛形，他憑借數學功底改行做工程測繪，幾年后居然拉到外資項目，手里連續(xù)握著幾樁大單。親友感嘆他命硬，他卻常說：“最難的考卷早交過了，愿余生別再補考?！?/p>

與蒯大富同時代的韓愛晶，出道卻帶著些許陰影。北航校園里，寡言木訥的他靠著一張犀利大字報躍上前臺，隨后率隊批斗彭德懷，在校史上留下血跡斑斑的篇章。那本后來交出的《北京航空學院兩條路線斗爭史》，試圖把自己涂成“正義勇士”，但1978年的法庭并不買賬，十五年刑期隨即落槌。獄中日子最怕深夜，“我究竟把學生氣撒到誰身上了？”他曾對同監(jiān)者低聲自語。九十年代初出獄后，他揣著一本舊機械制圖教材，跑遍沿海工廠，靠技術吃飯，月薪不足昔日革命津貼的零頭，卻再沒卷入過政治浪潮。

王大賓與眾不同。他在地質學院起家，卻因一次“截彭”而聲名鵲起。當年，北京體育場萬人斗爭會，他與韓愛晶并肩站在臺前，高呼口號震得擴音器嗡嗡作響。運動后期，王大賓并未立刻受懲，但也不被重用，漂泊山城、蹉跎歲月。1978年春，他突然被捕，1984年庭審，以流血沖突主謀的罪名獲刑十八年。獄中他自學機械設計，減刑出獄后進入都江堰的一個水利設備廠，從車工干到廠長，再到民營企業(yè)總經理。同行私下評價：“他是把當年那股拼勁變成了搞生產的狠勁?！倍栆痪拍?，病逝于成都，遺體告別會上竟有人獻上一塊印著“古稀重生”四字的錦旗，頗具諷刺意味。

如果說前幾位的軌跡在校園里起飛，那么譚厚蘭的名聲則是踏著瓦礫滾出來的。來自貧農家庭的她，通過調干進入北師大政教系。運動初期，她迅速號召女生組建戰(zhàn)斗團，后來又帶隊南下曲阜砸孔廟。四十一尊石刻被推倒，那幾天孔府塵土飛揚，古籍破碎成片。1974年批斗會上，她揮拳痛擊譚震林，被江青夸作“巾幗闖將”。可是關押以后，她沒有得到和別人一樣的審判文書，原因是“認罪態(tài)度較好”，卻在四十五歲時倒在癌癥病榻，一句“求活著補償”成了臨終遺言。

回頭數一數，這五位的命運各有起伏，卻共享同一個轉折——一朝風頭無兩，一夕灰飛煙滅。有人轉身經商、有人歸隱病榻，還有人至死未能翻出舊賬。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在獄中或重返社會時，都無一例外提到“當年的熱血與沖動難以言喻”。可歷史從不以激情為衡量標準，它只記錄因果。

“年輕時若有人拉你一把，也許結局不同?！币晃辉缒暧H歷北大批斗會的教授晚年這樣感慨。對那段歲月的回溯，文件卷宗已言之鑿鑿，此處不贅。只是，當一群二十來歲的大學生突然握有生殺大權，結果往往和煉鋼大鍋一樣，火熱中埋伏著慘劇的灰燼。

社會學家徐中約曾總結，這場運動讓政治等級突然下放給尚未成熟的青年，是近代史上罕見的“欲以革命方式完成社會更新”的實驗。實驗的代價，最終由個人和國家共同承擔。那些被捧成“領袖”的年輕人，一旦失去組織庇護，往往連基本的職業(yè)技能都要重新學習，仿佛從頭做人。蒯大富能迅速找到坐標，靠的是專業(yè)基礎；王大賓、韓愛晶則靠苦功夫補課；至于聶元梓、譚厚蘭，生命的余味則在反思與病痛中度過。

當年的“紅衛(wèi)兵五大頭目”已悉數退出舞臺，他們的名字偶爾在史料角落閃現(xiàn)。有人在市井謀生，無意談舊事；有人留下口述回憶，字里行間避重就輕；還有人徹底沉默。外界評價褒貶不一，但一點可以肯定——如果沒有那場席卷全國的風暴，他們的履歷，大概率只是一份平實的學術或行政生涯。歷史并未偏愛誰，也沒有刻薄誰，它只是借由人的行為寫下腳注，而那支筆一向冷硬。

對旁觀者而言，這五人的故事像被封存的膠片，光影一閃，人性的善惡、時代的荒誕同時曝光。冷冰冰的判決書上，是他們的終點；可在更多無名者的家書與日記里，則記錄著被波及的青春與家國。動蕩結束后，國家走向重建，人們開始忙于田間工廠、忙于把日子抹平。昔日“鬧將”若能安身立命，無疑得益于新政策“既往不咎、立功自新”；若沉淪衰竭，也只能由命運清算。

或許，這便是那一代紅衛(wèi)兵最真實的剪影：短暫熾烈，隨后漫長平淡。歲月巨輪軋過，留下的，是過程中的責任與后來的追償。而在厚重檔案之外，每名當事者心中那本無形賬簿，才最難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