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知名媒體人胡錫進發(fā)文稱：

“……因為我沒有就‘牢A’的事情單獨發(fā)評論。一些人用‘這很反常’向我施壓，還造了我家人信息的謠”。

“其實關(guān)于‘斬殺線’，我雖然沒有單獨發(fā)文章，但我記得我在有的文章中提及它……我沒少批評美國糟糕的一面……”。

“……網(wǎng)上傳我女兒在國外留學，我的妻子也曾出國陪讀，都是瞎說。我女兒只是在美國孔子學院工作過一年，她沒有留學經(jīng)歷，我妻子出國陪讀之說就更荒唐了……”。

“……我覺得一些人可以反對老胡說什么，批評老胡說得不對，但他們不能強迫老胡必須說什么”。

“不論是什么原因，一個人在網(wǎng)上的沉默權(quán)應當是網(wǎng)上民主的底線。如果一些人連他人沉默都不允許，那實在太過了”。

按說，胡錫進這般八面玲瓏之人，都能被擠到如此以“右”傾的位置上，也是極為鮮見的“目睹之怪現(xiàn)狀”之一了。

一如老胡所言，他其實“沒少批評美國糟糕的一面”——這是千真萬確的大實話，甚至我們的老胡還曾天真可愛的誘導“導彈擊落飛向臺島的美帝眾議長”呢！

但是，在一些人眼里，“反美不徹底，就等于徹底不反美”了——非黑即白，就是這種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當然，要說老胡真的完全否定美帝，也并不正確——比如，人家雖承認女兒并未留學美帝，但也去美國“傳道、授業(yè)、解惑”了嗎？而事實上，留學美國，就等于“原罪”了不成？

這是不是也能說明，美帝在老胡眼中，也并非完全一無是處的惡魔，或者，彼邦也并非到處都是被斬殺于線下的悲慘風景呢？

而且，要知道，當年的胡錫進還說過這樣一段話：

“記得幾年前，國內(nèi)一家人物周刊采訪我，問我如果能自己做一次選擇，我是希望自己出生在中國還是出生在美國？”

“我當時如實回答：‘我希望自己能夠出生在美國，從一開始就是美國人，那樣的話，我會生長在的一個發(fā)達社會里，避免人生的很多糾結(jié)’”。

由此亦可見，“騎墻術(shù)”和“飛盤術(shù)”之“高級職稱”皆冠絕于身的老胡，其真性情上，也并未完全泯滅嘛！——最起碼，偶爾還愿意公開說出幾句真心話來，即使如此會被很多人罵作“虛偽”，但也仍算得上是“真小人”一枚也！

這一次，幾乎對國內(nèi)外大事極少漏掉評論的老胡，并沒有對最近大熱的“斬殺線”一事發(fā)表專門評論，但也不能因此就將其頂上熱搜，并將其造謠成“因為老胡也有孩子到美國留學，老婆去美國陪讀”，并一一與“牢A”所言對上號，因此將老胡變成了“牢胡”，因此判定老胡才不敢蹭此熱度進行專門評論云云。

這些人的言下之意，顯然是說老胡不敢專門評論原因，或因他就是“入甕之人”，或就是站隊于某種立場之人——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對某事保持沉默時，那也成了一種錯，甚至就是敵人了！

其實，這個世界上的事物，并非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兩極化分布——有些事情，可以有不同的觀察角度和是非判定；且有些事物乃此一時、彼一時也，也會表現(xiàn)出不同的狀態(tài)及正誤的階段性。

則有人對此復雜的事物，或因能力無法甄別，或想進行長遠考察、考量后，再作他論；甚或就是不想發(fā)表看法，以免因此判斷失誤，或就是不想因此陷入隱患境地。

于是，就有一些或像胡錫進所言：保持沉默——其實，這也是人的一種自由權(quán)利！

即使是公眾人物，他人也不能逼迫其必須表態(tài)，不能保持沉默。否則，就要給其冠以“對立、敵對”等標簽，并以此將人批倒批臭。

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是不是有點似曾相識？但如此只會造成內(nèi)訌、內(nèi)斗不斷，這樣的慘痛教訓，我們難道還不吸取嗎？

對于自由的理解，本人以為，就是要建立在遵守法治文明、道德文明的基礎(chǔ)上，人人既有自由表達、自由行動的權(quán)利，同時也有保持沉默的權(quán)利。

這才是一體兩面的全面性自由——這樣才能真正讓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之“自由”，得到全面和完全的落實！

所以說，若沉默不自由，則自由必沉沒！

當然，老胡這種主動選擇性的沉默權(quán)利，并非外界的強制下所為；而如果像其曾經(jīng)被禁言，那就是一種被動的沉默了——無論是哪種沉默，其實，都具有一種“保護性意義”，因為，“言多必失”嘛！

不過，還有一種所謂的“沉默”，是精于算計下的精致利己主義之選擇——其主要以“利”字當先，“義”字卻棄之兩邊不顧了。

比如，當“特沒譜”要吞并一個主權(quán)國家的屬地——格陵蘭時，胡錫進已多次慷慨激昂地多次痛批其侵略行徑。這當然是老胡的自由表達權(quán)之體現(xiàn)。

可是，在四年前，當“大鵝”大兵壓境于另一主權(quán)國家的“小烏”時，胡錫進卻多次表達出了“挺鵝”的堅定立場，對于“小烏”的領(lǐng)土、主權(quán)完整，他并無出手力挺的表達；這樣的“沉默”權(quán)選擇，當然也是其自由之一種。

但是，對于一個以正義者自居的知名媒體人而言，這樣的所謂“沉默”，其實，也就等于是一種綏靖態(tài)度，甚至無異于起到了“幫兇”作用吧？

所以，雖然說“沉默”確實是一個人的自由權(quán)利，但是，如果面對正義旁落的重大事件發(fā)生時，作為以媒體人自居的公眾人物，仍以所謂的“沉默自由權(quán)”為由，依然保持不言不語，那么，這樣的人，最起碼來說，已失去了公眾人物之良知的底線吧？

這樣說，并不是什么“雙標”——因為，不僅自由有底線，且人的良知更應有底線！

一些人在一些時候為了自保，選擇沉默的自由，當然并無過錯，也值得尊重，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完全讓“沉默的自由權(quán)”毫無底線了。

如果面對正義無法實現(xiàn)和彰顯；罪惡難以阻止與懲處之時，人人都拿沉默自由權(quán)說事，當作個人一時茍且的擋箭牌，則正義流失、罪惡茂盛的情形，就會有一天，可能侵入和傷害到每個人的身心……

比如，二戰(zhàn)時期，因綏靖政策，令法西斯橫行于世——最終，那些綏靖的國家及人民也基本上都成了受害者！

雪崩之時，無人能真正完全無辜，也無人可以確保幸免于難！

沉默權(quán)固然是一個人基本自由權(quán)，但作為公眾人物，其責任的邊界何在？當正義與沉默沖突時，又該如何平衡個人權(quán)利與社會期待？

魯迅先生曾言：“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滅亡”——這顯然提醒我們，自由也需以良知為基石，方能避免悲劇重演的代價出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