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戰(zhàn)后主導全球能源格局，到如今仍在國際能源市場上掌握核心話語權，美國的石油霸權并非偶然，其背后始終貫穿著美元及美元結算體系的深度綁定。這一霸權的崛起、鞏固與演變，不僅重塑了世界能源貿易規(guī)則，更深刻影響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走向。

一、霸權奠基：石油與美元的“世紀聯(lián)姻”

美國石油霸權的建立，是長期戰(zhàn)略布局與制度構建相互作用的結果，其核心邏輯正是圍繞石油與美元的深度綁定逐步推進。

一戰(zhàn)期間，美國憑借龐大石油產量為盟友供應幾乎全部戰(zhàn)爭燃料，雖然鞏固了能源領域話語權，為戰(zhàn)后國際秩序制定的參與奠定了基礎，但美國人擔憂本土石油資源面臨枯竭，開始意識到石油的戰(zhàn)略價值。

一戰(zhàn)以后，美國開始進軍中東石油市場，開啟石油霸權構建之路。當時英國幾乎壟斷中東石油資源，美國以“門戶開放”和“商業(yè)機會均等”為旗號，通過外交施壓、出臺《礦產租讓法案》等手段，挑戰(zhàn)英國壟斷地位。經過多年博弈，美國先通過與英波石油公司合作組建波美石油公司，涉足波斯石油開發(fā)，積累談判籌碼。

1928年，美、英、法、荷等國簽署《紅線協(xié)定》，美國資本以近東開發(fā)公司名義獲得伊拉克石油公司23.75%的股份，正式在中東確立石油權力，打破英國獨占格局。

二戰(zhàn)后，英、法等國衰落，美國借機廢除《紅線協(xié)定》中的“自我否定”條款，擺脫束縛，確立在中東石油資本市場的主導權。20世紀中葉，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徹底改變了世界力量對比。美國憑借本土未遭戰(zhàn)火波及的優(yōu)勢，成為全球工業(yè)和金融中心。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際貨幣秩序，美元由此獲得“準世界貨幣”地位，為石油與美元的綁定埋下伏筆。

此時的美國，既是全球主要石油生產國，也是最大消費國。1950年，美國石油日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57%，龐大的產銷量讓美元在石油貿易中自然占據(jù)主導地位。但真正讓二者形成剛性綁定的，是20世紀70年代的歷史轉折。1971年，美國因黃金儲備不足被迫放棄金本位，美元信譽面臨危機。為挽救美元地位，美國將目光投向了石油這一“工業(yè)血液”。

1974年，尼克松總統(tǒng)出訪沙特，達成了一項影響深遠的“不可動搖的協(xié)議”：沙特同意將美元作為石油貿易的唯一結算貨幣，美國則向沙特提供軍事保護和技術支持。隨后，在美國的推動下，歐佩克（OPEC）其他成員國紛紛效仿。這一安排讓美元在脫離黃金后，找到了新的價值錨點——全球剛需的石油，石油-美元機制正式成型。從此，任何國家想要進口石油，都必須先儲備美元，美元的國際地位被空前鞏固。

二、霸權運作：四大機制構建的全球體系

石油-美元機制并非簡單的“石油+美元”組合，而是由積累、持有、擴張、回流四大機制構成的復雜體系，共同支撐著美國的石油霸權。

積累機制是霸權的物質基礎。高油價讓產油國獲得巨額美元收入，而石油標價與現(xiàn)貨價的價差、石油投資收益等進一步放大了石油-美元的規(guī)模。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后，產油國經常賬戶盈余激增，僅OPEC國家在1999—2005年的全球投資總額就超過8000億美元。

持有機制讓美元深度滲入全球金融。產油國的貿易順差以美元外匯儲備形式存在，而主權財富基金的興起，讓這些資金通過國際金融市場實現(xiàn)保值增值。

據(jù)《商務部》2026年1月數(shù)據(jù)，海灣七大主權財富基金（含海灣六國核心基金）在全球主權基金投資總額中占比達43%，投資金額達1190億美元，創(chuàng)歷史新高，這一比例是目前公開數(shù)據(jù)中海灣六國主權基金占全球的最高份額。大量資金流入美國國債、股票等市場，成為美元資產的重要支撐。

擴張機制則通過國際金融工具擴大美元影響力。紐約商品交易所的WTI原油期貨、倫敦洲際交易所的布倫特原油期貨均以美元計價交易。期貨市場的杠桿效應不僅放大了石油貿易規(guī)模，更讓美元成為石油定價體系的核心，拒絕美元結算的國家將面臨極高的交易成本。

回流機制是霸權的“穩(wěn)定器”。產油國獲得的石油-美元，一部分通過購買美國商品和服務回流；一部分通過認購美國國債、投資美國金融市場回流；還有相當一部分通過軍售渠道回流——沙特等國常年位居全球軍購前列，僅2025年5月雙方就簽署了近1420億美元“史上最大軍售協(xié)議”。雖然實際合同“含金量”可能大打折扣，但這些回流資金的規(guī)模可見一斑。大量軍售回流資金既支撐了美國經濟，又讓石油-美元形成閉環(huán)循環(huán)，進一步鞏固了霸權。

三、霸權紅利：能源、地緣與金融的三重霸權

石油-美元機制的運轉，讓美國收獲了能源、地緣政治和金融的三重霸權紅利。

在能源領域，美國通過控制石油結算和定價權，主導了全球能源分配規(guī)則。即使在自身石油產量下降后，仍能通過美元體系影響國際油價，確保自身及盟友的能源安全。

21世紀初，美國通過水平鉆井+水力壓裂的“黃金組合”技術將頁巖氣開采單井成本降低60%以上，讓頁巖氣首次具備與常規(guī)天然氣競爭的能力。2005年后，美國頁巖氣產量呈指數(shù)級增長，從2000年占天然氣總產量的1%飆升至2015年的56%，大幅提升了美國能源自給率，使美國擺脫了能源進口依賴的束縛，在國際能源博弈中姿態(tài)更加強硬。

在地緣政治領域，石油-美元成為美國干預全球事務的重要工具。對于不服從美國秩序的國家，美國常以切斷美元結算通道、實施能源制裁為手段。俄烏沖突以來，美國持續(xù)加碼對俄石油制裁，不僅將俄兩大石油巨頭及旗下子公司納入制裁名單、限制其美元結算通道，還推動實施油價上限政策，導致俄羅斯2025年石油收入銳減至約1550億美元。

美國以伊朗核計劃及武器擴散為由持續(xù)加碼制裁，不僅封鎖其能源進出口通道、打壓“影子船隊”，還制裁相關貿易企業(yè)，導致伊朗2025年12月原油日均出口量驟降44.9%。委內瑞拉因推進石油貿易人民幣結算、脫離美元體系，遭到美國軍事打擊、全面石油禁運和扣押油輪等施壓，其石油出口銳減、產能被迫收縮，甚至其總統(tǒng)馬杜羅也被綁架，美國借此維護石油-美元霸權并試圖掌控其全球第一的石油儲量。

在金融領域，石油-美元讓美國掌握了全球財富分配的主動權。美元作為主要儲備貨幣和結算貨幣，讓美國獲得了巨額鑄幣稅收益。美聯(lián)儲的貨幣政策可以直接影響全球資本的流動性，量化寬松政策讓美國得以向全球轉嫁危機，而其他國家則不得不承受匯率波動和資產縮水的風險。

2020年3月，為應對新冠疫情沖擊，美聯(lián)儲啟動“無上限”量化寬松政策，將利率降至接近零水平，超發(fā)的美元通過石油貿易結算、跨境投資等渠道涌向全球，推高新興市場資產價格與債務規(guī)模。但隨著美國通脹在2022年6月飆升至9.1%的40年峰值，美聯(lián)儲從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連續(xù)11次加息，累計加息525個基點，將利率升至23年來最高水平。

這一轉向引發(fā)全球資本流動性驟縮，大量資本從新興市場回流美國，導致多國貨幣大幅貶值，眾多依賴美元結算的產油國與進口國，也因匯率波動額外增加了貿易成本和債務償還壓力，而美國則通過這一輪“放水－收網(wǎng)”操作，成功將國內危機轉嫁至全球，維護了自身經濟穩(wěn)定。

四、霸權隱憂：多極趨勢下的挑戰(zhàn)與變革

曾盛極一時的石油-美元霸權，如今正面臨多重挑戰(zhàn)。能源結構多元化，如天然氣、太陽能、核能、風能等新能源的發(fā)展讓石油的主導地位受到沖擊；全球產業(yè)結構變革，以電動汽車產業(yè)為代表的電能產業(yè)快速崛起，降低了全球對石油的依賴度。國際結算體系也開始出現(xiàn)多元化趨勢，歐元、人民幣在石油貿易中的使用逐漸增加，部分國家開始嘗試繞開美元結算。

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更是改變了全球能源格局。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2024年原油對外依存度達71.9%。為保障能源安全和金融自主，中國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建立原油期貨市場，開展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為全球能源貿易提供了新的選擇。

伊朗通過與中、俄深化能源合作、繞開美元體系推進人民幣結算，一定程度上對沖了美國經濟制裁沖擊。俄烏沖突期間，面對美國制裁沖擊，俄羅斯加速推進“東向戰(zhàn)略”，擴大對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的能源出口，同時推廣人民幣等非美元貨幣結算、搭建獨立支付體系，最終成功重構能源出口格局，實現(xiàn)風險對沖。

此外，美國自身的霸權行為也在侵蝕石油-美元的基礎。動輒以制裁、封鎖手段打壓他國，讓不少國家尋求更安全的結算方式。中東沙特、阿聯(lián)酋等產油國正通過與中國開展石油-人民幣結算，構建多幣種貿易體系，以此對沖美元霸權帶來的地緣政治風險與經濟波動風險。從沙特對華原油貿易人民幣結算占比突破45%，到阿聯(lián)酋接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tǒng)，這些實踐不僅重塑了能源貿易的貨幣格局，也體現(xiàn)了過度依賴美元的產油國家對美元開始產生信任危機。故特里芬難題始終存在：美國既要以貿易逆差供應全球所需美元，又要維持美元幣值穩(wěn)定，這種內在矛盾隨著全球經濟格局變化日益凸顯。

五、歷史啟示：霸權興衰的必然邏輯

美國石油霸權的興衰本質上是全球權力格局演變的縮影。它的崛起得益于對“能源－貨幣”組合的精準把握，將經濟權力通過制度形式固化為國際規(guī)則；而它面臨的挑戰(zhàn)，則源于多極化趨勢下，各國對公平、多元國際秩序的追求。

石油-美元機制的經驗與教訓，為新興國家提供了重要鏡鑒。貨幣國際化不能脫離實體經濟支撐，更需要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和國際合作穩(wěn)步推進；能源安全不僅是資源保障，更要掌握貿易和定價中的話語權；參與全球治理，需要在現(xiàn)有體系基礎上積極改革，而非簡單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