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堅持古為今用，絕不主張食古不化。實際上，中國古代文化可以作創(chuàng)造性的現(xiàn)代轉化。

例如中國古代的社會理想，或者說中國夢，代表性的話語應是《禮記·禮運篇》假托孔子所說的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戶外而不閉，是謂大同?！边@是儒家所設想的遠古時期“天下為公”的“大同”之世，也可以說是古代中國人的夢想：天下為人民所公有，選舉賢能的人來治理社會，人與人之間講求信用，和睦相處。人們不只愛自己的雙親，不只撫養(yǎng)自己的子女，而使所有老年人都得到贍養(yǎng)，壯年人有工作做，幼兒能得到撫育，年老喪夫或喪妻而孤獨無靠的人及殘疾人都能得到照顧與優(yōu)待；男人都有自己的職分，女子都能適時婚嫁；愛惜財物、民力，但絕不據(jù)為己有。因此，陰謀詭計不能得逞，盜竊和亂臣不會產(chǎn)生，外出不用關門，這就是大同社會。這就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社會理想。

儒家主張滿足人民的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強調(diào)民生，制民恒產(chǎn)，主張惠民、富民、教民，縮小貧富差距，對老弱病殘、鰥寡孤獨和災民等社會弱者予以保護。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為平民、為農(nóng)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參與政治的機會。其天下大同、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與社會正義觀、公私義利觀是歷代儒生的期盼，也是他們批判現(xiàn)實的武器。這一思想的前提是：一、人民是政治的主體；二、人君之居位，必須得到人民之同意；三、保民、養(yǎng)民、教民是人君的最大職責。

“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在今天仍有意義，即我們增加就業(yè)，大力幫扶弱勢群體，關心農(nóng)村留守婦女兒童，保障農(nóng)民工及其子女的權益，幫助革命老區(qū)、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邊疆地區(qū)、貧困山區(qū)盡快脫貧等舉措，有助于遏制貧富差距擴大。緩和社會矛盾和沖突等亦是實現(xiàn)中國夢的題中應有之義。

所謂“忠孝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兩千多年來，農(nóng)家、平民子弟通過宗族祠堂與家庭教育（有言之教與無言之教，但更多的是無言之教）世世代代傳承的精神信念，其主流的價值仍然是友善、仁愛、孝慈、正直、良心、忠信，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并影響他人的生活哲學，是帶有儒家文化密碼的忠臣義士的故事和蒙學讀物、鄉(xiāng)規(guī)族譜、家訓家書、治家格言、善書與民諺民謠中的仁慈善良、廉潔勤謹、忠于職守、與人為善、積善成德以及“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觀念，例如《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和“四書”中的一些內(nèi)容。這些價值通過唱戲的、說書的，通過三老五更、家人鄉(xiāng)親口耳相傳，耳濡目染，逐漸在民間扎根。它們在中國起的作用，如同基督教在西方起的作用。

仁義禮智信等我國的傳統(tǒng)美德，至今仍是活著的，是有生命力的價值理念。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例如蹬三輪捐錢給貧困生的白芳禮老人、奮不顧身救學生的最美女教師張麗莉、道德模范吳天祥、防治艾滋病的專家桂希恩、信義兄弟孫水林和孫東林，以及一些青年志愿者朋友，仍然繼承發(fā)揚并實踐著中華文明的精華，以一顆仁愛之心，誠樸信實，時時處處為他人著想，愛利他人，服務社會。

近代以來，強加給中國文化的很多似是而非的東西，需要我們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一些人對中國人的國民性中的負面特性或所謂“丑陋的中國人”等的揭露，有些過頭，傷害了我們的民族性。爾虞我詐，內(nèi)斗內(nèi)耗，我們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一些諸如此類的丑惡現(xiàn)象（其實西方也有），但人們往往就會把賬算在國民性上，或要中國文化、儒家文化承擔責任。對于這些問題，我們要予以正確認識。我們要把中華民族文化的真髓，養(yǎng)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誠的理念，作為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的仁愛思想、浩然正氣、正道直行、人格修養(yǎng)等內(nèi)容，大大地弘揚出來。我們要把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在民間留存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道德資源充分地加以開掘，加以保護、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