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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曹操、孫權(quán)、關(guān)羽、張飛、趙云，荀彧、賈詡、郭嘉、周瑜、魯肅、呂蒙、董卓、呂布、袁紹、劉表……為何三國時代“全民單名”？

這一現(xiàn)象并非偶然，而是王莽改制后形成的政治慣例，與兩漢文化傳統(tǒng)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其發(fā)生的背后交織著明確的政策干預、深刻的文化觀念以及當時特定的社會風尚。

▎最直接的原因，是王莽的“去二名”政策

這并非自然演變，緣起是一場由新朝建立者王莽主導的“命名改革”。

王莽崇尚儒家古禮，認為《春秋公羊傳》中“譏二名”的說法是正確的，認為雙字名不合古制，是身份低微或禮崩樂壞的象征。他掌權(quán)后，以行政命令強力推行“去二名”，即要求全國百姓使用單名，將雙字名視為不規(guī)范。

王莽主政時強力推行這一政策，甚至將其用于外交，他將匈奴單于“囊知牙斯”改名為“知”，將高句麗改為“下句麗”，以彰顯其“正名”的權(quán)威。

不止于此，在他的長孫王宗謀反失敗后，王莽下令將其名字打回原形“王會宗”，以示懲罰與貶低。這使單名成為 “政治正確”的強制規(guī)范。

新朝被推翻后，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及其核心集團“云臺二十八將”幾乎全是單名，等于全盤繼承了這一規(guī)范。東漢雖無明文法律，但單名已成為上層社會的默認規(guī)則和身份標識，并作為一種強勢文化傳統(tǒng)延續(xù)了整個東漢乃至三國時期。

▎文化與社會根源：讖緯、避諱與身份認同

王莽的政策能成功施行且影響深遠，是因為它契合并強化了當時的社會文化心理。

一方面，由于當時讖緯迷信的盛行，人們普遍相信名字與命運吉兇息息相關(guān)。單名用字更易預測、占卜和闡釋，雙名則被認為可能承載更多不確定的“兇兆”。單名在心理上被視為更“安全”、更“正統(tǒng)”的選擇。

另一方面，是應對避諱制度的便利。在宗法社會，為尊長避諱是重要禮法。單名只有一個字需要避諱，如避劉備的“備”字。而雙名則需避兩字，對日常用語、文書典籍的影響成倍增加。單名極大簡化了避諱的復雜程度，對于起名和社會運行來說更為便利。

更值得強調(diào)的是，單名在當時已成為士族階層的風尚。單名經(jīng)過東漢兩百年的積淀，已成為士大夫階層彰顯正統(tǒng)教養(yǎng)、區(qū)別于平民的標志。如同一種高雅的社會通行證，使用單名是融入主流精英圈的隱性要求。

▎延續(xù)至三國時期，單名仍是主流

三國時期，單名傳統(tǒng)依舊占據(jù)絕對主流，但已開始出現(xiàn)細微裂痕。曹、劉、孫三家的核心成員及絕大多數(shù)文臣武將均為單名，足見此風尚之牢固。

而在實際生活中，乳名/小字開始流行，并不受單字約束。如曹操小字“阿瞞”，劉禪小字“阿斗”。這表明在非正式場合，雙字稱呼已開始回歸日常。

與此同時，個別雙字名開始出現(xiàn)。如資助劉備起兵的販馬商人張世平、黃巾將領程志遠、蜀漢大臣郭攸之、投降東吳的傅士仁等，雖仍屬極少數(shù)，但預示著僵化的規(guī)范在亂世中初現(xiàn)淡化趨勢。

此外，少數(shù)民族胡名不受約束。北方游牧民族將領不受此漢文化規(guī)范束縛，如“軻比能”、“蹋頓”等均為多字名。

單名這一傳統(tǒng)直到魏晉南北朝后期，隨著門閥士族的衰落、少數(shù)民族文化融合加劇，以及佛教的盛行帶來大量雙字法號，才被徹底打破。唐宋以后，雙字名乃至三字名逐漸成為主流。

三國時代的單名主流，是一次由王莽改制帶來的強力政治干預，進而被讖緯、避諱等當時流行的文化心理所接納，并經(jīng)長期士族風尚演化固化為身份標識的結(jié)果。

它遠非單純的審美偏好，而是一個時代政治權(quán)威、文化觀念與社會等級制度在個人命名上的集中體現(xiàn)。今天我們回顧這一現(xiàn)象的來龍去脈，希望能透過姓名這一微小窗口，窺見漢代至三國社會運行中“正名”與“禮制”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