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祖歸宗是好事，不過，放在韓國人身上，卻讓他們破防了！

因為韓國發(fā)現，自己的根原來就在中國。

2025年年底，韓國地名研究協(xié)會公布了一組數據：全國現存的一萬六千余個傳統(tǒng)地名中，高達95%的地名根源都指向漢字文化。

不少韓國年輕人在社交平臺發(fā)文吐槽“活了幾十年，才發(fā)現自己住的地方名字是中國字演變來的”。

這種認知上的沖擊，讓不少向來強調“文化獨立性”的韓國人陷入了集體“破防”。

年輕人的困惑并非偶然，這背后是韓國持續(xù)數十年的“去漢字化”運動留下的后遺癥。

上世紀70年代，樸正熙政府推行“韓文專用”政策，將漢字從義務教育核心課程中剔除，公共標識、官方文件、教科書等逐步取消漢字標注，甚至身份證上的姓名也只保留韓文拼音。

當時的政策初衷是強化民族認同，擺脫外來文化影響，但半個世紀后，惡果逐漸顯現。

韓國教育部2025年發(fā)布的統(tǒng)計數據顯示，當前韓國高中畢業(yè)生平均識別的常用漢字不足300個，而四十年前這一數據是1800個，漢字認知能力出現了斷崖式下跌。

這種認知斷層讓年輕人與本國歷史產生了嚴重隔閡。

韓國國家圖書館2026年1月公布的數字古籍訪問數據顯示，韓文譯本的古籍訪問量是原版漢字古籍的14倍，絕大多數漢字古籍幾乎無人問津。

更有意思的是，現實需求正在倒逼年輕人重新學習漢字。

韓國招聘網站2026年1月發(fā)布的就業(yè)報告顯示，掌握2000個以上常用漢字的應聘者，進入三星、現代等大企業(yè)的概率比普通應聘者高出1.6倍，在文化遺產、歷史研究等領域，漢字熟練者的薪資中位數比其他求職者高27%。

這種現實利益的驅動，讓漢字學習在韓國年輕人中悄然升溫。

韓國社會的矛盾也隨之顯現，但他們否認不了。

因為韓國人隨處可見的地名，就是漢字，更是中韓兩國數千年文化交流的直接見證。

最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商周時期。

據《史記》《高麗史》等古籍記載，商朝末年，紂王的叔父箕子率領五千余名商朝遺民東遷至朝鮮半島，建立了箕子朝鮮。

這些中原移民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還將中原的命名文化帶到了這片土地。

當時的部落名稱、聚居地名稱，大多采用漢字命名，遵循中原的命名邏輯，這為后來韓國地名的漢字化奠定了基礎。

漢武帝時期，漢朝在朝鮮半島設立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直接將中原的郡縣制度和地名體系移植過去，比如樂浪郡（今平壤一帶）、帶方縣（今首爾附近）等，這些地名直接沿用漢字，成為韓國最早的官方漢字地名。

到了新羅、高麗王朝時期，漢字地名迎來了大規(guī)模發(fā)展。

公元6世紀中葉，新羅王朝在唐朝的支持下統(tǒng)一朝鮮半島，面對各地語言混雜、地名混亂的局面，景德王時期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地名改革，全面借鑒中原王朝的行政建制和命名體系，將全國劃分為九個州，大量采用漢語地名進行規(guī)范化命名。

比如現在的大邱，當時被稱為“達勾火縣”；高麗王朝的都城開城，古稱“冬比忽”，后來也改用“開城”這一漢字地名。

李氏朝鮮時期，漢字地名的發(fā)展達到頂峰。

14世紀末，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鮮后，在行政區(qū)劃和城市建設上進一步向明朝學習，效仿明朝的道級行政單位，將半島劃分為八個道，都城建設、宮殿命名等都大量參考明朝規(guī)制。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大量“移植式”的漢字地名，尤其是與中國湖北地區(qū)的地名高度雷同。

比如韓國的襄陽郡、江陵市、利川市等，都能在中國湖北找到對應的地名。

這一現象的背后，是13世紀蒙古西征時期的移民潮。

2016年韓國考古隊在慶尚南道挖出的元朝駐軍遺址，出土的箭鏃、馬具與湖北襄陽出土的元軍裝備高度相似，進一步印證了這一歷史淵源。

這些漢字地名不僅是歷史的印記，更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韓國江原道的襄陽郡，不僅地名源自湖北襄陽，就連當地的民俗游戲“投壺”，壺口傾斜角度都與湖北老家完全一致；韓國的江陵市，不僅名字與湖北江陵相同，就連端午祭的諸多習俗，都能找到楚地巫術祭祀的影子。

漢字文化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與發(fā)展，是古代中韓兩國人民友好交流的見證，并非所謂的“文化侵略”。

但種種歷史擺在面前，有些韓國依舊嘴硬。

原因就是，韓國社會致力于構建單一民族的文化自豪感，通過“去漢字化”等政策割裂與中華文化的聯(lián)系。

如今，隨著韓國年輕人對漢字的重新追捧，對地名歷史的探尋，也恰恰說明文化的傳承無法被人為割裂，只有正視歷史，才能更好地理解自身的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