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鶴皋先生（1927-2026）

2026年1月1日中午，新年的第一縷陽光尚未散盡，中國法學界卻迎來了最沉重的哀音。著名法史學家、中國政法大學原教授、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的卓越奠基人與開拓者楊鶴皋先生，因病醫(yī)治無效，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99歲。先生的溘然長逝，如巨星隕落，如泰山傾頹，是中國法學界、特別是中國法律史學界的巨大損失，亦是所有后輩學人心中難以彌補的缺憾與傷痛。

九十九載春秋，楊鶴皋先生以其近一個世紀的人生跨度，親歷了中國社會的百年滄桑巨變；七十載杏壇耕耘，他以其畢生的心血與智慧，鑄就了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學術豐碑。他不僅是知識的傳播者，更是學科的創(chuàng)建者、精神的引領者。本報告旨在系統(tǒng)梳理楊鶴皋先生波瀾壯闊的一生，深入探究其卓著的學術成就與不朽的精神遺產，以表達我們最深切的哀思與最崇高的敬意。

1927年8月，楊鶴皋先生出生于湖南省長沙市，一個在中國近代史上風云激蕩、英雄輩出的城市。他的少年時代，正值國難當頭、社會動蕩之際，家國破碎的陰影籠罩著每一寸土地。家境的貧寒讓他過早地體味到生活的艱辛，有資料沉痛記載，他曾在印刷廠當過學徒，以稚嫩的肩膀分擔家庭的重擔。然而，困苦的生活未能磨滅他求知的渴望，反而淬煉出他堅韌不拔的品格。憑借著聰穎與勤奮，他獲得了公費學習的機會，得以在書海中繼續(xù)追尋光明。1947年，他考入當時享有盛譽的長沙明德中學高中部，在這里，他為日后的學術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國學與文史基礎。

1950年，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萬象更新。胸懷報國之志的楊鶴皋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成為新中國培養(yǎng)的第一代法律人。在燕園的時光，他如饑似渴地吸收著知識的養(yǎng)分，眼中閃爍著對未來的無限憧憬。不久之后，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北京大學的法律系、政治系與清華大學的政治系、燕京大學的法律系和政治系等合并，成立了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楊鶴皋先生隨之并入這所新中國政法教育的最高學府，并于1953年成為學院的首屆畢業(yè)生。畢業(yè)之際，因其品學兼優(yōu)，他被學校選中留校任教，從此開啟了他長達七十余載、與中國政法大學血脈相連的教研生涯。從一名意氣風發(fā)的青年學子，到執(zhí)掌教鞭的青年教師，楊鶴皋先生將自己的人生理想與新中國的法治建設事業(yè)緊緊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矢志不渝。

正當楊鶴皋先生準備在學術領域大展拳腳、一展宏圖之時，時代的風暴不期而至。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正直敢言、堅持真理的楊鶴皋先生被錯誤地劃為"右派"，被迫離開了心愛的講臺與教學研究工作。他被安排到學校圖書館工作，這在當時是一種懲罰性的安排，意味著學術生命的終結。然而，對于一位真正的學者而言，書齋本身就是最廣闊的天地，書籍就是最忠誠的伴侶。這段長達二十年的"學術流放"歲月，非但沒有摧毀他的意志，反而意外地成就了他更為深厚的學術根基。在圖書館的寂靜歲月里，楊鶴皋先生遠離了政治的喧囂，得以沉潛于中國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之中。他以驚人的毅力，系統(tǒng)地通讀了"經(jīng)、史、子、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思想源流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鉆研。這段孤獨而充實的時光，讓他對儒家、法家、道家等諸子百家的思想有了更為精深和獨到的理解，為其日后構建中國法律思想史的宏大理論框架，提供了最為堅實的文獻基礎和思想儲備。正是這段"坐冷板凳"的經(jīng)歷，讓他完成了從一名普通法學教師到一位學貫古今的國學大家的蛻變。他以司馬遷發(fā)憤著《史記》的精神自勉，將個人的不幸轉化為學術研究的動力，展現(xiàn)了一位真正知識分子"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的風骨。當同輩人紛紛在風浪中折戟沉沙時，楊先生在書齋中默默積蓄著力量，等待著春雷再動的時刻。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撥亂反正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北京政法學院復辦，楊鶴皋先生也得以平反，重新回到了他闊別二十載的教學崗位。此時的他，已年過半百，兩鬢染霜，但胸中積蓄的學術熱情卻如火山般噴薄而出，勢不可擋。他敏銳地意識到，隨著國家法制建設的重啟，系統(tǒng)梳理和研究中國自身的法律傳統(tǒng)與思想遺產，具有無比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xiàn)實意義。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楊鶴皋先生以非凡的遠見和魄力，投身于"中國法律思想史"這一新興學科的創(chuàng)建工作。他與張國華教授、李光燦教授等志同道合的同仁一起，篳路藍縷，從零開始，共同推動了"中國法律思想史"作為一門獨立法學學科的重建與發(fā)展。1979年，他積極參與了中國法律史學會的創(chuàng)建工作，并長期擔任常務理事兼秘書長，為全國法律史學界的交流與合作搭建了重要平臺。更具開創(chuàng)性的是，他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中國政法大學主持創(chuàng)建了全國第一個"中國法律思想史"碩士學位點，并親自講授"中國法律思想史"、"先秦法律思想史"、"中國封建法律思想史"等核心課程，為國家培養(yǎng)了第一批該領域的專業(yè)研究人才。這一創(chuàng)舉，不僅為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的建制化、體系化奠定了基石，也為該學科的薪火相傳、生生不息儲備了寶貴的人才力量。從重返講臺到鮐背之年，楊鶴皋先生始終筆耕不輟，退而不休。他將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獻給了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yǎng)事業(yè)，其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和豐碩的學術成果，為他贏得了"中國法律史學界的元老"之崇高贊譽。

楊鶴皋先生的學術生涯，與"中國法律思想史"這門學科的誕生、成長與繁榮緊密相連。他不僅是該學科的命名者和倡導者之一，更是其理論體系、研究范式和教材體系的主要構建者。他的學術貢獻，如同一座巍峨的豐碑，深刻地影響了數(shù)代法史學人，照亮了后學的治學之路。在楊鶴皋先生等老一輩學者開始系統(tǒng)研究之前，"中國法律思想史"并未作為一門獨立的法學二級學科而存在，其內容或零散地依附于中國法制史，或被淹沒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之中。楊先生等人明確提出，必須將"思想"從"制度"中獨立出來，深入挖掘中國幾千年來圍繞法律問題的思想理論、價值觀念、學派爭鳴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這對于深刻理解中國法律的本質特征和文化基因至關重要。他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在學科體系的構建上，他與同仁們一道，確立了中國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對象、范圍和基本理論框架，使其從法制史中脫胎而出，成為一門具有獨立品格的成熟學科。在人才培養(yǎng)的建制化方面，他主持創(chuàng)辦的中國法律思想史碩士點，被譽為中國該學科發(fā)展的"黃埔軍校"。通過規(guī)范化的研究生培養(yǎng)，他系統(tǒng)地訓練了一支專業(yè)研究隊伍，這些學生后來大多成為全國各地高校和研究機構在該領域的學術骨干，薪火相傳。在學術平臺的搭建上，作為中國法律史學會的創(chuàng)始成員和長期領導者，他積極組織學術會議，推動學術交流，極大地提升了法律思想史在整個法學界的影響力，使其從邊緣走向中心。

他一生勤于著述，留下了二十余種、數(shù)百萬字的學術作品，這些著作是其心血的結晶，也是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最寶貴的財富。其代表作不僅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也成為無數(shù)法科學子入門該領域的必讀經(jīng)典，澤被后學，功莫大焉。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扛鼎之作《中國法律思想史》，是楊鶴皋先生用力最勤、影響最廣的著作。該書自20世紀80年代初司法部統(tǒng)編教材的編寫起，歷經(jīng)多次修訂再版，如1982年法律出版社版、200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版、2011年湘潭大學出版社版以及2020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精編本等，跨越近四十年，常銷不衰，堪稱奇跡。此書的巨大成功在于：體系的開創(chuàng)性——它首次系統(tǒng)、全面地勾勒出從先秦到近現(xiàn)代中國法律思想發(fā)展的完整脈絡，構建了學科的基本知識體系和分析框架；內容的權威性——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部司法部統(tǒng)編教材以及后來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定教材，該書以其內容的精煉、觀點的權威，影響了數(shù)代法律人的知識結構；思想的深刻性——書中不僅梳理了歷代思想家的法律觀點，更著力于揭示不同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在法律問題上的交鋒與融合，總結其內在規(guī)律與特征，發(fā)人深省。

如果說《中國法律思想史》是為學科"搭梁建柱"的奠基之作，那么晚年出版的《中國法律思想通史》（上下冊）則是楊先生集畢生研究之大成的巔峰之作。這部于2011年由湘潭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洋洋灑灑160余萬言，展現(xiàn)了其雄厚的學術功力與宏大的學術氣魄。其特點在于：內容的宏富——時間跨度從傳說時代的周公一直延伸至近代，幾乎囊括了中國歷史上所有重要的法律思想家、思想流派和思想論爭，史料之詳實、論述之細密，堪稱該領域的百科全書；視野的廣闊——該書不僅局限于法律思想本身，更將其置于廣闊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背景中進行考察，展現(xiàn)了思想與時代之間的復雜互動；精神的寫照——這部巨著是楊先生晚年"十年磨一劍"的成果，體現(xiàn)了他生命不息、治學不止的崇高精神，該書曾榮獲"圖書獎提名獎"，足見其分量。

楊鶴皋先生對先秦諸子百家的法律思想研究尤為精深。出版于1990年的《先秦法律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是他長期研究該領域的結晶，對儒、墨、道、法各家的法律思想淵源、核心主張及其相互關系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至今仍是該領域繞不開的經(jīng)典。而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春秋戰(zhàn)國法律思想與傳統(tǒng)文化》一書，更是將法律思想與更宏大的傳統(tǒng)文化背景相結合的典范之作。該書系統(tǒng)梳理了百家爭鳴時期各派思想與禮制文化、宗法文化、陰陽五行文化等的深刻關聯(lián)，因其卓越的學術價值，榮獲第四屆"中華優(yōu)秀出版物獎"，實至名歸。此外，楊先生還著有《商鞅的法律思想》、《宋元明清法律思想研究》、《中國預防犯罪史》等專著，并主編了《中國古代法理思想論集》等重要文集。這些豐富的著述，共同構成了楊鶴皋先生宏大而精深的學術世界，如滿天繁星，照亮了學界的天空。

楊鶴皋先生的學術研究，不僅以成果豐碩著稱，更以其獨特的思想方法和嚴謹?shù)闹螌W路徑為人稱道，為后學樹立了典范。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作為新中國培養(yǎng)的學者，楊先生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中國古代的法律思想。他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注重考察法律思想背后的社會經(jīng)濟根源和階級基礎，同時又能避免教條主義，對歷史上的思想遺產進行具體分析和辯證評價，體現(xiàn)了理論自信與學術自覺的統(tǒng)一。他恪守"論從史出"的實證精神：楊先生的治學，最鮮明的特點就是"腳踏實地，著力于古籍文獻"。他的所有論斷都建立在對原始文獻的精細解讀和嚴密考證之上。在那個資訊不發(fā)達的年代，他憑借一己之力，皓首窮經(jīng)，從卷帙浩繁的古籍中梳理出思想的脈絡，其嚴謹?shù)目紦?jù)功夫為后輩學人樹立了典范。他常說："沒有史料就沒有發(fā)言權"，這種實證精神是他學術生命的根基。他強調思想史與制度史、文化史的結合：他始終認為，法律思想并非空中樓閣，必須將其放回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因此，他非常注重將法律思想的研究與法制史、政治史乃至整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相結合，從而揭示出中國法律思想的深層文化底蘊和民族特性，展現(xiàn)了中國法學研究的本土化自覺。他追求總結規(guī)律、觀照現(xiàn)實的治學旨歸：楊先生研究歷史，最終目的在于"總結其規(guī)律和特征"，為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提供歷史的鏡鑒與思想的資源。他一生致力于挖掘中華法系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希望從中汲取智慧，服務于當下的法治實踐，體現(xiàn)了"經(jīng)世致用"的儒家情懷與知識分子的時代擔當。

楊鶴皋先生不僅是一位杰出的學者，更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教育家。他將畢生精力奉獻給三尺講臺，其"經(jīng)師"與"人師"相統(tǒng)一的品格，感召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才，桃李滿天下，芬芳溢四方。作為中國法律思想史碩士點的開創(chuàng)者和長期導師，楊鶴皋先生親自培養(yǎng)了大批該領域的專門人才，可謂桃李滿門。他對學生的教導，以"從嚴治學"而著稱。他要求學生必須具備扎實的文獻功底，能夠直接閱讀和理解古代典籍；他訓練學生嚴謹?shù)倪壿嬎季S和規(guī)范的學術寫作。他對學術論文的要求極為嚴格，從選題、史料到論證、注釋，都親自一絲不茍地指導，不容半點馬虎。然而，嚴厲的學術要求背后，是他對學生慈父般的關愛與呵護。他關心學生的生活，鼓勵他們在學術道路上勇于探索、大膽創(chuàng)新。許多受過他教誨的學生回憶，楊先生不僅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通過言傳身教，將一種"安心學問、甘于寂寞"的治學精神傳遞給他們。正是這種精神，使得他的弟子們能夠在學術道路上行穩(wěn)致遠，如今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jīng)成為國內外法史學界的領軍人物和中堅力量，真正實現(xiàn)了"開枝散葉"。他也被許多未曾親炙其教誨的后學晚輩尊稱為"編外導師"，其學術思想和人格魅力影響深遠，超越了時空的限制。

楊鶴皋先生的一生，是淡泊名利、潛心治學的一生。他身上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優(yōu)秀品格，如古人所言："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他勤奮堅韌，筆耕不輟：從青年到老年，楊先生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學術生命力。即使在年事已高、體弱多病的情況下，他依然堅持閱讀和寫作，不肯停歇。他那部160萬字的《中國法律思想通史》，正是在他八十高齡前后完成的，這種超乎常人的毅力與對學術的熱愛，令人肅然起敬，感佩不已。他謙遜低調，甘于寂寞：盡管在學術上取得了等身的成就和崇高的地位，楊先生在生活中卻始終保持著謙和與低調。他不喜歡拋頭露面，不追逐虛名，而是將自己的人生坐標定位于書齋和講臺。他常說，做學問就要耐得住寂寞，要肯下苦功夫，這既是他的治學信條，也是他的人生寫照。在這個浮躁的時代，這種品格尤為珍貴。他家庭支持，伉儷情深：楊先生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學術研究，離不開家庭的溫暖支持。據(jù)記載，他的妻子方慧女士，早年在《教師報》任編輯，為了支持丈夫的事業(yè)，她周到地打理好一切家事，讓楊先生能夠毫無后顧之憂地在歷史的長河中盡情遨游。這份相濡以沫的深情，也是支撐楊先生走過風雨、攀登學術高峰的重要力量，成就了一段學界佳話。

楊鶴皋先生雖然離我們而去，但他留下的學術遺產和精神財富將永載史冊，持續(xù)為中國法學的發(fā)展提供滋養(yǎng)，如黃鐘大呂，回響不絕。他最大的貢獻，在于和同仁們一道，成功地將"中國法律思想史"建設成為一門成熟、獨立的法學學科。他的工作，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堅實的學科平臺、完備的知識體系和經(jīng)典的分析范式。可以說，今天所有從事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學者，都或直接或間接地站在楊先生等前輩巨人的肩膀上，沐浴著他們的學術光輝。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學者，更是一位成功的學科"建筑師"。他參與創(chuàng)建的中國法律史學會，至今仍是中國法律史學者最重要的學術共同體，持續(xù)推動著學科的繁榮發(fā)展，功勛卓著。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重新審視和發(fā)掘本民族的法律傳統(tǒng)與思想智慧，顯得尤為重要。楊鶴皋先生窮其一生所做的研究，正是為我們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供了深厚的歷史根基和文化自信。他的著作系統(tǒng)地揭示了中華法系"德主刑輔"、"禮法合一"、"出禮入刑"等核心特征背后的思想淵源和理論邏輯。這些研究成果，對于我們今天在法治建設中如何實現(xiàn)"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如何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中汲取營養(yǎng)，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啟示意義。先生的學問，穿越時空，照進現(xiàn)實。

一顆璀璨的學術巨星隕落了，一位仁厚的長者遠去了。楊鶴皋先生近百年的生命歷程，映照了中國社會的百年變遷；他七十余載的學術生涯，奠定了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基業(yè)。他以學者的良知與擔當，走過了人生的風雨；他以智者的深邃與勤奮，鑄就了學術的不朽。

今天，我們沉痛悼念楊鶴皋先生，不僅是緬懷他卓越的學術成就，更是為了傳承他那"為往圣繼絕學"的使命感、嚴謹求實的治學態(tài)度和淡泊名利的人格風范。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他的思想和精神將化為永恒的燈塔，繼續(xù)照亮后輩學人在學術道路上前行的方向。

楊鶴皋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