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捐贈證書在手，19.5公斤重的明代鎏金佛像卻在國家博物館的檔案中“查無此物”，一位老人的執(zhí)著追問暴露了文物捐贈體系的信任危機。

河北省一位名叫崔鳳祥的老人，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舉著自己的身份證和一本捐贈證書出現(xiàn)在網(wǎng)絡上，手持證據(jù)追問一尊家傳佛像的下落。這尊高78厘米、重19.5公斤的明代萬歷年間地藏佛像，于2006年被他無償捐贈給國家博物館。

然而近20年來，他從未在博物館見到這件本該屬于國家的文物，國博的系統(tǒng)里甚至沒有這件文物的任何記錄。

捐贈與信任

2006年，崔鳳祥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將家族傳承的明代萬歷年間地藏佛像無償捐贈給國家博物館。

這尊佛像高78厘米，重達19.5公斤，藍底上嵌著金花，頭手的鎏金歷經(jīng)數(shù)百年依然熠熠生輝。在佛教藝術品中，這樣保存完好、工藝精湛的明代鎏金佛像具有相當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

國家博物館研究員侯松園帶領五六名工作人員親自上門接收了這件珍貴文物。他們當場進行了檢查核對，隨后鄭重向崔鳳祥頒發(fā)了捐贈證書。

證書上詳細記載了佛像的名稱、尺寸、重量和年代信息。崔鳳祥婉拒了國博提議舉辦的捐贈儀式，也沒要任何經(jīng)濟獎勵，只是單純地希望這件家傳之寶能在國家級殿堂得到妥善保護。

對他而言，將文物交給國家博物館是最安心的選擇。手持那張蓋著大紅公章的捐贈證書，他相信佛像已經(jīng)找到了最好的歸宿。

查無此物的打擊

三年后的2009年，崔鳳祥懷著對家傳之寶的牽掛，特意前往國家博物館，想親眼看看佛像是否得到良好保存。

然而，他等到的卻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博物館的館藏系統(tǒng)中根本沒有這尊佛像的記錄。

時任相關部門主任的陳永德查詢后告知他這一結果，并建議他聯(lián)系當年的接收人侯松園核實情況。這個回答讓崔鳳祥如遭雷擊，他沒想到當初滿懷信任的捐贈，竟得到這樣一個結果。

從那時起，崔鳳祥踏上了漫長而無果的尋物之路。近20年間，他往返國博17次，提交了無數(shù)份書面申請，撥打了數(shù)十通咨詢電話。

“我一分錢賠償都不要，就想知道佛像還在不在？哪怕給張照片、說個存放的地方也行?！边@是老人簡單而執(zhí)著的訴求。

然而，每次得到的回應都是“正在整理”或“請耐心等待”，他甚至從未收到過一份正式的書面答復。

文物消失的陰影

崔鳳祥的遭遇并非孤例，文物捐贈后“消失”的事件時有發(fā)生。此前，南京博物院就曾曝出類似風波。

龐家后人于1959年捐贈給南博的137件古畫，在60多年后的清點中發(fā)現(xiàn)有5件不翼而飛。

館方最初聲稱“是偽作被調(diào)出”，然而其中一幅仇英的《江南春》后來竟出現(xiàn)在拍賣行，估價高達8800萬元。這一事件至今仍在調(diào)查中，令人對博物館的文物管理產(chǎn)生疑問。

文物捐贈管理的制度漏洞值得深思。根據(jù)《文物保護法》規(guī)定，國有博物館接收捐贈必須建立藏品檔案，并應在30個工作日內(nèi)告知捐贈人處理結果。

然而，在許多情況下，博物館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鑒定權和處置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沒有任何第三方監(jiān)督。

一旦出現(xiàn)問題，往往以“歷史原因”或“管理疏漏”為由一筆帶過。

信任危機的代價

文物捐贈對于文博事業(yè)至關重要，而民間捐贈者的信任是這一切的基礎。

當崔鳳祥這樣的普通人將家傳之寶無償捐出時，他們圖的是對國家的信任和為文化傳承出份力的心愿。

蓋著鮮紅公章的捐贈證書不應淪為廢紙一張。如果連國家級博物館都無法守住文物捐贈的底線，無法保障捐贈人的基本知情權，未來誰還敢將珍貴文物交給國家保管？

崔鳳祥近20年的追索，不僅僅是為了找回一尊家傳佛像，更是為了討一個說法，維護一個普通公民對國家級文化機構的信任。

文物不會說話，但每一道紋路都刻著歷史，每一次捐贈都承載著信任。國家博物館作為國家級的文化殿堂，理應成為文物保護的典范，而非公眾質(zhì)疑的對象。

崔鳳祥手中的捐贈證書已被歲月染黃，但國博的公章依然清晰可見。他至今仍保留著2006年那天的交接清單，上面有五六位工作人員的簽名。

每當提及那尊“消失”的佛像，老人的眼中總閃過一絲難以名狀的情緒——不是憤怒，而是深深的困惑與失落。

與此同時，國家博物館仍保持沉默，既不承認曾接收這尊佛像，也不否認，更無法提供任何入庫或存放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