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深秋的一個夜晚，北京西郊的玉泉路上燈火稀疏，幾輛大客車緩緩駛入三機部大院。車門一開，一批蘇聯(lián)專家拎著沉甸甸的行李快步下車，身后是裝著精密儀器的木箱。一旁寒風凜冽，宋任窮站在臺階上，目光炯炯地與他們一一握手。那時，中蘇技術合作看似牢不可破，沒人想到僅一年后風云驟變。

對宋任窮而言，核事業(yè)是突如其來的征召。此前他在總干部部主管軍中人事，戎裝穿了近三十年。周總理請他“出山”主持原子能工業(yè)，他猶豫過，卻還是摘下了軍帽。理由很直白：沒有核彈，國家說話就底氣不足。1956年11月，三機部掛牌，46歲的宋任窮成為第一任部長，家國責任像鉛塊一般壓在肩頭。

要造原子彈，既要錢又要人，更要時間。彼時中國“家底”單薄，只能一面自力更生，一面抓住蘇聯(lián)伸來的援手。1955年至1958年，兩國簽下六份協(xié)議，仿佛把通往核時代的大門推開一條縫。然而真正開工后才發(fā)現(xiàn)，蘇聯(lián)人講條件、設門檻，涉及濃縮鈾、裝置設計等核心機密時，往往噤若寒蟬?！斑@章節(jié)點先回去請示一下?！背闪藢＜覀儜T用的托辭。

盡管如此，宋任窮依舊把對方當自己人。他在機關大會上專門做了面錦旗送給蘇方代表，還叮囑中國工程師：“能學多少學多少，該提的問題一定要問。”蘇聯(lián)專家因此放下戒心，實驗室里的圖紙和計算結果慢慢多了起來。客觀說，那兩年是中蘇核合作的黃金期，鈾濃縮廠、反應堆、同位素分離裝置在圖紙上漸漸成型。

好景并不長久。1958年秋，赫魯曉夫在莫斯科放話要和美國搞“無核試驗協(xié)定”，中蘇分歧急劇拉大。1959年6月，克里姆林宮電報拍到中南海，通知“暫緩提供原子彈教練模型與全部圖紙，并計劃一年內撤走專家”。話音剛落，三機部炸開了鍋。更糟的是，一些蘇聯(lián)專家態(tài)度驟變——一位研究空氣動力的老教授被戲稱“啞巴和尚”，整日鎖門看書，對技術問題只用俄語答一句：“回去請示?！?/p>

7月，毛主席主持緊急會議。他環(huán)顧會場，聲音干脆：“八年內，我們自己拿出原子彈。”又拍桌子補了一句，“敵人有的，我們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睍?，宋任窮領命“縮短戰(zhàn)線，抓最急需的突破口”。他清楚，談判窗口已在收口，留給中國的時間不多了。

為了搶時間，他連夜部署兩件事。第一，死拼工期，先把濃縮鈾主工藝廠房封頂。只要主體建起，蘇方就得按合同交機組，不給也得給。幾千工人在荒涼的峽谷里晝夜輪班，筒倉、冷卻塔、管網一件件立起，原本需兩個月的土建竟在半月內完工。第二，成系統(tǒng)地“對口套取”知識。研究所把鄧稼先、朱光亞等骨干同蘇方專家一一捆綁，“今天他講一小時，我們晚上討論三小時，第二天拿著問題再纏他”。資料能抄則抄，能記則記，有時連廢圖紙都不放過。

1960年7月，蘇聯(lián)專家全部登機回國。臨行前，幾位情緒激動的專家譏諷說：“中國二十年也別想點火?！彼稳胃F沒回話，只是目送飛機尾焰遠去。同月，他又接到調令：前往東北，主持沈陽軍區(qū)及地方工業(yè)恢復，他在核事業(yè)的角色到此告一段落。臨行前，他拉著繼任者劉杰的手，低聲囑托：“一旦試驗日期定了，別忘了捎個信?！蹦且凰玻廴Πl(fā)紅，卻轉身就走。

此后四年，中國核團隊在戈壁深處的風沙里埋頭苦干。沒有核心樣機，就自己畫圖；沒有試驗數(shù)據(jù)，就反復爆破小當量裝置驗證。氫氧爆倉、液氮泄漏、極端輻射，全靠幾代大學生和老專家一雙雙手扛下。有人說“像在黑夜里鋪軌道”，可腳步從未停歇。

1964年10月16日，北京時間下午三點整，羅布泊升起一朵壯麗的蘑菇云。正在沈陽開會的宋任窮接到劉杰電話，只聽到話筒那頭傳來一句激動的通報：“成功了！”他握著聽筒，兩秒停頓，隨后放下窗簾，快步走回會議室，把消息壓在心底。晚上，他才在臺燈下慢慢寫下幾行字：當年那兩件急如星火的事，值了。蘇聯(lián)撤走了專家，卻帶不走我們用血汗換來的底數(shù)與信念，后來的人回頭看，自然明白其中的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