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北京三○一醫(yī)院的一間普通病房里彌漫著消毒水味。82歲的高智靠在病床上，呼吸并不均勻。門被推開，一位身著迷彩服的高大中年人快步走來，他是毛新宇。病房里瞬間安靜，只聽得見心電監(jiān)護儀的“嘀嘀”聲。高智費力地抓住來人的手，聲音極輕卻清晰：“我后悔，當年離開主席太早。”

追溯到1944年，16歲的陜北少年高占貞給自己改了個名字，高智。理由很簡單——“占貞”聽著像“搞戰(zhàn)爭”，他嫌不吉利，也嫌拗口。那一年，他如愿遞交了入黨申請書，隨后考入綏德師范。課堂之外，他負責(zé)學(xué)生會，又是文工團臺柱，經(jīng)常在油燈下練習(xí)詩朗誦，對外宣稱最大的愛好是“研究主席著作”。這并非套話，他確實把《論持久戰(zhàn)》抄了三遍。

1945年春，延安中央機要科缺人。校長私下勸他畢業(yè)再走，可他一句“陜北娃不能錯過革命”就提著鋪蓋卷出發(fā)。五天行軍，風(fēng)沙撲面，同行者舉著爐蓋當盾牌，逢檢查哨就高聲唱民歌吸引注意。抵達延安那晚，高智抬頭看見寶塔山上的燈火，困意一下散了。兩周后，他被分到無線電室，每天接收來自19個解放區(qū)的密電。第一次摸到毛澤東親筆電報，他激動到手心冒汗，自己卻取笑自己“寫得跟雞爪一樣都認得出來”。

1952年，中央辦公廳抽調(diào)骨干籌備政治局會議，高智榜上有名。會場布置、資料匯總、保密流程，他干得麻利，很快被葉子龍盯上。1953年春節(jié)剛過，葉子龍輕描淡寫地問他：“愿不愿意到主席身邊試試？”高智愣住，嘴里反問一句“我行嗎”就再沒敢吭聲。幾天后他背著行李到中南海報到，羅光祿遞給他厚厚一沓文件：“先學(xué)會挑重點。”下午，毛澤東見他，脫口就是一句陜北土話：“娃娃，來啦?！本o張頓時化開。

在主席身邊的九年，白天夜晚對高智早失去意義。凌晨三點整理文件，上午十點陪主席散步，傍晚在游泳池旁匯報電報內(nèi)容，這是常態(tài)。毛澤東動筆快，一卷宣紙幾分鐘就寫滿，高智得立刻標注日期、主題再存檔。一次他模仿報紙給文件加副標題，毛澤東看了哈哈大笑：“秀才腔少來，越短越好。”從那以后，高智寫標題直奔主題，甚至形成了“八字以內(nèi)”的習(xí)慣。

他與毛澤東的距離常常只有一張寫字臺，卻也保持著嚴格的分寸。一天，他順手在紙上記下主席的睡眠時段，剛寫兩行就被發(fā)現(xiàn)，毛澤東立刻示意焚毀。高智這才明白：首長生活細節(jié)也是機密。那晚，他把灰燼收進信封，塞進爐膛，回身端起茶杯才發(fā)現(xiàn)手在抖。

1962年4月19日，毛澤東突然把高智叫到臥室，開門見山：“想不想去基層？”那正是主席提倡“到群眾中去”的階段，高智心里雖舍不得，也知道這是趨勢。他說愿意去陜西。談話持續(xù)了七十分鐘，結(jié)束時毛澤東提議合影，甚至把高智四歲的兒子抱上腿。洗好放大后，主席親筆寫下“再聚有期”四個字。

回陜北后，高智先在省委政研室，后到洛川蹲點調(diào)研，一口方言比當年更重。對外，他只說“在北京當過資料員”，從不提“機要秘書”。偶爾同事聽說他與毛主席相熟，他總擺手：“老事兒，別再問?！?/p>

1965年1月13日，他因開會再進北京。與主席見面不足一刻鐘，他便濕了眼眶。毛澤東邊聽他匯報，邊追問鄉(xiāng)情：“洛川蘋果熟了沒？”高智回道：“小米更香。”主席笑得開懷。會后，兩人都以為還有下次，沒想到成為訣別。

1976年9月，高智在收音機里聽到訃告，整夜抱壺喝悶酒：“主席還欠陜北一趟舊情啊。”他三次申請赴京吊唁，均未獲批。直到李敏親自來電，他才搭夜車北上。靈堂里，他失聲痛哭，隨后把珍藏十余年的一副麻將交還給主席的女兒，“東西歸家”。

四十年過去，高智始終把那段歲月壓在心底。2016年夏天，他住進醫(yī)院，病情迅速惡化。毛新宇到病房探視，握住老人枯瘦的手。高智艱難吐出一句：“要是沒離開，能再陪主席幾年?！痹捯袈湎拢]目休息，不再多說。

2016年9月9日凌晨，監(jiān)護儀的曲線停止波動。醫(yī)院記錄的時間恰是毛澤東逝世整整四十周年。護士們并不知道，這位普通老人曾在中國革命最關(guān)鍵的十年，緊跟在那位偉人身邊，日夜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