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深秋，北京西郊干校的食堂外飄著高粱米飯香味，十二歲的李和平排隊打飯，遠遠瞧見父親騎著那輛舊“二八”自行車，風(fēng)一樣穿過院子，只留下背影。這一幕后來在他的記憶里反復(fù)出現(xiàn)──父親永遠在路上，孩子只能望塵。

父親忙不是借口，而是一種常態(tài)。那年他兼任北京軍區(qū)副參謀長，每天往返軍區(qū)、總政、干校，早出晚歸。家里沒有所謂“高干生活”，灶臺常年熬著玉米糊糊。缺糧的1960—1961年，李德生干脆帶著孩子到西山坡上開墾荒地，用鋤頭挖出一片紅薯地。結(jié)果，孩子們吃紅薯吃到怕，李德生自己卻留下了慢性腸胃病。

緊日子里，零花錢也緊張。李和平在北京八中寄宿，一個月只領(lǐng)到一塊錢。那一塊錢得維持公交、煤球、肥皂甚至剪頭發(fā)。有一次兒童電影院放映蘇聯(lián)片《非常事件》，上、下集共要五毛，他在售票口徘徊一個多小時，終究沒舍得，把錢攢下來月末買了個小紅糖月餅解饞。多年后說起那顆月餅，他卻笑稱“比電影精彩”。

1968年，部隊缺兵源，中央號召干部子女入伍。李和平初中畢業(yè)便去了南京軍區(qū)。營房里沒人知道他是軍長之子，他也從不提。三年兵、第四年才入黨、第四年半才提干，這樣的節(jié)奏在當時的南京軍區(qū)顯得相當“慢火”。后來軍司令部想調(diào)他去當參謀，名單被李德生劃了道紅線──“先把基層熬透”。

營里流傳一句話：“連隊蹲五年，槍油味管夠?！崩詈推接彩窃诨鶎哟苏四辏魍贻p武器、迫擊炮、工事構(gòu)筑，才讀上國防大學(xué)第一期。對外人而言，這樣的履歷像鐵銹一樣粗糙，可李德生一句輕描淡寫：“年輕人先蹲泥巴坑，才懂得戰(zhàn)壕里怎么活。”

除了嚴格，李德生另一個標簽是“書癡”。川北養(yǎng)傷時接觸《資本論》節(jié)選和《戰(zhàn)爭論》譯本的經(jīng)歷，讓他此后一見書就挪不開眼。離休后，他把睡覺、吃飯、散步以外的時間都塞進書堆。家里沒有保險柜，卻有兩三萬冊藏書，政治理論、地理、軍事最全，小說屈指可數(shù)。有人打趣：“老首長的金庫是書柜。”

1984年初夏，對越邊境炮聲尚未停歇，李德生到云南檢查戰(zhàn)備。抵昆明的第一晚，他用電話把在前線帶排的李和平叫來。父子在招待所的小食堂吃了碗米線，談戰(zhàn)術(shù)、談雨林地形，氣氛罕見地柔和。午飯一過，李德生抬手看表，只說一句：“趕緊回去，陣地不能少一個指揮員?！崩詈推教針屴D(zhuǎn)身，背后只有瓷碗碰撞聲。

真正的“碰撞”發(fā)生在1976年10月。那時李和平任營長，駐安徽鳳陽丘陵地帶，每月工資60元，卻要貼補幾位家庭困難的戰(zhàn)友。與尤兢的婚期定下，他想體面一點，就寫信回北京，向父母請求支援500元。先到母親的信，滿紙批評；隔半月再到父親的信，只一句手寫斜體：“貪圖風(fēng)光，不對。”信里沒錢。兩封信像兩盆冷水，把他澆了個透心涼。

母親最終只給做了兩床新被褥?；槎Y當天，北京家里僅擺一桌便飯，唯一賓客是父母的老戰(zhàn)友張愛萍，碰巧在京開會。李和平后來想，這場婚禮雖“寒磣”，卻讓自己明白了父親的那條規(guī)矩──不搞特殊化，哪怕是兒子的終身大事。

家里孩子想不起父親講過上甘嶺，但1999年5月9日，南斯拉夫人民軍醫(yī)院病房里，老人看見電視新聞里炸館畫面，猛地坐起身，聲音沙啞卻鏗鏘：“別怕，他們不過是紙老虎，上甘嶺照樣打疼過！”醫(yī)護們這才知道，新中國的上將曾是1952年志愿軍第12軍軍長，上甘嶺南線的總指揮。戰(zhàn)后宣傳重點落在15軍身上，有人為12軍抱不平，李德生擺手：“都是志愿軍，有什么‘你我’？”

“不爭功、不諉過”成為他對子女最常念叨的八個字。李和平說，父親批他要錢那封信只有八行，卻把這八個字寫了三遍。多年以后，這位在炮火與基層摸爬滾打的營長、團長、師長再翻信紙，墨跡已褪，卻仍能聞到當年那股“不給錢、只給理”的書卷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