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晚年，待在美國的國民黨中將宋希濂，嘴里總念叨一句話，聽著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講給誰聽：“要說高明，毛主席比蔣先生高明太多了?！?/p>

這話從他嘴里說出來，實在有點擰巴。

要知道，他這輩子大半截，都是給蔣介石當最忠心、最能打的“鷹犬”將軍。

他手上，明明白白沾著共產(chǎn)黨人的血。

1949年，他兵敗被俘的時候，心里想的不是怎么活，而是怎么死才能體面點，因為他覺得，共產(chǎn)黨抓到他，非扒了他的皮不可。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非但沒死，還在幾十年后，說出這么一句讓老部下們聽了得跳腳的話。

這事兒得從頭說起。

1924年，湖南湘鄉(xiāng)的后生仔宋希濂才17歲，一腔熱血跑到廣州，考進了黃埔軍校。

那時候的黃埔，國共兩家好得跟一家人似的，校長是蔣介石，政治部主任是周恩來。

宋希濂在學校里，跟同鄉(xiāng)陳賡關系鐵得很，倆人還都是“黃埔三杰”里的人物。

陳賡是共產(chǎn)黨，一來二去，也把宋希濂給發(fā)展了，讓他秘密入了黨。

要是照這么走下去，歷史上就沒國民黨中將宋希濂這個人了。

可世道變得快。

沒過兩年，蔣介石在廣州搞了個“中山艦事件”，國共兩家的臉就拉下來了。

緊接著就是“清黨”，到處都在抓人、殺人，空氣里都是血腥味。

宋希濂就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一邊是老鄉(xiāng)陳賡，是自己偷偷舉手宣過的誓；另一邊是器重自己的蔣校長，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權位和前程。

他猶豫了，最后心一橫，脫離了共產(chǎn)黨，鐵了心跟著蔣介石干。

這一跟，就把自己前半輩子的命都捆上去了。

蔣介石確實沒看錯人，宋希濂能打，也敢打，從排長一路干到軍長、兵團司令，不到三十歲就掛上了將星，風光得很。

他自己也覺得，這輩子就是校長的人，為校長效忠，天經(jīng)地義。

可人心都是肉長的，再硬的鐵，也有被敲出裂縫的時候。

1932年，日本人打上海，搞“一·二八”事變。

宋希濂帶著他的部隊在吳淞口跟日軍玩命，那仗打得叫一個慘，陣地上一層層鋪的都是自己兄弟的尸首。

弟兄們牙都咬碎了，正準備跟日本人死磕到底，南京統(tǒng)帥部一張紙飄下來：撤。

宋希濂當時就懵了。

仗打得好好的，為什么要撤？

前線的軍人拿命在換國家的臉面，后方的大人物們卻在琢磨著怎么跟日本人簽協(xié)議、怎么妥協(xié)。

他第一次對“校長”的決定，腦子里打了個大大的問號。

這種感覺，就像你正在跟人拼命，你家里大人卻在后面喊：“算了算了，別打了，給他賠點錢吧?！?/p>

那股子憋屈勁兒，讓他好多年都緩不過來。

這個問號，就這么一直埋在他心里。

后來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他從淞滬打到武漢，從昆侖關打到滇西，仗打了不少，功勞也立了一堆。

可他眼睛不瞎，他看到在敵后，還有另一支隊伍，就是他當年脫離的共產(chǎn)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打仗的路數(shù)跟他完全不一樣。

不硬碰硬，但像水一樣，無孔不入。

他們跟老百姓的關系，好得讓他這個正牌的國軍將領眼紅。

那些沒讀過幾天書的農(nóng)民，為什么愿意把最后一碗米給八路軍？

他想不通。

到了1949年冬天，啥都想通了。

他在四川大渡河邊上，被解放軍團團圍住。

當年紅軍長征沒過去的天險，他也沒過去。

兵敗如山倒，他這個兵團司令，成了光桿司令。

被俘的時候，他滿腦子都是十四年前的一件事。

1935年，共產(chǎn)黨早期的大知識分子瞿秋白，就是在他的防區(qū)被抓的，最后也是他簽字槍決的。

他想，這筆血債，新賬舊賬一起算，自己是活不成了。

可他等來的不是槍子兒，而是北京的一道命令。

毛澤東親自發(fā)話，說宋希濂在抗日戰(zhàn)爭里是有功勞的，不能殺，要好好地對他，幫助他改造思想。

這一下，又把宋希濂給整不會了。

他跟共產(chǎn)黨斗了二十多年，殺過他們的人，現(xiàn)在成了人家的階下囚，人家最大的頭領，反倒過來保他一命。

他拿這事兒跟蔣介石比，心里就不是滋味。

在蔣介石那兒，打了敗仗的將領，不罵你個狗血淋頭、不關你禁閉就算開恩了，哪有過這種胸懷？

真正讓他思想上開了個大口子的，是見到周恩來。

在北京的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周恩來來看他們這幫國民黨高級將領。

宋希濂他們一個個心里都打著鼓，不知道這位當年的黃埔老師、后來的對手要怎么訓他們。

結果周恩來一開口，語氣平和得很：“你們都是黃埔的學生，我當過黃埔的老師。

學生們走錯了路，犯了錯誤，我這個當老師的，也是有責任的嘛?！?/p>

這話一說出來，宋希濂感覺像被電打了一下。

他跟了蔣介石半輩子，聽慣了“娘希匹”的痛罵，聽慣了“打了敗仗，就是你無能”的訓斥。

打了勝仗，功勞是領袖的；打了敗仗，責任全是下屬的。

這是他熟悉的規(guī)矩。

可共產(chǎn)黨的領袖，在把天下都打下來之后，卻跑來跟他們這些手下敗將說“我也有責任”。

這人跟人，境界的差別，大得沒邊了。

在功德林的十年里，他讀了很多書，也去全國各地參觀。

他親眼看到了土地改革后，農(nóng)村是什么樣子。

他想起1948年，他帶兵在湖北的時候，有個衣衫襤褸的老農(nóng)，怯生生地問他：“長官，俺們也分不清，你們跟‘共匪’，到底哪個才是真心為我們莊稼人的？”

他當時嘴巴張了半天，只能拿“服從政府、剿匪救國”這些空話搪塞過去。

現(xiàn)在，他看著那些分到了土地的農(nóng)民，臉上笑得跟花一樣，推著小車、挑著擔子給解放軍送糧食，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什么叫“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前在書本上讀著沒感覺，現(xiàn)在活生生地擺在他眼前。

國民黨就輸在這兒了。

1959年，宋希濂作為第一批被特赦的戰(zhàn)犯，走出了高墻。

晚年，他去了美國，不摻和政治了，就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看看書，會會朋友。

在紐約，有記者采訪他，聊起往事，他也不再藏著掖著。

他說出那句“毛主席比蔣介石高明太多”，不是為了討好誰，那是他一個打了半輩子仗的職業(yè)軍人，花了后半輩子時間想明白的道理。

在他看來，這倆人的差距，不是一星半點。

看問題，毛澤東看的是整個棋盤，想的是后面十步棋怎么走。

長征時候的四渡赤水，帶著幾萬疲兵，在幾十萬大軍的包圍圈里鉆來鉆去，硬是鉆出一條活路。

這在宋希濂這種科班出身的將領看來，簡直是神仙操作。

而蔣介石呢，就像個精明的掌柜，什么事都想自己管，算盤珠子撥得噼啪響，生怕吃一點小虧，結果最后連整個算盤都丟了。

用人上，差別更大。

毛澤東敢放手，只要大方向定了，前線將領就有很大的自主權，可以根據(jù)戰(zhàn)場情況自己拿主意。

林彪、彭德懷他們，都能放開手腳打。

蔣介石不行，他喜歡從南京直接打電話到前線的師部、團部，親自指揮一個連的進攻、一個排的防守。

前線將領正打得焦頭爛額，忽然接到“校長”的電話，讓你往東，你不敢往西，結果戰(zhàn)機就這么錯過了。

將領們個個都像被捆住了手腳，仗還怎么打？

最根本的，是看倆人心里裝著誰。

毛澤東把中國最根本的問題看透了，那就是農(nóng)民。

解決了土地問題，就等于把中國最廣大的老百姓都團結在了自己身邊，要人有人，要糧有糧。

蔣介石也知道農(nóng)民問題重要，可他的根子在江浙財團、在各地地主豪紳那里。

他要是真搞土地改革，等于自己挖自己的墻角，那些“大家族”的奶酪，他根本動不了。

宋希濂最終定居美國，他過去的身份是臺北忠烈祠里供著的抗日將領，后來的身份是紐約“中國和平統(tǒng)一促進會”的首席顧問。

他不再談論過去的戰(zhàn)功與失敗，而是用自己的經(jīng)歷勸說那些從臺灣去的人，中國不能再分裂了。

1993年，宋希濂在美國病逝，骨灰一半留在了美國，一半被家人帶回老家湖南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