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的一天拂曉，雨花臺刑場的晨霧尚未散去，一輛押解車悄無聲息停在臺階前。押解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叫荊有麟。看守例行詢問時，他只淡淡回了三個字：“林安在。”這是他多年的化名，也是他最后一次為自己作答。誰能想到，眼前這位受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魯迅弟子”，竟在地下電臺中度過了后半生。

追溯荊有麟與魯迅的相識，要回到1923年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他生性聰敏，常以山西口音向魯迅請教語法；魯迅對這位學生頗為賞識，曾借《京報》校對處為其鋪路。不到三年，荊有麟已頻繁出入魯迅的住處，同高歌、高長虹等“狂飆社”成員長談時局，寫文章、編副刊，十足的進步青年模樣。

轉(zhuǎn)折埋在1928年的夏天。魯迅離京南下，舊友分散，各懷前程。荊有麟嘗試自謀出路，卻屢屢碰壁。國民黨中宣部一次遴選把他吸了進去，從此“林安”這兩個字寫進了保密檔案。國共合作破裂后，戴笠、毛人鳳正在找“懂筆頭、能藏身”的線人，他恰好對號入座。

抗戰(zhàn)初期，重慶文化圈熱鬧非凡。《新蜀報》出現(xiàn)一系列署名“林安”的文章，內(nèi)容都是魯迅軼事。文章寫得真摯，郭沫若讀后感嘆“新銳”，便把作者調(diào)進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做秘書。就這樣，荊有麟順利潛伏在郭沫若身邊，外表是熱心的文藝青年，暗處卻把來往名單、座談話題悉數(shù)整理，隔周遞送“中統(tǒng)”情報股，每月200元津貼準時到賬。

內(nèi)行人都知道，特務工作若想長久，必須搭起“人設”。荊有麟深諳其道，他以研究魯迅為招牌，寫出《魯迅回憶片段》，順利在重慶出版。左翼作家見他能講故事，也愿意與他交往；“上家”滿意其“潛伏深度”，再三鼓勵“繼續(xù)接近郭廳長”。就這樣，一道看不見的圍欄在進步文人身邊悄然筑起。

不過，諜報圈從不缺變數(shù)。皖南事變后，中共南方局要求所有外圍組織增加聯(lián)絡暗號，荊有麟的信息量迅速枯竭。為了交差，他開始拼湊假情報：某次把報紙上“蘇聯(lián)羅申大使養(yǎng)病”改成“秘密回國”，險些釀成外交烏龍。毛人鳳雖動怒，卻念及“老資格”沒立即撤換，只是警告“寫報告要走腦子”。

1947年，南京再度成為國民黨首都，中統(tǒng)在此設“首都試驗區(qū)”。荊有麟被任命為文化組長，任務只有一條：鎖定民主人士、搜集左翼動態(tài)。寫慣文章的人筆頭快，他把茶館閑聊、戲院牌價甚至中山陵游客構(gòu)成都編進情報。表面看似無害的小細節(jié)，到特務機關手里往往能拼成抓捕名單。這段時間，他也真正完成由文人到職業(yè)特務的徹底轉(zhuǎn)身。

1949年春，解放軍橫渡長江前夕，毛人鳳親自召見荊有麟：“留下來，保衛(wèi)黨國最后的耳目?！蓖?，“保密局潛京一分站”在夫子廟掛牌，掩護單位是“新華劇團”。報務員、密碼本、電臺零件連夜從上海運抵。荊有麟自封“劇團經(jīng)理”，手下演員排戲，他則在后臺敲電鍵，把南京物價、軍事調(diào)動源源不斷發(fā)往臺灣。每月的加碼獎金足夠他夜夜登樓喝洋酒，似乎一切盡在掌握。

南京解放后兩個月，公安局技術(shù)科捕捉到一個奇怪的莫爾斯信號。經(jīng)過三角測向，發(fā)射源指向夫子廟大鴻樓。劉伯承得報，當即批示：“先釣大魚，再收網(wǎng)?！笔泄簿蛛S即布控，讓“劇團”繼續(xù)排練，卻在觀眾席里換上了便衣探員。

6月20日下午，劇場彩排《乾坤福壽鏡》。帷幕拉起前，荊有麟正倚欄看演員走臺。兩名探員一路從后排席走到臺前，亮證后低聲說道：“下來談談?！鼻G有麟微微一怔，只回了一句：“事情敗了？”語氣竟像劇終謝幕。搜查隊連夜在劇場地窖與租住公寓起獲電臺23部、密電碼若干，并逮捕報務員馬佑華等十余人，“潛京一分站”頃刻瓦解。

審訊并不曲折，證據(jù)鏈完整，荊有麟很快承認全部罪行。卷宗顯示，他在重慶期間寫給上級的特情報告自成一冊，足有兩寸厚。郭沫若后來聽聞此事，只淡淡說：“此人嗜利，志不在文?！彼闶且徽Z定性。

審判當天，法庭公布的罪名包括通敵、破壞、間諜三項。判詞指出：荊有麟借文學之名長期為敵服務，危害新生政權(quán)安全，依法應處極刑。文件送交華東軍政委員會批準，處決日期定在4月中旬。

刑場上，他依舊梳著學生時代習慣的側(cè)分頭，只是花白了許多。押解員念完判決，他沒有辯解，只抬眼望向北方，似在尋找三十年前那間北京胡同里的燈火。子彈結(jié)束了他四十八年的生命，也終結(jié)了一場橫跨新舊時代的潛伏。

回溯荊有麟的一生，幾條脈絡清晰可見：新文化運動激發(fā)了他的理想，仕途誘惑改變了他的立場，特務生涯磨滅了他的底線。讀到這里不難發(fā)現(xiàn)，知識分子倘若脫離信仰，很容易滑向利益泥潭。至于“林安”這名字，如今只是檔案里塵封的一行字，卻給后來者敲響一記冷硬的鐘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