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發(fā)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文中首次提出了“兩個凡是”的觀點。

盡管該觀點的提出，跟當時“特殊時期”剛結束，社會思想仍受“左”的束縛，急需穩(wěn)定局面有關。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也為糾正“左”傾錯誤、撥亂反正設置了障礙。

對此，鄧公態(tài)度明確：“兩個凡是”不行，“兩個凡是”是錯誤的。同年4月，鄧公又致信中央，提出了：“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

于是，從1978年5月開始，全國便開始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而在此期間，有三位省委第一書記更是率先站出來，帶頭反對“兩個凡是”。那么，他們是誰呢？

第一位是時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

任仲夷，河北威縣人，1914年出生，21歲參加革命，22歲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任仲夷同志長期擔任地方領導職務，為黨和國家作了大量的工作，同時也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jīng)驗，為建國后擔任更重要領導職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任仲夷先后擔任過松江省委常委兼秘書長、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黑龍江省委書記等職。

1977年3月，任仲夷離開了工作26年的黑龍江，調任遼寧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走馬上任后不久，他就提出了“給國營企業(yè)‘松綁’，在農村‘抓富’”的口號。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任仲夷喊出這樣的口號，無疑使他成為了眾矢之的，一時間，各種爭議如潮水般涌來。盡管壓力山大，但任仲夷深知，想要改變遼寧的現(xiàn)狀，就必須要有這樣的魄力和勇氣，投鼠忌器、畏首畏尾是絕對不行的。

1978年5月，真理標準大討論開始后，任仲夷積極響應，先后撰寫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這兩篇深刻論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及批判“兩個凡是”的重要文章。

同年9月，鄧公到遼寧視察，此時已經(jīng)升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代表省委向鄧公匯報工作。期間，他還把自己寫的《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一文送給鄧公閱覽，并談了自己的看法，鄧公聽后大為贊賞。

不久后，任仲夷又發(fā)表了《解放思想是偉大的歷史潮流》一文。任仲夷的這幾篇文章像一把把鋒利的尖刀，狠狠刺進“兩個凡是”的要害深處。

1980年10月后，任仲夷調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開始了他主政廣東的生涯。在任期間，他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和經(jīng)濟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位是時任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宋平。

說起宋平同志，想必很多讀者都很熟悉了，文史君也在此前的很多內容中都介紹過他，他因發(fā)掘了胡同志，因此被稱為黨內的最大“伯樂”，并被視為是一位“承前啟后”者。

宋平，山東莒縣人，1917年4月出生，1937年12月入黨?？箲?zhàn)期間，他曾擔任過周總理的政治秘書，建國后歷任國家計委委員、國家計委副主任、西北局計劃委員會主任等職。

1972年7月，宋平調任甘肅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在1975年鄧公第二次短暫復出并著手整頓國民經(jīng)濟之際，宋平也在甘肅積極推進省內經(jīng)濟結構調整工作。在此期間，他解放了一批懂經(jīng)濟、會管理的領導干部，同時大力推進企業(yè)技術改造與創(chuàng)新，為穩(wěn)定甘肅經(jīng)濟發(fā)展態(tài)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1977年6月，宋平正式擔任甘肅省委第一書記。

次年4月，即任仲夷尚未發(fā)表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前，宋平就已經(jīng)在蘭州高等院校領導干部的一次會議上，明確提出了：

“要把我們的工作搞上去，就要解放思想，敢于沖破禁區(qū)。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br/>

1981年后，宋平離開了他工作9年的甘肅，調任國家計委副主任，此后又歷任國家計委主任、中組部部長、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

值得一提的是，宋平同志也是從甘肅走出的第一位政治局常委。自他之后，甘肅這一曾被視為邊遠貧瘠的地區(qū)，逐漸成為中國政治的高地，胡同志、溫總理和吳儀（原國務院副總理）等領導人都曾在此工作。

第三位是時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

楊易辰，遼寧法庫人，1914年3月出生，1936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與任仲夷同志一樣，楊易辰參加革命后也長期在地方任職，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jīng)驗。抗戰(zhàn)勝利后，他曾先后擔任過鐵嶺中心縣委書記、遼吉省第一地委書記、遼北省第二地委書記、遼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遼西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職。

1953年，楊易辰擔任遼西?。?954年6月撤銷）省委書記。在任期間，他積極帶領和組織群眾恢復和發(fā)展工農業(yè)生產，大力支持了全國的解放戰(zhàn)爭和抗美援朝戰(zhàn)爭。

怎料，在“高饒事件”中，他卻被誣陷為該集團“五虎上將”的“外圍”干部，遭到錯誤批判長達3個月之久。盡管受到了不公正對待，但楊易辰始終相信黨組織，并將個人的委屈轉為對革命事業(yè)的執(zhí)著，努力工作，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一名老共產黨員的責任和擔當。

1954年8月，楊易辰調任黑龍江省委常委、人民政府副主席，之后又任黑龍江省副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等職。

1958年，任仲夷調任黑龍江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與楊易辰成為了同事。任仲夷是有名的改革先鋒，而楊易辰則是有名的財經(jīng)管理專家，兩人緊密配合，共同努力，在“特殊時期”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抓工作、搞生產，最大限度減少了損失。

1977年底，任仲夷調離黑龍江后不久，楊易辰便接替劉光濤（開國少將），成為了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

次年8月，任仲夷發(fā)布“戰(zhàn)斗檄文”后不久，楊易辰便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撥亂反正必須解放思想》的文章，在全國引起了劇烈反響。

1983年，楊易辰離開了工作30年的黑龍江，赴京就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黨組書記。1988年3月，74歲的楊易辰正式卸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并于同年4月當選為“中顧委”委員。

在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期間，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宋平、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是最先戰(zhàn)斗在這場大討論戰(zhàn)前列的省委第一書記。他們旗幟鮮明地支持和參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在全國帶了一個好頭。

三位省委書記的行動不僅打破了思想僵局，還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彰顯了領導干部在歷史轉折中的擔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