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年初的上海江南造船廠，江風呼呼地吹，吹得人臉疼。毛主席在陳毅等人的陪同下進行視察，突然在人群里認出一張熟悉的面孔，那是當時擔任上海市檢察院檢察長的王范。主席笑著對陳毅說：這可是紅色包打聽，在延安八年抓捕敵特立下過大功！這話聽起來像是玩笑，卻勾起了一段驚心動魄的往事。只是當時沒有人想到，兩年后這位紅色包打聽會遭遇斷崖式的降級，還引出了一句沉甸甸的我要親自過問。

王范的革命之路起始于黃浦江邊的碼頭。1930年紅十四軍失敗之后，他通過游水的方式成功逃脫追捕，之后使用化名張云飛在上海從事苦力工作。在那之后他考取了英租界巡捕的職位，但是心里一直想著去尋找黨組織。最為危險的一次情況是在1930年6月的時候，中央特科需要除掉叛徒白某，而白某經常前往四馬路的妓院進行鬼混并且行蹤十分詭秘。王范在巡街的時候發(fā)現(xiàn)了目標人物，他運用自己的機智花費一塊光洋雇傭了一個小伙計去進行跟蹤，在確認叛徒進入春江樓之后，馬上用暗語通知了紅隊。在當天晚上有七八名隊員采取行動，將這個禍害給鏟除了。他的這樣一種膽識，為他之后進入延安埋下了伏筆。

1937年到達延安之后，王范將名字改為王凡。很快便在邊區(qū)保安處變得較為突出。他常常身著上海工人所穿的藏青布工裝，戴著鴨舌帽，混跡于民間開展眼線的發(fā)展工作。有一回他發(fā)現(xiàn)延安城外麻家鋪有一個還俗的僧人行蹤存在可疑之處，順著該線索進行追查，挖出了一個妄圖暗殺中央領導、向水井投放毒物的特務網絡。在案件偵破完畢之后，毛主席在內部會議上進行了點名表揚，稱他是鋤奸模范。這個稱號比任何勛章都更加珍貴。

1949年到來的時候，真正的考驗來臨了。2月的時候，王范從熱河省公安廳長的職位上被緊急調往西柏坡，參與護送中央進入北平的核心任務。3月25日在西苑機場進行閱兵的時候，他穿著便衣并且挎著佩槍，坐在毛主席身后的第二輛吉普車上。當車隊進入香山的時候出現(xiàn)了狀況：王范擔心有炸彈，所以故意加速從而和前車拉開距離，結果被周恩來嚴厲地批評，說后車不認識路，如果翻車那可怎么辦。這樣的細節(jié)反而顯現(xiàn)出他舍身護主的本能。

在1949年4月初保衛(wèi)毛主席去觀看梅蘭芳演出的時候，更能夠看出他的本領。王范帶領著便衣隊在西直門到長安戲院的每一條小巷進行警戒的布置。演出結束之后，李克農稱贊道：你們也如同梅蘭芳一樣，上演了一出精彩的戲！像這么樣的一個人，按照常理來說應該會擁有光明的前途。

歷史總會存在出現(xiàn)轉折的時候。在1958年，王范從上海市檢察長的職位被連續(xù)降低了十級。具體的原因在史料當中記載得并不清晰，不過和他性格比較直爽有一定的關聯(lián)。我認為這或許和他在上海鎮(zhèn)壓反革命的時候所采用的手段有關系。在當年抓捕國民黨特務劉全德的時候，他處理事情很果斷，這樣做難免會觸動到一些相關的關系。

毛主席知道自己被降級之后表示要親自進行過問，這其中蘊含著更為深層的認可。1956年在江南造船廠相遇的時候，主席不僅記著他在延安的功績，還細致地問他工作以及家庭方面的情況。這樣的牽掛并非是一般上下級之間的那種。遺憾的是親自過問的具體細節(jié)在檔案里沒有看到。只知道王范在1962年調到江蘇體委擔任主任，他帶領江蘇體育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1967年1月12日，悲劇降臨。在文革期間看到老戰(zhàn)友陶鑄被打倒，就連朱德、周恩來都被張貼大字報，王范在南京的家中留下絕命書之后開槍自殺。遺書的內容沒有公開，但是在1978年平反的時候就已經把相關情況都進行了說明。

回顧王范的一生，就好像是一部中國革命的縮微史。從上海特科到延安鋤奸，再到進京護衛(wèi)以及經歷許多坎坷。毛主席親自過問這件事情，或許不只是對個人的庇護，更是對實事求是原則的堅守。

現(xiàn)在再來看1983年被徹底平反的文件，就好像是對紅色包打聽的最終確認。王范的三個女兒后來都成為了普通的勞動者，她們表示自己在精神方面是富足的。這種富足難道不就是她父親用一生所換來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