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起曾國藩，很多人腦子里就冒出一個“人生贏家”的樣子，好像他五十歲那年在安慶城下突然就想通了，一下子打通了“精明—厚道—格局—拙誠”的任督二脈，后面就跟開了掛一樣，可歷史哪有這種一下子就頓悟的好事，真實的過程比這復(fù)雜多了，也痛苦多了，曾國藩那身智慧，根本不是哪天早上醒來突然有的，那都是在一次次失敗里頭摔打，一場場血戰(zhàn)里頭拼命，還有無數(shù)個夜里睡不著覺反省自己，用大半輩子的心血硬生生熬出來的。

故事的開頭，壓根不是什么高深的智慧，而是一種差不多有點天真的“精明”，道光年間，三十多歲的曾國藩在京城做官，正是最風光的時候，他把自己當成理學的信徒，道德標準定得特別高，把“精明”這兩個字用到了頭，他就像一只不知道累的“啄木鳥”，天天在官場上找“害蟲”，看到哪個同事有點道德上的小問題，或者做事不太規(guī)矩，他動不動就當面指責人家，要不就寫折子告狀，這種眼睛里揉不進沙子的硬脾氣，是讓他得了一些好名聲，可也讓他成了整個官場的孤家寡人，有意思的是，他早年能升官，還多虧了大學士穆彰阿的提拔，可他打心眼里，又瞧不上穆彰阿那種圓滑的手段，這種“精明”，說白了，就是一種書生意氣，一種只管對錯，完全不考慮后果的尖銳，這讓他活得很有原則，也讓他自己走不動道。

真正的摔打，是他奉旨回老家辦團練才開始的，剛出山的曾國藩，把京城里那套“精明”的做事方法帶到了戰(zhàn)場上，他手里拿著尚方寶劍，對著那些沒本事的地方官指手畫腳，對著那些懶散的綠營兵也沒個好臉色，想靠自己一個人就把爛透了的官場和軍隊給整頓好，結(jié)果呢，可想而知，他到處碰壁，被所有同事一起孤立，連發(fā)軍餉的錢都湊不齊，1855年的靖港和湖口那兩次大敗，更是把他逼到了絕路上，兵敗如山倒，他羞憤得要投水自盡，那一刻他才真的明白，光有“精明”和一堆大道理，是辦不成事的，這個世界不是只有黑和白，人情世故比書上寫的復(fù)雜太多了。

壓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857年他爹去世后的“丁憂”風波，這根本不是一次簡單的請假回家守孝，這是一場要命的政治博弈，那時候，曾國藩在湖南、湖北戰(zhàn)場上已經(jīng)打得有點樣子了，可他覺得處處被地方上的大官卡脖子，手腳施展不開，他就借著守孝這個機會上疏，很隱晦地跟咸豐皇帝要地方督撫的實權(quán)。

這一下，精準地踩到了清朝廷最敏感的那根神經(jīng)，就是對漢人手里又有兵權(quán)又有地盤的極度猜忌，咸豐皇帝發(fā)火和冷落他，不是簡單的君臣之間鬧別扭，這是滿漢權(quán)力斗爭的必然結(jié)果，最后，曾國藩想“以退為進”的算盤徹底打錯了，他帶著皇帝的冷臉和一身的累回了老家，可就是這段閑下來的日子，成了他思想轉(zhuǎn)變的關(guān)鍵，他不再是那個渾身長刺的斗士，開始安下心來讀《老子》《莊子》，反思自己以前的自以為是，他悟了，水能滋養(yǎng)萬物卻不跟誰爭，想做成大事，就得學會“厚道”，學會團結(jié)大多數(shù)人。

等到1858年朝廷又重新用他的時候，大家看到的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曾國藩，他不再什么事都自己干，而是到處找有本事的人，對手下的人充分放權(quán)，對平級的同事客客氣氣，甚至主動把功勞分給別人，他開始懂了，一個人的力量終究是小的，搭好一個臺子，讓更多有才能的人上來唱戲，這才是做成大事業(yè)的根本，這種從“精明”到“厚道”的轉(zhuǎn)變，讓他真正有了領(lǐng)袖的樣子，湘軍集團也因為這個，迎來了最輝煌的時候。

隨著戰(zhàn)事往前推，曾國藩的智慧又上了一個臺階，到了“格局”的境界，這種格局最明顯的就是他對左宗棠的態(tài)度，左宗棠才華很高，脾氣也倔，兩個人因為安慶怎么打的問題，意見差得特別大，關(guān)系一度很緊張，可是在國家大局面前，曾國藩放下了個人的喜好和戰(zhàn)術(shù)分歧，1861年，他好幾次向朝廷推薦左宗棠去管軍務(wù)，最后促成了清廷在那年12月任命左宗棠當浙江巡撫，讓他自己獨當一面，這不只是簡單的“力排眾議”，這是他對整個戰(zhàn)局的清醒認識和對人才的精準判斷，是一次很自然的戰(zhàn)略分工，這里面有公心，可能也夾雜著平衡湘軍內(nèi)部力量的一些想法。

同樣能看出他格局的，是淮軍的建立，1862年，他的得意門生李鴻章看出了上海的戰(zhàn)略價值，決心要另外建一支新軍，曾國藩很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個絕好的戰(zhàn)略布局，他不但大力支持，還從自己最精銳的湘軍里，抽了程學啟、郭松林這些部隊大概三千人當骨干，還幫忙協(xié)調(diào)地方財政給錢，這也不是簡單的“分權(quán)”，這是他作為最高統(tǒng)帥，對整個戰(zhàn)局做的長遠規(guī)劃和資源優(yōu)化，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湘軍攻下安慶、天京這些城池后，因為殺人太多，“曾剃頭”的壞名聲也傳開了，這成了他一輩子都洗不掉的污點，也讓我們看到歷史人物有多面性和復(fù)雜性。

1864年7月，湘軍攻破天京，太平天國運動就算完了，這個時候的曾國藩，手下管著十幾萬人的湘軍集團，功勞大得蓋過了主子，權(quán)勢滔天，走到了人生的最高峰，也走到了最危險的懸崖邊上，整個朝廷上上下下，包括紫禁城里的兩宮太后，都在用一種特別復(fù)雜和警惕的眼神看著他，歷史上，打了勝仗功勞太大的武將，能有好下場的沒幾個，所有人都想知道，曾國藩下一步要干嘛。

就在這個時候，他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深思的決定，裁撤湘軍，這絕對不是后來人說的那么輕松，什么“立刻、馬上、就地解散”，這是一個持續(xù)了快兩年，充滿了風險和痛苦的艱難過程，他首先給朝廷上折子，明明白白地說要裁掉湘軍的主力，這是一種姿態(tài)，一種向皇權(quán)表明自己忠心，絕對沒有別的想法的“拙誠”，他好像在用一種最“笨”的方式告訴朝廷，我就是個純粹的臣子，仗打完了，我就把兵器收起來，把戰(zhàn)馬放回山里。

可這種“拙誠”的背后，是特別清醒的現(xiàn)實考慮，首先，是巨大的軍事壓力，湘軍打了這么多年仗，軍紀早就壞了，也沒了銳氣，戰(zhàn)斗力大不如前，是沉重的財政負擔，巨大的軍餉窟窿已經(jīng)讓地方財政頂不住了，甚至有些部隊因為欠餉都開始嘩變了，最重要的是，他心里清楚，清廷對這支不歸自己直接管的軍隊早就猜忌得不行了，與其被動地等著被分割瓦解，不如自己主動裁掉，以退為進，換取自己和整個湘軍高層的安全落地，他保留了戰(zhàn)斗力最強的水師和一部分精銳，分階段、有計劃地遣散了大部分陸軍，最后，他用這種看起來“愚笨的真誠”，化解了一場足以掀翻朝廷的政治危機，為自己和那些追隨他的人，找到了一個最穩(wěn)妥的結(jié)局。

從一個看什么都不順眼的京城小官，到一個懂得妥協(xié)和團結(jié)的統(tǒng)帥，再到一個眼光放在天下，不計較個人恩怨的戰(zhàn)略家，最后成了一個在權(quán)力頂峰選擇“自斷臂膀”來保全自己的智者，曾國藩的一生，沒有神話，只有掙扎和一步步的改變，他的“精明”，讓他看清了事情，他的“厚道”，讓他聚攏了人心，他的“格局”，讓他做成了大業(yè)，而他最后的“拙誠”，則讓他保住了這一切，這四個詞，與其說是他頓悟的秘訣，不如說是他用一生的血與火，給后人寫下的一部關(guān)于人性、權(quán)力和生存智慧的厚重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