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主義反思錄

自由主義女權主義本身是否也出了問題，從而解釋它為何會走向衰落。這并不意味著女權主義“走得太遠”，相反，它可能暴露出主流女權主義的某種結構性不足。它過于執(zhí)著于精英女性在既有秩序中的“代表性”，卻沒能推動女性整體利益，也沒能反對那些會對女性造成不成比例傷害的事物——比如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和戰(zhàn)爭。無論如何，在我看來，當下的氛圍并非憑空出現(xiàn)。它更像是：某種長期潛伏在表面共識之下的聲音，如今得到了更充分的釋放；而那層共識，比許多人意識到的更勉強、更脆弱。但女權主義取得的某種制度與文化霸權——無論多么膚淺、多么脆弱——本身就是一把既可行善也可作惡的武器。女性并非天使，而是有缺陷、有妥協(xié)的普通人；因此，這種霸權被賦予雙重用途并不奇怪：一方面，它被用來自衛(wèi)與反抗性別歧視帶來的日常傷害與侮辱；另一方面，它也會以更憤世嫉俗的方式被用于便利、晉升、人際交往的攀比，甚至卑劣的報復。關鍵并不在于事情是否已經“矯枉過正”。更大的背景仍是：女性被系統(tǒng)性剝奪權力，暴力厭女癥根深蒂固。在這種背景下，霸權女權主義不過是對父權制中一直存在的某種現(xiàn)象（用“嘮叨的母雞”“當家作主”等貶義詞形容）的狂歡式反轉——披上女權主義外衣的一種有限宣泄式報復，在根本仍頑固不動的結構里上演。即便那些拒絕粗鄙本質主義的人，也很容易滋生一種想法：被壓迫者的靈魂——作為受害者而非施害者的靈魂——在某種程度上比壓迫者更“高尚”。但事實遠非如此。" bdsfid="334">作者：洛娜·芬利森

編輯：阿K

我們正在經歷一段格外難看的時期，尤其是在性別議題上。你仿佛隨便遇到一個人，都能聽到類似的故事：有人認識一個“非自愿獨身者”（incel），有人家里有個迷戀安德魯·泰特（Andrew Tate）的兒子，還有人身邊有位對公共廁所抱著不健康執(zhí)念的阿姨。厭女癥從來不是新鮮事；變化在于，它變得更肆無忌憚、更明目張膽，如今幾乎成了一種風氣。

跨性別者曾短暫獲得的關注度，也已從“被看見”變成聚光燈下刺眼的灼燒：敵意節(jié)節(jié)攀升，并轉化為一波接一波的立法攻擊。這些攻擊不僅抹殺了過去二十年來在爭取公民平等方面那些來之不易、但又微小的進展，反而把跨性別者推到了更糟的處境里。

有人把這一切稱為“反彈”，但我覺得這個詞會把問題帶偏。“反彈”描繪的往往是：先發(fā)生了一件事，隨后遭遇回擊——我打你，你還手；軍隊推進，接著被迫撤退。政治確實常常如此：抗議浪潮引來鎮(zhèn)壓；少數人的勝利激起怨恨。然而，政治事件也可能更像一座房子轟然倒塌。在我看來，用“倒塌”去理解我們正在經歷的政治動蕩更貼切。盡管有人試圖把所謂“自由民主”（實際上既不自由也不民主）的困境歸咎于外部因素或替罪羊——俄羅斯、社交媒體、唐納德·特朗普——但它的根本弱點，仍在于它自身。

或許，所謂“反性別”運動也有類似的問題：它是一場全球性的右翼運動，反對的對象松散卻繁多，從女性權利、跨性別者，到同性婚姻，再到變裝皇后故事會等都被納入射程。把矛頭對準媒體或所謂“男性圈層”很容易，但更值得追問的是：自由主義女權主義本身是否也出了問題，從而解釋它為何會走向衰落。這并不意味著女權主義“走得太遠”，相反，它可能暴露出主流女權主義的某種結構性不足。

它過于執(zhí)著于精英女性在既有秩序中的“代表性”，卻沒能推動女性整體利益，也沒能反對那些會對女性造成不成比例傷害的事物——比如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和戰(zhàn)爭。無論如何，在我看來，當下的氛圍并非憑空出現(xiàn)。它更像是：某種長期潛伏在表面共識之下的聲音，如今得到了更充分的釋放；而那層共識，比許多人意識到的更勉強、更脆弱。

指責媒體或“男性圈層”很容易，但更值得追問的是：自由主義女權主義本身是否存在某些因素，足以解釋它為何會崩潰。

本次評述涉及的三本書都提出了一些論點，程度不一，但或許都能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困境。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新作《誰害怕性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把矛盾簡單推給某種外部威脅或內部敵人。盡管俄羅斯與天主教會的陰影揮之不去，巴特勒仍認為，最終的罪魁禍首是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巴特勒（作者特別說明：巴特勒如今使用中性代詞）認為，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讓人們有足夠多的理由感到恐懼，并列出三大恐懼來源：氣候變化、經濟不穩(wěn)定與警察暴力。巴特勒借鑒精神分析理論家讓·拉普朗什（Jean Laplanche）的觀點，指出人們對這些問題的合理焦慮被轉移到了某種“幻象”上：人們不再恐懼真正值得恐懼的事物，反而被“性別”這個模糊幽靈嚇倒。

反性別運動的支持者并不是在反對性別規(guī)范、角色與區(qū)分。恰恰相反，他們熱衷于捍衛(wèi)一種半神話式的“傳統(tǒng)”秩序：男孩就是男孩，女孩就是女孩，任何事物都不該動搖這種二元對立。

因此，正如巴特勒所觀察到的，那些聲稱反對“性別意識形態(tài)”的人，實際上是在捍衛(wèi)他們自己的一套性別意識形態(tài)。類似“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這樣的時髦詞匯也有同樣命運：很少有人能說清“性別意識形態(tài)”究竟指什么，但這并不妨礙他們據此發(fā)起攻勢——事實上，正如巴特勒指出的，正是這種含混不清增強了它的神秘力量。對他們來說，只要把它和“代詞泛濫”、各種形式的性別顛覆、以及青少年的墮落聯(lián)系起來，就已經足夠。

巴特勒的分析框架并不陌生。人們常說，把移民或穆斯林當作替罪羊，是因為對政治與經濟現(xiàn)狀的不滿與失望；這種不滿本身可以理解，于是被錯誤地導向了某些群體。這類分析往往并非毫無道理。至少，它比“人們莫名其妙仇恨移民”、或“一切都因為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或“都是社交媒體害的”之類說法更有解釋力，也更能啟發(fā)策略判斷。告訴人們：你的不滿有其合理性，但你用錯了方向，有時甚至比反復強調“一切都很好”更有政治效果。

但這種敘事必須謹慎講述，且需要細致拆解。僅從策略層面看，我就懷疑：支持特朗普的右翼人士會不會樂于接受“你們真正恐懼的是氣候變化”這種解釋。除此之外，還有更實質的問題。在許多論述里，“民粹主義”被不成比例地歸咎于窮人和弱勢群體——這很容易讓人忘記：在美國與英國，特朗普與英國脫歐背后的許多反移民民族主義情緒，其實來自相對富裕的白人地主。反性別情緒與更廣泛的地位恐慌，或許確實牽涉某種恐懼或不滿的轉移；但巴特勒提出的精神分析式解釋仍面臨不少難題。

首先，即便訴諸“深層壓抑”，要說對氣候變化的恐懼在推動反性別政治，也仍顯得難以令人信服。年輕人并不常見對跨性別者的敵意或反包容立場；而年輕人恰恰是最關注生態(tài)問題、也最理所當然擔憂氣候災難的人群。當然，轉移未必發(fā)生在意識層面。但巴特勒并沒有提出足夠確鑿的理由，證明反對同性戀權利的人，是出于對全球變暖的無意識恐懼。

那么經濟不穩(wěn)定呢？新自由主義造成的貧困與不安全感，確實很可能是滋生性別恐慌（以及更廣泛“文化戰(zhàn)爭”）的土壤之一。但就像民族主義與反移民情緒一樣，我們也應當警惕夸大其作用。反性別運動在人口結構與政治立場上高度異質。其中有宗教右翼——在美國尤其重要。還有所謂“性別批判”女權主義者，她們通常更世俗、更自由主義甚至偏左，在英國尤為突出（巴特勒還專門用一章討論她們）。這一群體并不反對同性戀者或同性婚姻——有些知名人士本身就是女同性戀者——但她們把矛頭集中在“跨性別議題”上，以自稱的女權理由反對跨性別包容：例如擔心跨性別女性對“女性安全”構成所謂威脅，認為跨性別壓力會強化性別刻板印象，或聲稱女性體育存在不公平。性別批判女權主義者的批評者常用 TERF（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譯作“排斥跨性別者的激進女權主義者”）來指代她們。

很多人反對“TERF”這個詞。TERF本人不喜歡它，認為它通常帶貶義、近似侮辱；也有人反對它，是因為TERF并非“激進女權主義者”，甚至可能根本算不上女權主義者。無論立場如何，這個詞指向的對象相當明確。典型的 TERF 形象是：白人，中老年，經濟條件優(yōu)渥。與年輕女性相比，她更可能經歷過一個她認為男性主導更徹底的時期——無論在家庭還是職場——而她后來才擺脫了那種局面。即便經濟不穩(wěn)定對她有影響，也往往是通過影響她的年輕親屬來體現(xiàn)（而這些親屬又往往不認同她的觀點）。當然，這種刻板印象過于簡單：并非所有 TERF 都富有，也并非都為白人。但這種模式并非完全沒有人口統(tǒng)計學依據；至少，沒有證據表明這個群體普遍陷入經濟貧困。至于巴特勒的第三點——警察暴力——無論是 TERF 還是所謂“鐵銹地帶”的特朗普支持者，都不太可能因為擔心自己遭遇警察暴力而夜不能寐。

也許我理解得太字面了。你不必經濟拮據，仍會被普遍化的經濟不穩(wěn)定所影響；你不必被警察攔下搜查或毆打，仍會被抬頭的威權主義所困擾。巴特勒指出的這些因素確實塑造了一個并不美好的世界；也可以合理推測，它會對所有人造成復雜而有害的心理影響，有時甚至表現(xiàn)為對反動政治的擁抱。只是，這也恰恰暴露出一個問題：分析越抽象、越模糊，就越顯得“怎么說都對”。有時，巴特勒的方法像是在反向推導：先識別客觀上糟糕且令人恐懼的事物，再得出結論——這些事物必然是“性別”這一非正當恐懼的合法根源。

因此，仍需要一種更貼近現(xiàn)象本質、能覆蓋細節(jié)與多樣性的分析來填補空白。以 TERF 為例，溫迪·布朗（Wendy Brown）的讀者或許會把它與自由主義身份政治中的“受傷的依戀”聯(lián)系起來——即對那些為爭取認可而掙扎的受壓迫身份過度投入。（巴特勒的伴侶也曾提及這一概念，但使用方式不同：他并非用來解釋對邊緣身份的過度依戀，而是用來解釋受傷的“白人身份”的反動特質。）在這種框架下，“女性身份”直到最近才獲得某種地位或保護；而這塊來之不易的陣地，被認為必須嚴防死守，哪怕是最輕微的侵犯也不容發(fā)生。

我的直覺是，TERF主義與代際關系以及對年輕人的態(tài)度密切相關。此外，似乎還夾雜著一種惱怒——這種惱怒并非總是毫無根據——指向一種被認為含混、空洞、閃爍其詞的思維與表達方式，總之就是“胡說八道”。右翼與部分左翼對“后現(xiàn)代主義”的強烈反感，正是例證。（同樣，“身份政治”之所以常遭唾棄，部分原因是它被認為抬高了“生活經驗”的第一人稱權威。）這些強烈反應暗示，人們感知到一種威脅：對穩(wěn)固性、確定性與安全感的威脅——對事實、科學或常識世界的威脅。在那個世界里，黑桃就是黑桃，女孩就是女孩，男孩就是男孩。諷刺的是，這種試圖在狹隘生物學意義上劃定“女性”邊界的滑稽做法，最終反而會復制性別歧視刻板印象——而這恰恰是 TERF 指責跨性別包容派同伴在做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說，或許我們最終面對的仍然是恐懼。但即便巴特勒有時似乎暗示了這樣一個故事（人們想象 TERF 們穿著印有“成年女性”字樣的 T 恤，“像實證主義者那樣拍桌子”），《誰害怕性別？》的主旨卻往往遮蔽了更細致的敘事可能。

有時，巴特勒也會像他們那樣拍桌子，義憤填膺：反性別陣營關于性別的言論根本不是真的，該死的！事實上，他們的說法往往與事實截然相反：性別不符合傳統(tǒng)規(guī)范的人被視為威脅，但實際上他們才是受到威脅的一方。巴特勒當然沒有說錯，但問題并不在這里。反性別意識形態(tài)固然是錯的；按照巴特勒自己的理解，它的心理起源與社會功能幾乎與真理無關——這也正是它即便與現(xiàn)實碰撞，仍能站得住腳的原因。天主教會的言論也是如此。什么？教皇在胡說八道地談論性別？教皇是天主教徒嗎？

很少有人真正使用或準確界定“性別意識形態(tài)”這個術語，但這并沒有阻止他們——事實上，正如巴特勒指出的，正是這種模糊性增強了它的神秘力量。

問題的一部分在于，巴特勒傾向于預設一種潛在的利益和諧，而“性別”這個虛構角色恰恰掩蓋了這種和諧。巴特勒似乎在說：只要人們理解性別的真相，就會明白其實沒什么好怕的。性別并不是天主教會描述的那種生存威脅；它只是關乎人們能否和平自由地生活。支持者過去常開玩笑說：如果你不喜歡同性婚姻，那就別結。巴特勒也寫過類似的話：“跨性別者的自決權不會剝奪任何人的權利。”我個人同意這一點。但考慮到巴特勒曾表示希望他們的第一本面向大眾市場的書（trade book）能夠說服另一方（或尚未做出決定的人），如果他們能更有力地證明：那些法律或公共政策爭議中經常被聲稱存在的權利沖突，其實是虛幻的——至少在少數確實可能發(fā)生權利沖突的案件里（例如公共廁所使用或體育運動的平等保護訴求）——那會更有幫助。

話雖如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酷兒、跨性別者與女權主義者（至少在女權主義實踐是正確的前提下）確實構成一種威脅——但威脅的對象，是那些本就該被威脅的事物。對性別二元論或父權制權力結構的撼動，對深陷其中的人來說當然是威脅；糾正事實錯誤并不會改變這種撼動。同樣，巴特勒對“性別意識形態(tài)”批評者拒絕閱讀任何冒犯性材料的沮喪可以理解，但即便他們真的去讀，恐怕也未必有用——倒不是因為這些材料可怕，而是因為其中大多數確實很糟糕。我并非要冒犯性別理論；事實上，大多數東西本來就很糟糕。關鍵是一個嚴肅而簡單的道理：在一個徹底混亂的世界里——任何激進社會批評者從定義上都認為世界是混亂的——大多數東西也必然相應地混亂不堪。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正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家（如西奧多·阿多諾）反復強調的：世上沒有純潔無瑕的孤島，一切都已被玷污，批判理論本身也不例外。

我認為，這一點或許能解釋我在面對當下反女權主義情緒高漲時，那種揮之不去、卻又說不清的焦慮。反性別運動令人憎惡，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錯了；但他們攻擊的對象，我卻并不總能熱情地捍衛(wèi)。我難以擺脫、也難以確切指出的是：近年來盛行的某種女權主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要為我們目睹的反動浪潮負責。問題不僅在于它與自由資本主義的緊密關系——盡管反對政治與經濟現(xiàn)狀的女權主義或許更穩(wěn)固——還在于女權主義批判與倡導常常采取的形式：哪怕動用結構性不公與壓迫的語言，也仍然落回道德主義與個人主義。

從這個意義上講，把我們正在經歷的現(xiàn)象稱為“反彈”并非全錯——只是反彈的對象并不是最優(yōu)秀的女性主義。正如莎拉·巴內特-韋瑟（Sarah Banet-Weiser）所論證的，把解放等同于個人賦權與零和博弈的“大眾女性主義”，在“大眾厭女癥”中找到了陰暗的鏡像：后者承諾對男性也做同樣的事。當代反女性主義把女性妖魔化為精于算計、不可信賴的“高嫁者”，這同樣可被視為一種倒置的女性主義圖像：它把女性特質等同于去政治化的善良或正義。這種倒置的一個顯著體現(xiàn)，就是無處不在地要求增加“代表性”。很少有人會呼吁更多女性掌權以伸張正義，卻又不忘附帶承諾：女性力量會帶來療愈——不僅在董事會，也在戰(zhàn)場上，甚至在政黨內部。

但女權主義取得的某種制度與文化霸權——無論多么膚淺、多么脆弱——本身就是一把既可行善也可作惡的武器。女性并非天使，而是有缺陷、有妥協(xié)的普通人；因此，這種霸權被賦予雙重用途并不奇怪：一方面，它被用來自衛(wèi)與反抗性別歧視帶來的日常傷害與侮辱；另一方面，它也會以更憤世嫉俗的方式被用于便利、晉升、人際交往的攀比，甚至卑劣的報復。關鍵并不在于事情是否已經“矯枉過正”。

更大的背景仍是：女性被系統(tǒng)性剝奪權力，暴力厭女癥根深蒂固。在這種背景下，霸權女權主義不過是對父權制中一直存在的某種現(xiàn)象（用“嘮叨的母雞”“當家作主”等貶義詞形容）的狂歡式反轉——披上女權主義外衣的一種有限宣泄式報復，在根本仍頑固不動的結構里上演。

即便那些拒絕粗鄙本質主義的人，也很容易滋生一種想法：被壓迫者的靈魂——作為受害者而非施害者的靈魂——在某種程度上比壓迫者更“高尚”。但事實遠非如此。索菲·劉易斯（Sophie Lewis）在《敵對女權主義》（Enemy Feminisms）中寫道，女性“常常很糟糕。甚至女權主義者本身也是問題的一部分�！边@其實無需贅述。比如，如果你見過一些女學者如何對待其他女性——尤其是更年輕的同事——你就會明白。但在我們經常被要求假裝對此一無所知的語境里，在每逢選舉周期，關于支持女性掌權（不管其政策如何）的說教總會像鐘表一樣準時出現(xiàn)；而指出諸如卡瑪拉·哈里斯默許種族滅絕這類“小細節(jié)”，又會被視為缺乏姐妹情誼——在這種語境下，重申這一點仍然必要。

《敵對女權主義》以一種令人大開眼界且引人入勝的方式，揭露了歷史上許多女權主義者的丑惡行徑。一方面，它試圖拆穿那些備受尊崇、卻可能被歷史美化的女權人物的丑聞：比如書中反復提到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她其實是種族主義者。另一方面，劉易斯也挖掘出一些鮮為人知甚至被遺忘的女權主義傳統(tǒng)：殖民地女權主義的先驅梅·弗蘭奇·謝爾頓；三K黨內部的女權主義分支；以及一戰(zhàn)后急于擁抱法西斯主義的前婦女參政論者。

劉易斯并不是第一個深入討論反動女性的女權主義者。安德烈婭·德沃金（Andrea Dworkin）——在劉易斯看來，她本人也是女權主義的敵人——也寫過一本相關著作《右翼女性》（Right-Wing Women），1983年初版，今年由皮卡多出版社（Picador）再版。莫伊拉·多尼根（Moira Donegan）在新版序言中稱它是“德沃金最具雄心、最嚴謹、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德沃金關注的是自詡為反女權主義者的女性；而劉易斯關注的則是另一類人：她們以明確的女權主義立場去捍衛(wèi)反動甚至父權制的觀點。對某些人來說，這似乎自相矛盾：這些人也許自稱女權主義者，但她們并不是真正的女權主義者。于是巴特勒曾指出，“恐跨性別女權主義根本算不上女權主義”。但劉易斯認為，這是一種逃避現(xiàn)實的做法，它忽略了相關人物的女權主義立場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誠的，又與其他政治理念如何緊密糾纏。劉易斯明確說，這不是為她們開脫，也不是把她們視為“只是觀點有問題的朋友”。我們不應該“荒謬地‘拉攏’那些與我們目標相反的人”。敵對的女權主義是真實的女權主義；但她們也是真實的敵人。

反性別運動充滿仇恨，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錯了；但他們攻擊的對象，我并不總是能熱情地捍衛(wèi)。

如何稱呼這些現(xiàn)象，看似是語義之爭。“那不是女權主義！”與“那不是我的女權主義！”也許只是在表達同一意思時力度不同：即所謂的女權主義并不是真正的女權主義。（其他政治術語，比如“社會主義”，也有類似問題。）事實上，劉易斯——他使用中性或女性代詞——似乎并不嚴格遵循某種既定立場。她在書中寫道，女性對奴隸貿易的投入“在南北戰(zhàn)爭前的南方催生了一種駭人聽聞的女性賦權文化，而幾十年后，一些女權主義者卻準備捍衛(wèi)這一遺產，稱之為真正的女權主義�！保ㄟ@是否意味著支持奴隸制的女權主義實際上并非真正的女權主義？）

然而在劉易斯看來，敵對的女權主義即便包含有害的排斥，也仍有其意義：“所有這些都是女權主義，”她們堅持說，“不是解放女權主義，而是挑戰(zhàn)父權制強加于特定女性群體（無論人數多少）束縛的女權主義�！边@或許在修辭與自我認知層面說得通，但它忽略了徹底拒絕女權主義標簽的重要性。關鍵不僅是指出這些女權主義（非常）糟糕，更要指出：即便對它聲稱要代表與包容的群體而言，它也失敗了——作為女權主義同樣失敗，因為任何只惠及少數精英女性的解放，都不能叫真正的解放。正如德沃金在《右翼女性》中所說：“只有所有女性的自由才能保護所有女性�！�

我想劉易斯會同意這一點。談到那些以保護白人女性貞潔為由為私刑辯護的三K黨女權主義者，劉易斯寫道：這種做法“奏效”的方式就像自殺式炸彈背心一樣——私刑處死所謂“黑人強奸犯”的暴力，幾乎和表達反黑人情緒一樣，都體現(xiàn)了私刑者對女性性欲的占有。換句話說，種族主義女權主義的問題不只是它只關心白人女性（盡管這已經夠糟糕），更在于它甚至沒能有效挑戰(zhàn)父權制對白人女性的束縛。從這個意義上說，按劉易斯自己的標準，它根本就算不上女權主義。但從某種意義上，這也正是劉易斯的觀點：并非所有敵對女權主義都能成功；恰恰是那些令人反感的因素“根深蒂固”，以至于我們無法把女權主義部分有效剝離出來、再把其余部分丟掉。整體已被玷污。

“根深蒂固”這個詞在劉易斯的書里出現(xiàn)得很頻繁，在當代更廣泛的論述中也屢見不鮮。這體現(xiàn)了一種令人欣慰的趨勢：人們開始承認，備受推崇的理想與如今被視為令人厭惡的實踐之間存在歷史性的糾葛——尤其是自由主義“自由”“平等”的理想與殖民主義、奴隸制等現(xiàn)實之間的糾葛。然而，人們往往更容易認同這種聯(lián)系并非偶然，卻難以清楚說明：敵對因素與其所在體系的其他部分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這或許解釋了人們頻繁依賴隱喻，比如“根深蒂固”甚至“糾葛”。這里當然存在多種可能：從“彼此兼容”到“嚴格蘊含”。劉易斯選擇了介于兩者之間的一種說法：“選擇性親和力”，類似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提出的新教與資本主義之間那種親和關系。某些女權主義類型似乎與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等政治毒瘤存在某種內在關聯(lián)。比如，把女性視為更溫柔、更具母性的本質主義女權主義，很容易被殖民主義利用：謝爾頓就堅信，用女性之手去征服土著會更人道、更有效。當然，一個人持本質主義觀點不必然是殖民主義者；兩者關聯(lián)并非必然。但它們確實很容易共存，而且屢見不鮮。

談到那些轉向法西斯主義的婦女參政論者（艾米琳·潘克赫斯特的女兒阿黛拉·潘克赫斯特最終也加入其中），劉易斯對其根源做出一些推測。其中一條線索指向婦女社會政治聯(lián)盟（WSPU，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所犯下的“暴力”行為：盡管參政論者主要針對財產，她們也采取過危及生命的行動——正如劉易斯指出的，許多當代自由派擁護者（其中一些人如今正為將更徹底的非暴力組織“巴勒斯坦行動”定罪而歡呼）寧愿忘記這一點。另一條線索是“恐怖主義”。劉易斯隱含地把恐怖主義定義為針對平民的暴力，并指出任何“過度依賴”恐怖主義的運動“都不可避免地會向右傾斜”。然而，你并不需要否認“針對平民的暴力有問題”，就足以質疑這種判斷是否成立：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LN）在爭取獨立的斗爭中使用恐怖手段，是否就導致其政治立場右傾？劉易斯會不會像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那樣認為 FLN 的恐怖主義在道德上本身就是錯誤？還是說，問題只在“過度依賴”？如果如此，“過度”到底多大程度？婦女參政論者（或 FLN）是否能用更和平的方式同樣有效達成目標？劉易斯顯然不愿觸碰這個敏感話題，因此并未給出明確答案。

在其他情形中，劉易斯認為女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相似之處，還體現(xiàn)在 WSPU 的等級森嚴與審美化氣質上——在這方面，它與英國法西斯聯(lián)盟確有幾分相像。這種說法或許有道理，但正如她對暴力的論述一樣，這里也缺乏更充分闡釋；制服與等級制度并不必然通向法西斯主義。劉易斯引用阿薩·塞雷辛（Asa Seresin）的一篇文章，進一步聲稱，前參政論者瑪麗·理查森對女性的“性否定”之愛在1914年就已與“她醞釀的法西斯傾向”密不可分。劉易斯給出的唯一例子，是理查森曾公開表示不喜歡一幅畫——她曾為抗議艾米琳·潘克赫斯特被監(jiān)禁而把那幅畫劃破；理查森后來解釋說，那幅畫“充滿感官刺激”，她不喜歡男人們“盯著”它看的樣子。無論如何解讀，這都很難與法西斯主義建立緊密聯(lián)系。

也許這并非關鍵。某種親緣關系可能弱到足以通向多個方向；但一旦事情沿某個方向發(fā)展，就會出現(xiàn)“無法挽回”。或者用烘焙作比喻：某種配料未必必然被加進面糊，但一旦烤進蛋糕，就再也取不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能簡單評價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她支持女權主義，可惜帝國主義那一套。”因為正如劉易斯所說，沃斯通克拉夫特對“女性權利”的辯護早已與帝國主義緊密相連：她反對女性受壓迫，部分理由是她把這種壓迫視為某種“非英國式”的、甚至“前英國式”的、乃至“原始”的現(xiàn)象；而賦權女性則是讓大英帝國更強大、更繁榮的關鍵。

或許有人會反駁：沃斯通克拉夫特只是在做一種巧妙的策略論證。但劉易斯對這種辯解的沖動保持警惕，這并非沒有道理。除了某種防御本能——認為所有美好事物必須永遠在任何方面都美好——之外，我們有什么理由認定沃斯通克拉夫特不可能想過任何我們今天認為糟糕的東西？她并未表現(xiàn)出反帝國主義跡象，難道她就不可能是帝國主義者嗎？為什么不可能？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婦女參政論者：她們畢竟多是生活在法西斯主義興起時期的英國白人女性。她們中一些人走向法西斯主義，很可能不是因為某個“積極契機”，而是因為缺乏阻礙：無論運動是否已具備法西斯主義雛形，它至少不是反法西斯主義的。

這就留下一個問題：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一切？我不知道你們怎么想，但如果我在蛋糕里烤進了什么真正難吃的東西，我大概會把蛋糕扔掉。我們對敵對女權主義也該如此嗎？劉易斯的答案似乎是：視情況而定。一方面，她反對“凈化式方法”，強調必須承認沃斯通克拉夫特等人的遺產具有雙刃劍性質：“正是由于像沃斯通克拉夫特這樣的人——兩者兼而有之！——女權主義才能既是反動力量，又是反抗力量�！蔽覀儜敗稗饤壣竦o式的建構，轉而通過批評來部分地銘記和敬佩我們所關心的、有缺陷的同志�！钡硪环矫妫瑒⒁姿挂裁鞔_說，“對政治‘不純潔性’的承諾（我認為這是反法西斯主義的關鍵）必須與必要時劃清界限、與人斗爭的勇氣并行。即使是親人也不例外�！�

認為世界因為移民或“性別意識形態(tài)”而走向衰敗是一種錯覺。那么，這種錯覺與自由主義者堅信2016年之前“一切都還不錯”的看法相比，究竟哪一個更離譜，或更不離譜？

這是一條明智且有用的建議：它能有效對抗兩種傾向——一是選擇性美化女權主義的過去，二是空洞卻無處不在地要求我們“和睦相處”（不，我們并不站在同一陣線）。但我對這種常見的劃界方式仍有擔憂。我的擔憂不在于界線畫在哪里，而在于界線以什么為標準：在這種方式下，一個人是否站錯隊，取決于她“錯得有多嚴重”。很多時候，這個原則確實有效；但我擔心，如果脫離具體政治判斷，它會把某種道德主義重新引進來——一種劉易斯（我認為她做得對）努力擺脫的“純潔政治”。

這里有一個悖論：為了避免沾染過于骯臟的東西，我們默認所接觸的事物沒那么糟；可這反過來又可能導致我們在辯解中沾染污穢。如果我認為沃斯通克拉夫特值得一看，難道我就在說她親帝國主義的立場無關緊要嗎？于是這種方法會自我強化：我們越來越難找到足夠“純潔”的對象，既需要與之保持距離，又要去嗅探他人未能做到這一點。

當惡行被等同于罪責之類的東西時，這種擔憂會進一步加重。劉易斯的論述中殘留的道德主義傾向，體現(xiàn)在她傾向于預設并反駁這樣一種觀點：某個有問題的人物只是“時代的產物”，因此不能為其令人反感的立場負責。談到種族主義者與支持私刑的女權主義者，劉易斯寫道：盡管這種文化腳本根深蒂固、影響深遠，但認為白人女性在此事上毫無作為是完全錯誤的。許多白人女性（例如得克薩斯州婦女參政論者杰西·丹尼爾·艾姆斯）不僅抵制私刑暴力，還勇敢有效地組織起來反對它們，聯(lián)合成立了南方婦女防止私刑協(xié)會；相反，也有一些白人女性積極參與私刑暴徒，還有許多人只是旁觀者。

這種寫法在對自由主義“根深蒂固”的批判中很常見：它用來反駁那種辯護——“那時候人人都種族主義，所以這和自由主義無關”——仿佛除此之外別無選擇。但劉易斯的立場似乎更進一步。她提到“能動性”，似乎意在強調：敵對女權主義者也難辭其咎——她們本可以采取別的做法，卻沒有。

這種論證方式可以理解為對輕蔑或辯解式回擊的反制，但我始終覺得不夠充分。我們有時會在右翼人士談論犯罪或毒癮問題時聽到類似論證：他們說貧困或創(chuàng)傷不能解釋犯罪或毒癮，因為很多人也經歷過這些，卻沒有犯罪或吸毒。這種論證很難證明貧困等因素無關緊要；也很難證明個人結果差異更多來自“自由選擇”或“道德品質”，而非機遇與環(huán)境。對我而言，轉向自由意志與責任等形而上學問題，是一種無益的轉向。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瑪麗·理查森或阿黛拉·潘克赫斯特是否能“力挽狂瀾”（不管這意味著什么）真的重要嗎？這個問題的意義也許更多屬于監(jiān)獄層面而非政治層面：它似乎只與懲罰相關，除此之外幾乎無關。而當相關人物早已去世，這個問題就更沒有必要再問。

安德烈婭·德沃金去世已二十年。在劉易斯看來，盡管她早期某些作品很有潛力，她仍明顯站在錯誤陣營。劉易斯曾寫道，近期對德沃金思想的部分復興是“一個糟糕的想法”。

的確，如果要劃一條界線，德沃金很可能站在錯誤一邊——即便不是因為劉易斯指責她與親密合作者凱瑟琳·麥金農的“恐女癥”，也不是因為她支持“終極跨性別排斥女權主義者”珍妮絲·雷蒙德（Janice Raymond）的《變性帝國》（The Transsexual Empire，1979）并被指出帶有“反跨性別”情緒，更不是因為她支持針對性工作與性工作者的監(jiān)禁措施（許多人——例如女權主義作家朱諾·麥克與莫莉·史密斯——都曾令人信服地論證這些措施在政治與人道主義上是災難性的），那么，她晚期那本鮮為人知的《替罪羊》（Scapegoat，2000）提出的一個觀點也足以讓她越界：她認為，解決男性對女性暴力問題的方案，或許是讓女性建立一個以猶太國家以色列為藍本的家園。唉，尤其在當下，這恐怕只能被稱作極其糟糕的想法�？梢哉f，德沃金的聲譽因此遭受重創(chuàng)。

因此，試圖以“那些不好的部分其實沒那么糟”為她辯護，是愚蠢的；而且這些部分也并非可以與其余部分輕易切割。德沃金作品中的“敵對”因素也許既不可原諒，也難以剔除。但正因為如此，她反而能說明：以“糟糕程度”作為排除標準的門檻概念本身存在局限。因為盡管問題重重，在我看來，她的作品仍包含一種不應被輕易忽視的啟迪力量。

首先，德沃金的《右翼女性》提供了一種比巴特勒更為嚴謹的心理分析。與巴特勒相似，她同樣強調恐懼。但在德沃金看來，反對女權主義的女性并非像巴特勒暗示的那樣“非理性”或“認知錯誤”。某種程度上，她們對恐懼的判斷是正確的：根深蒂固的男性暴力。她們知道這個世界對女性確實危險，于是做出選擇——也選擇了自己的歸宿。

她們尋求家庭與婚姻的庇護，盡管這種庇護并不可靠（或者如德沃金所說，她們寧愿被一個男人虐待，也不愿被多個男人虐待）。德沃金寫道：她們知道自己的價值在于性別——性器官與生育能力——于是試圖提升自身價值：通過合作、操縱、順從；通過表達愛意或試圖建立友誼；通過順從與服從。換句話說，她們看見權力，并試圖站到權力一邊去取悅它。

這是一種生存策略，但這種策略意味著“喪失一切道德能力”。右翼女性“通過承諾對其他女性的命運漠不關心，來贖回她們生命中殘存的部分——在她們放棄自主個性之后剩下的部分”。

這不可能奏效——真的不可能。任何個人辦法都不可能奏效。正如另一位因被貼上 TERF 標簽而聲名狼藉的女權主義偶像卡羅爾·哈尼什在著名文章《個人即政治》中所論述的那樣，這種“個人解決之道”注定失敗。但德沃金認為，采取這種策略的女性并非只是自欺欺人�！八齻兛吹搅俗约荷畹氖澜�，”她寫道，“而且她們并沒有錯�！睆倪@個意義上講，右翼女性比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者更“正確”：后者相信女性可以在現(xiàn)有結構中活得美好而真實，或相信只要做一些改革，一切就會好起來。在德沃金看來，“同工同酬”并非某些女權主義者想象中的“簡單改革”；“這是一場革命……只要男性統(tǒng)治女性，這場革命就不可能實現(xiàn)。”鑒于同工同酬至今仍未實現(xiàn)，她的觀點并未被現(xiàn)實證明為錯誤。

德沃金的判斷也是一種更普遍立場的體現(xiàn)：它準確揭示了自由主義者捍衛(wèi)平等理想時的矛盾。真正的平等——哪怕只是機會平等——都需要對社會進行徹底改造，而自由主義者不愿承認這種改造的必然性，甚至可能包括推翻資本主義：不拋棄現(xiàn)有經濟模式，就無法消除巨大的財富不平等；不消除財富不平等，機會平等也無從談起。從這個意義上說，平等是一種革命性理想。自由主義者拒絕承認自身理想的潛在含義，最終只能接受一種更不切實際的方案：沒有平等前提條件的平等。

阿多諾聲稱“只有夸張的說法才是真的”——他當時是在闡述精神分析的一個觀點——這句話同樣可能出自德沃金之手；或者說，阿多諾寫下這句話時，完全可能想到德沃金。

無論你最終是否認同德沃金對某些女性為何傾向右翼與反女權主義立場的分析，它在一些方面確有優(yōu)勢：例如，它對人口統(tǒng)計學更敏感，也更尊重相關主體的理性能力。相比之下，那些援引去工業(yè)化、貧困等“普遍弊病”的粗糙物質分析要遜色一些——當然，這并非否認這些弊病在更大背景中確實重要。德沃金的分析還有助于解釋：主流自由主義對“右翼民粹主義”的解釋為何如此惹人反感。

那種解釋總是預設：民粹主義批評現(xiàn)狀的一方，比捍衛(wèi)現(xiàn)狀的一方“錯得更離譜”。當然，很多時候他們確實錯了。認為世界正因為移民或“性別意識形態(tài)”而走向衰敗，當然是錯覺。但這種錯覺與自由主義者堅信2016年之前一切都還不錯的態(tài)度相比，孰輕孰重？至少在這一點上，“馬蹄鐵理論”（認為左右兩極“極端”彼此相似）的一些支持者，未必完全沒有道理。

同樣，在德沃金的敘述里，她分析的右翼女性立場在某些方面更接近她自身的激進女權主義，而非自由主義女權的常識。有些人可能會據此認為，德沃金式“文化女權主義”本質上隱含反動傾向。這一傳統(tǒng)中的部分女權主義者與社會保守派、宗教右翼——直至今日的性別批判女權主義者——的合作歷史，確實發(fā)人深省。但德沃金的分析也提供另一種視角：把它看作雙刃劍。表面的對立面，可能潛藏著向另一側轉化的可能。

劉易斯也提出過類似看法：正如反猶主義這種“愚人的社會主義”，攻擊金融資本主義在方向上未必全錯，但攻擊猶太人是錯的；敵對女權主義“通�！笔加凇耙环N激進沖動……一種對性別生活中某些東西存在深刻錯誤的認識”。問題在于她們“逃避責任”，把問題錯誤歸咎于“玻璃天花板、工資差距、辦公室性騷擾者、皮條客、外國強奸犯、男醫(yī)生、丈夫酗酒、‘陰莖’或‘性別意識形態(tài)’”——而不是性別本身。

但真正吸引我的，并不是德沃金對右翼女性的特定解釋——也不是她的任何單一論點——而是某種難以言喻的東西：你閱讀她作品時會經歷的一種意識二元性。這種二元性與許多女性（當然也包括我自己）意識里的矛盾相呼應。一方面，你會讀到她的段落，然后覺得：這不可能是真的。她寫得仿佛女人上街就會被輪奸、被活剝皮。我不過是去買一品脫牛奶而已，她到底在說什么？這種感受又帶著半分愧疚：做女人其實還不錯——至少對我們中的一些人來說。

或許其他女性處境更艱難；或許我們只是運氣好�；蛟S整個女權主義運動多少像個騙局：一張用來打牌的牌，或一個可以挖掘的研究素材。它曾風光無限，但依賴于人們——尤其是男性——不敢過多質疑，否則就再也找不到對象了。但現(xiàn)在，我們的虛張聲勢被識破了。男權主義者公開露面，人多勢眾，也更有安全感。更糟的是，也許他們說得有道理：也許一切對女性來說其實已經很好；也許我們只是在過度利用它……

當然，我們并不真的這樣想：真的不是。這種念頭一冒頭，我們就會趕緊翻出筆記——薪酬差距、性暴力數據——來證明：是的，問題仍然存在。的確存在。我們能用黑白分明的圖表看清它，卻無法始終把它當作一種抽象真理牢牢握住。除非發(fā)生某些事，讓它突然變得無比具體。這有點像一種時有時無的生理癥狀：癥狀消失的間隙，你會騙自己說，那大概只是錯覺。

閱讀德沃金也會帶來類似體驗。你時不時會遇到這樣的段落：“簡而言之，問題在于，人們必須相信人的存在，才能認識到她痛苦的真實性。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不相信女人作為有意義的個體而存在�！蹦銜X得：一方面，這簡直胡說八道——人們當然會把女人當人；但另一方面，至少有些時刻，你又完全明白她在說什么。那些時刻像頻閃燈：瞬間照亮一切，卻又轉瞬即逝。

我認為，正是德沃金執(zhí)意要捕捉第二種視角——對她而言，那是唯一的真理——才讓許多人覺得她明顯瘋狂、歇斯底里，甚至令人憎惡。她眼中的真理無法通過傳統(tǒng)散文去捕捉。傳統(tǒng)散文靠堆砌穩(wěn)固論點，試圖建成一個永久且堅不可摧的體系；而德沃金需要的是打破阻礙我們視線的意識形態(tài)壁壘。

正如她描述自己寫作方法時所說：她唯一能讓人相信的機會，是找到一種比女性自我憎恨更大膽、更有力的寫法——更睿智、更深刻、更冷酷。為此，她必須寫出比強奸更恐怖、比酷刑更卑劣、比毆打更咄咄逼人、更令人不安、比賣淫更荒涼、比亂倫更侵犯、比色情作品更具威脅和侵略性的文字。

無論你是否認為這種方法“有效”（無論“有效”意味著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德沃金的方法與某些批判理論家的方法之間確有相似之處。他們同樣堅信世界存在難以捕捉的黑暗，只是對黑暗的來源判斷不同。阿多諾那句“只有夸張的才是真的”（當時在論證精神分析）也很可能出自德沃金之手；德沃金在《右翼女性》中寫的“病態(tài)的智慧厭惡積極思考和永恒甜蜜的陽光”，也像阿多諾《最低限度的道德論》里的句子。但正如德沃金在第二章提醒我們的，智慧本身具有政治性。重要的不只是說了什么，也是誰說的——“女人之間的閑聊普遍被嘲笑為低俗瑣碎，而男人之間的閑聊，尤其是關于女人的閑聊，卻被稱為理論、觀點或事實”。德沃金有一個措辭尤為尖銳的段落：女人有一些愚蠢的想法，根本不配被稱為想法。瑪拉貝爾·摩根寫了一本糟糕透頂、愚蠢至極的書，說女人必須為丈夫而活、必須為丈夫提供性服務、甚至成為丈夫的性對象。

D.H.勞倫斯寫過同樣卑鄙愚蠢的文章，只不過他大量引用了神圣的陽具；但 D.H.勞倫斯被認為很聰明。安妮塔·布萊恩特說口交是一種人類食人行為，她譴責精子所代表的孩子的流失。諾曼·梅勒認為射出的精液像失去的兒子，并以此貶低男性同性戀、手淫和避孕。但安妮塔·布萊恩特很愚蠢，諾曼·梅勒很聰明。區(qū)別到底在表達方式，還是在他們的性器官？梅勒說偉大作家用睪丸寫作；小說家辛西婭·奧齊克問梅勒，他用什么顏色的墨水來表達他的睪丸。誰聰明，誰愚蠢？

從這個角度看，德沃金的“夸張”沒有像法蘭克福學派那樣得到認真對待，也就不足為奇。1987年，著名歷史學家羅伊·波特在為《倫敦書評》撰寫德沃金《性交》的書評時，開篇就寫道：你只需讀讀這篇抨擊性與男性的檄文里充斥的污言穢語，就能看出德沃金是個病態(tài)的女人。這本書歇斯底里地譴責性交，說它對女性而言簡直是災難；她喋喋不休的咆哮，顯然是性挫敗的表現(xiàn)；她對性欲的渴求永無止境——對她這樣又胖又丑的人來說，這并不奇怪。至于阿多諾，批評者或許并不總對他寬容，但他的智力與精神狀態(tài)卻很少被真正質疑。阿多諾本人也并非油畫作品，但他很少被人用“肥胖”“丑陋”攻擊。

然而，劉易斯敏銳捕捉到：德沃金正在《衛(wèi)報》讀者所在的自由派圈子里經歷一種令人反感的“平反”。這有點像伍爾沃斯百貨里那些嬉皮士假發(fā)，隱約透著蘇聯(lián)媚俗的味道。或許這里同樣有“雙重視角”的作用：人們可以閱讀德沃金，同時把那些更離譜的部分“括號化”處理——就像一些人讀弗洛伊德也未必真相信自己想和母親發(fā)生性關系。

某種程度上，這種意識分裂使人們可以接受激進觀點，卻不必讓它對生活方式，甚至思維方式造成任何明顯改變。德沃金面臨被中和、被抽象化的風險——而這正是她畢生努力避免的命運。更糟的是，她可能被貶低到最糟的層面：被當作北歐模式（把購買性服務定為犯罪）等改革的激進辯護者；而這些改革并不會摧毀她所抨擊的制度，只會讓制度更殘酷。

也許，思考如何與敵人和朋友相處，并不該只靠在特定情境里衡量“善惡平衡”來畫界線，而更取決于互動的方向——不僅取決于對象，也取決于互動性質；不僅取決于朋友與敵人，也取決于我們自己。如果德沃金的復興鞏固了缺乏更廣泛社會批判的監(jiān)禁式解決方案，那就是壞消息。

但如果她的思想中有什么值得堅持，那就是：她提醒我們，日常生活的表面之下（甚至表面之下，還隱藏著某種更深的表面）存在陰暗面；而某種看似矛盾卻能照亮陰暗的能力，正是我們理解當下丑陋爆發(fā)的線索之一。

作者

洛娜·芬利森在埃塞克斯大學教授政治哲學。她的最新著作是《女權主義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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