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史分期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上的“三國”起于曹丕稱帝（220），終于東吳滅亡（280）。而廣義上的“三國”，一般將三國的開篇追溯至關東聯軍對董卓的討伐（190），抑或是更早的黃巾起義（184）。在一些影響較大的斷代史著作中，如何茲全先生的《三國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與馬植杰先生的《三國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黃巾起義與東漢王朝的崩潰”。基于這個前提，亂世緩緩拉開序幕，曹操、袁紹、袁術、公孫瓚、孫策、周瑜、關羽等風云人物在破碎的山河間縱橫捭闔，以雄心與智謀共同譜寫了一曲波瀾壯闊的英雄史詩。

我們承認這些“東漢人”屬于三國，是因為他們所處的這三十年（190—220）正是三國成形的關鍵階段。由此，他們親身參與這一時期絕大多數決定歷史走向的關鍵性事件，并貢獻了三國史中的多個“高光片段”。這令人們對漢末史愈發(fā)感興趣，就連專業(yè)學者也不例外。方詩銘《曹操·袁紹·黃巾》（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9年版）、于濤《三國前傳：漢末群雄天子夢》（中華書局2006年版）之后，湖南大學副教授單敏捷新作《走向三國——漢末群雄割據史》（中華書局2025年版）再次將目光投向了漢末史——更確切地說，是“漢末群雄”。

所謂“漢末群雄”

說起“漢末群雄”，我們可能會首先想到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中討伐董卓的“十八路諸侯”，如果算上新加入的劉備，就是十九路。與正史相比，小說新增了張楊、陶謙、公孫瓚、孔融、馬騰這五路兵馬。歷史上，參與討董的諸侯大多為豫、兗二州的地方長官，故稱“關東群雄”。盡管這個陣容已足夠代表中原，但還不夠全面，小說作者或許是考慮到了這一點，才將公孫瓚等人也安排進了聯軍當中。不難發(fā)現，公孫瓚、馬騰、張楊分別代表著幽、涼、并三個邊州。

即便如此，仍有許多割據一方的軍閥未能被納入正史或小說的主線敘事框架。他們分布于全國各地，彼此間的背景、影響、實力、立場和道德亦各有差異。那么，如何用簡便快捷的辦法將這些散落在各地大小不一的“珠子”串聯成串呢？

單敏捷《走向三國》將漢末群雄大概分為兩大類和四小類。第一類脫胎于東漢的政權系統(tǒng)，或為州牧（刺史）、太守（國相），或為軍中悍將。前者如袁紹、韓馥、劉表、劉繇等人，早在伯牧一方之前，就已蜚聲海內，擁有頗高名望。袁紹出身于“四世五公”“勢傾天下”的汝南袁氏，他不僅家境優(yōu)越，本人亦折節(jié)下士，于是“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jié)，莫不爭赴其庭”（《后漢書》卷74《袁紹傳》）。這也是袁紹當面得罪董卓，后者大怒之下仍封他為勃海太守的主要原因。又如荊州牧劉表，昔為“黨錮”名士，位列“八顧”之一，在士林中享有崇高聲望。在東漢三國，名望不僅是儒學士人直上青云的“通行證”，也是他們積累人脈資源的主要憑借。故袁紹、劉表、韓馥、劉繇等人赴任之后，能輕松吸引到大批人才前來歸附。他們本身的能力或許并不出色，但論及綜合實力，絕對是漢末群雄中的第一梯隊。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董卓、公孫瓚、陶謙、孫堅等頗具武人色彩的軍閥。

縱觀東漢一朝，羌亂不休，外患頻發(fā)，以軍功換取晉升資本，正是公孫瓚、孫堅等人的仕進之路。他們都有在邊地從軍的經歷，在長期高強度作戰(zhàn)中積累了豐富的作戰(zhàn)經驗，其麾下部曲亦能征善戰(zhàn)，實力強悍。公孫瓚崛起于幽州，曾率“白馬義從”威震北方，烏桓各部為之驚駭，“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后漢書》卷73《公孫瓚傳》）。后來，他一度成為袁紹的頭號大敵。孫堅同樣勇猛過人，悍不畏死。討董之戰(zhàn)中，河內太守王匡、濟北相鮑信等人大敗虧輸、損兵折將，而孫堅卻正面擊敗了董卓的得力干將胡軫，斬殺葉雄（即小說中的華雄）。在亂世來臨之際，以公孫瓚、孫堅為代表的這類軍閥能夠迅速脫穎而出；但過分依賴武力，反而會使自己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雙拳難敵四手，縱使是強橫一時的公孫瓚，在內外多方勢力的聯合下，也最終含恨自焚于易京城中。

第二類是由反政府勢力演化而來的軍閥，“一種是邊疆地區(qū)胡漢結合的割據勢力，以西北的馬騰、韓遂為代表，另一種則是以流民為主體或大量吸收流民人口的武裝勢力”。與國家機構演化派生的軍閥相比，第二類軍閥要弱小得多。以馬騰、韓遂為代表的這類軍閥，多為叛將出身，他們之所以能割據一方，更多是因為其地處邊州，擁有一定的地緣優(yōu)勢；而中原此時已陷入混戰(zhàn)，無暇他顧。其實，在漢、胡雜居且局勢更為混亂的涼州、關中地區(qū)，大大小小的軍閥不計其數，馬騰、韓遂只是其中最為拔尖的，在當地擁有較大話語權，但仍控制不了整個關中或涼州。他們并沒有太多逐鹿天下的野心，更多時候都在觀望、搖擺，以期自保。董卓掌權時，“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后漢書》卷72《董卓傳》）。董卓被殺，李傕攻入長安，馬騰、韓遂與之先戰(zhàn)后和，接受了他的冊封。至獻帝東歸，曹操入主中樞，又派鐘繇招降關涼群雄，馬騰、韓遂遂“遣子入侍”。待曹操一統(tǒng)北方，馬騰干脆攜全族入朝，擔任了一個閑散的衛(wèi)尉。

至于后者，一般指黃巾余部、黑山、白波以及占據山澤險隘的各路小軍閥，這類軍閥或勢力組織松散，缺乏戰(zhàn)斗力，整體實力更加羸弱。畢竟，其中大多數成員都是因戰(zhàn)亂、災害而被迫遠走他鄉(xiāng)的普通百姓。在遷徙與流浪的過程中，他們身不由己，或加入一些塢堡組織成為佃農，失去人身自由；或被一些小型軍閥裹挾，淪為戰(zhàn)場上的炮灰。而在官方主導的歷史敘述與文獻記載中，這些被貼上“黃巾”“妖賊”“寇”標簽的中小型軍閥的確實施過一些劫掠、侵擾等不當行為，但他們頻繁遭受官方的打壓，恐怕并非僅僅出于這一原因。亂世之下，“強者食肥美”，這些擁有大量人口儲備、具備一定作戰(zhàn)經驗但整體實力相對薄弱的中小型組織或軍閥，更容易成為強大軍閥吞并與覬覦的目標。也正因國家機構演化派生的軍閥實力強大，往往是漢末混戰(zhàn)走向的決定性力量，亦對魏、蜀、吳三國的成形產生了深遠影響，所以袁紹、袁術、公孫瓚、劉表等人才是《走向三國》的重點關注對象。

何以“走向三國”

陳壽《三國志》卷六、七、八記載了一批“漢末群雄”，包括董卓（李傕、郭汜）、袁紹、袁術、劉表、呂布、公孫瓚、陶謙、張楊、張魯、張繡等人。這些人中的大多數，都曾是曹操的大敵，但他們的傳記卻緊跟“帝紀”與“后妃傳”之后，比宗室諸王、功勛名將還要靠前。學者徐沖業(yè)已指出，早在魏、吳兩國各自修撰的紀傳體國史中（如王沈《魏書》與韋昭《吳書》）都存在“漢末群雄傳”，“這應當看作各王朝對于自身正統(tǒng)的一種書寫”（《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9頁）。

無論魏、蜀、吳三國通過何種方式來構建其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統(tǒng)性，開國君主的軍事武功都是極其重要的一環(huán)。即使是看似“和平”的漢魏禪代，也須反復強調曹氏父子拯世濟難的“義舉”，從而增強其代漢的合法性與說服力。誠如學者樓勁所指出的，“在魏晉以來禪讓革命模式中，堯舜禪讓所寓基本原則及其政權和平過渡的價值已被公認，湯武革命象征的舉義抗暴傳統(tǒng)也未被一概丟棄，且因其仍可與某些現實要求合拍而時被強調”（《中古政治與思想文化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7頁）。這種思想背景對魏、吳的國史撰寫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曹操對抗并殲滅袁紹、袁術、呂布等漢末群雄的經歷，就能被解釋為“奉天驅除”，從而成為其煊赫武功的有力憑借。

要之，早在三國時代，漢末群雄便已被嵌入到他們的開國史中，成為三國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順著這個思路，不妨以地域角度重新審視漢末群雄。單敏捷用三個章節(jié)分別對北方、南方與西部地區(qū)的強大軍閥進行了介紹與梳理，這恰恰是曹魏、孫吳與蜀漢三國建立前的地方割據史，契合了本書“走向三國”的書名。

先看北方?；㈩^蛇尾的討董之戰(zhàn)結束后，昔日歃血為盟的關東群雄或出于自保、或熱衷于爭霸、或因私人恩怨，各自為戰(zhàn)，互相攻伐……在這場混戰(zhàn)中，袁紹、袁術率先一步脫穎而出，他們所在的汝南袁氏，門生故吏遍布天下，當亂世到來，其擁有的名望與人脈資源得以迅速轉化為軍事力量。兄袁紹是庶出，善于養(yǎng)名，能折節(jié)下士；弟袁術為嫡出，好飛鷹走狗，以俠氣聞。因為種種緣故，兄弟二人分道揚鑣，在袁術在爭奪兗州的過程中，以二袁為首的軍事同盟逐漸形成?！度龂尽ぴg傳》載：“（袁術）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薄度龂尽の涞奂o》又載：“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于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fā)干，以逼紹?！痹g拉攏了徐州牧陶謙、幽州軍閥公孫瓚、黑山諸軍以及南匈奴於夫羅，袁紹則內倚兗州曹操、青州臧洪，外連荊州劉表。各路諸侯彼此間的爭斗，大抵遵循著“遠交近攻”的規(guī)律。即使是遠在嶺南的交州刺史張津，也選擇與曹操交好，而與荊州牧劉表連年交兵。

群雄割據的第一個階段，以袁術敗走淮南為結束。彼時，袁紹、曹操分別據有河北與河南，袁紹繼續(xù)向北，鎮(zhèn)壓黑山諸軍，并與崛起于邊地的幽州軍閥公孫瓚大戰(zhàn)，而曹操向南進一步發(fā)展，圖謀徐州。至建安四年（199），“背靠背”般的袁紹與曹操在分別消滅掉自己的敵人后，心照不宣地展開了交鋒。官渡之戰(zhàn)后，袁紹病亡，曹操馬踏中原，花費七八年時間平定北方，為日后的曹魏政權奠定了基礎。

另一邊，袁術退出對北方的爭奪后，仍有足夠力量雄踞江、淮，伺窺揚、徐。他與周邊州郡的合縱連橫，對南方時局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水陸交通樞紐的徐州，陷入南北勢力隔空角力的旋渦之中。徐州雖屬北方，但它與揚州毗鄰，袁術遂自號“徐州伯”，毫不掩飾地表露他對徐州的覬覦之心?？稍陲L云激蕩的徐州之爭中，袁術并非主角，徐州牧陶謙病逝后，劉備與呂布相繼“爭盟淮隅”，旋即又被趕出徐州。徐州幾度易主的背后，仍可視為“二袁對立”的后續(xù)事件。在這之后，兩位重量級人物登場，他們分別是“僭號”的袁術與“自守”的劉表，二者嫌隙頗深，卻一個激進、一個保守。前者冒天下之大不韙，于壽春僭號稱帝；后者偶有僭越之舉，多數時間醉心學術，加之荊襄大族的制約，只能步步保守，困于一方。袁術敗亡前夕，其部將孫策渡江，斗轉江南，以丹陽為根據地，據有吳郡、會稽，奠定了江東政權的雛形。與其他章節(jié)相比，本書并未梳理孫策的創(chuàng)業(yè)歷程，而是進一步考察了東吳特有的奉邑制，明確了東吳將領的奉邑與其駐區(qū)的緊密關聯。這或許是因為相關研究已十分豐富，蔚然大觀，如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收入《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中華書局2011年版）、田余慶《孫吳建國的道路》《暨艷案及相關問題——再論孫吳政權的江東化》（收入《秦漢魏晉史探微》，中華書局2011年版）、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宋杰《孫策攻占江東的經過與方略》（收入《三國軍事地理與攻防戰(zhàn)略》，中華書局2022年版）等論著。

被忽視已久的西部地區(qū)也再度回到人們的視野當中。盤踞在涼州、河西一帶的羌人，與東漢政府進行了長達百年的戰(zhàn)爭，早已定都洛陽，更偏向于關東的東漢政府為此付出了高昂代價，甚至生出了“割棄西北”的想法。西部地區(qū)的糜爛局勢拖垮了東漢王朝，卻迎來了曹操的迎頭痛擊。關隴、河西長達數十年的分裂與聯合，于漢末曹魏之際漸歸安寧。韓遂、馬騰、馬超、關中十將等大小軍閥也被逐一分化、各個擊破。與之相比，漢中地區(qū)顯得相對和平一些。割據漢中的張魯以天師道收攏民心，以確保其政權的穩(wěn)定性，這讓他成為曹操、劉備爭相拉攏的對象。這個“政教合一”的割據勢力，儼然已成為漢末群雄割據史中的獨特一景。稍有遺憾的是，本章未提及割據益州的劉焉、劉璋父子，作者單敏捷單獨發(fā)表在《北京社會科學上》的《漢末劉焉父子時期巴蜀主要政治關系新探》（2021年第11期）一文或可作為補充。

專屬“分析范式”

為了更好梳理各路軍閥的割據情況，作者并未完全采納舊有的地域集團與派系范式，而是為讀者提供了一種嶄新視角——以外來勢力（親信團體）、本土勢力（地方大族）、周邊力量（外交）入手，探究割據軍閥的成敗與得失。本書提到的漢代舊制“三互法”，為該框架的存在提供了制度依據。——囿于“三互法”的任官回避原則，地方長官大多由外鄉(xiāng)人擔任，因此漢末割據軍閥大多非其統(tǒng)治區(qū)的本鄉(xiāng)人，如冀州牧袁紹是豫州汝南人、兗州牧曹操是豫州譙縣人、徐州牧陶謙是揚州丹陽人……而孫權因籍貫在揚州，未任揚州牧，而在赤壁之戰(zhàn)后遙領了徐州。

軍閥是外鄉(xiāng)來客，因而其統(tǒng)治州郡后，當地會存在多股勢力。首先，是跟隨地方長官來此的親信勢力，他們是軍閥的臂膀；其次則是盤踞地方的豪強大族，這些大族未必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也不一定會結成政治同盟，但可以籠統(tǒng)地將其看作“地方勢力”。田余慶在考察蜀漢政治史時提出的“主客”與“新舊”之分，與其有異曲同工之妙（《李嚴興廢與諸葛用人》，收入《秦漢魏晉史探微》中華書局2011年版）。袁紹年輕時好養(yǎng)士人，有不少奔走之友，在入主冀州后，順利取得郭圖、荀諶、辛評等潁川士人的信任與支持，這些人就是他的親信。

當然，親信未必一定是軍閥的同鄉(xiāng)，通過任俠、結拜、升堂拜母、聯姻、策名委質等方式，同樣能締結親密關系。劉備麾下，張飛、簡雍是其同鄉(xiāng)，而關羽、趙云等外鄉(xiāng)人亦頗受他重視，“義為君臣，恩若父子”。同理，作為袁紹舊友的南陽許攸，亦可視為其親信勢力中的一員。受袁紹重用的還有沮授、田豐與審配，他們都是河北名士，擁有不俗的人脈資源與話語權。東漢以來，中央對地方基層的統(tǒng)治，大多是靠當地豪強大族來實現的，袁紹能順利統(tǒng)治冀州，自然離不開沮授、田豐與審配等當地士人的幫助。除此之外，曹操伯牧兗州（陳宮）、劉備入主徐州（陳登）、劉虞統(tǒng)治幽州（鮮于輔）都離不開地方大族、名士的支持。

一個割據集團內部只存在主、客兩種勢力，顯然是理想情況。《三國志·臧洪傳》為我們揭示了漢末群雄中的“陣營”與“同盟”。各路軍閥既然有盟友，自然就有敵人，而且他們的敵人往往就在周邊。于是，周邊力量也成了影響軍閥成敗的一個關鍵因素。劉備伯牧徐州，呂布取而代之，他們政治立場的轉換就深受周邊力量（曹操、袁術）的影響。

若某地在短時間內易主，其內部的勢力劃分將會更加復雜。幽州牧劉虞去世后，對他十分推崇的地方名士鮮于輔、閻柔因不愿與掌權的公孫瓚合作，便聯合公孫瓚的敵人——即三郡烏桓與袁紹（周邊力量），內外夾攻，加速了他的滅亡。徐州的情況更為復雜，徐州牧陶謙去世后，作為其親信舊部的丹陽兵喪失主導權，其繼任者劉備又改換立場，在當地名士陳登的支持下倒向袁紹、曹操，招致了袁術記恨。在此情形之下，呂布勾連各方，成功將劉備驅逐出了徐州。值得玩味的是，以臧霸為首的“泰山諸將”此刻亦活躍在徐州地界上，他們曾跟隨陶謙征討叛賊，割據一方，卻在劉備當政時期保持緘默，不見蹤影。由此可見，徐州一度同時出現了劉備（及其親信）、當地大族（陳登）、丹陽兵（前任徐州牧陶謙的鄉(xiāng)黨親兵）、呂布、與呂布若即若離的并州將領張遼、跟隨呂布叛逃的兗州人（陳宮）、泰山諸將等多支勢力。徐州形勢雖然復雜多變，但借助“外來—本土—周邊”的理論框架，我們仍能較為清楚地看到各方勢力在徐州易主時的作用與表態(tài)。

不過，我們必須承認，范式分析固然能將錯綜復雜的局勢和人際關系簡單化，更好地觀察問題，可有些時候又難免“削足適履”，忽略掉一些重要細節(jié)。在歷史研究中，一些不符合主線脈絡的“分叉”，往往是揭示真相的關鍵線索。至于如何在二者之間進行適當地斟酌取舍，那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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