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8日凌晨三點，北京的秋夜格外清涼，玉泉山燈火微弱卻從未熄滅。值班員接連撥出的幾通加密電話，把一條絕密指令推向了國務院常務會議室：上海可能要出大狀況，必須馬上有人盯住。

天亮前的四個小時里，谷牧、袁寶華已把人選圈定——徐良圖、王守家、曹大澄、李景昭、王德瑛、干志堅、周力、陳斐章。八個人，平均年齡不到五十歲，沒有軍銜，卻深諳全國生產調度、人脈遍布各省。谷牧看著名單說了一句：“熟門熟路更不容易露餡?！?/p>

當日清晨七點半，王守家剛踏進計委大樓就被袁寶華拉進小會議室。門一關，谷牧已經坐在窗邊等候，話不多——“要在上海聽見槍聲之前，把情況搞清楚”。八位老部下互遞眼神，沒人問“四人幫”三個字，但所有人心里都點了頭。

十月九日八點整，CA916次專機起飛。航程不到兩個小時，機艙里卻悄無聲息。王守家用鉛筆在紙上寫了幾個地名：錦江飯店、工交組、衡山路。徐良圖掃了一眼只說一句：“憑咱們的來頭，去什么地方都說得通?！边@短短一句便是全部“動員”。

虹橋機場的風帶著咸味。理應接機的工交組卻杳無蹤影。王守家給值班室追電，“怎么沒人？”對方一句“旅館客滿”推得干干凈凈。掛斷電話的瞬間，大伙兒明白——自己已被盯上。

半小時后，一輛面包車晃晃悠悠開來，車門一拉，司機先拋出一句：“春橋同志身體還好吧？”味道不對，但大家表情沒變。車子在衡山路旁一幢三層小樓停下，房間簡陋到連熱水都沒有，顯然只是臨時看守點。

傍晚，工交組副組長親自出現(xiàn)，說是“待遇不好意思”，把八人送進裝修考究的衡山飯店。飯店樓梯全部封閉，樓道里永遠站著倆“服務員”盯梢。徐良圖吐出一句：“金籠子也是籠子?！贝蠹疫_成共識——主動出擊。

第二天一早，曹大澄借“拜訪書畫朋友”甩掉保安，背著一卷新取的《菊花螃蟹圖》直奔愚園路。王一平正在家中候客，見到畫卷，先對屋里另一位瘦高個說了句：“自己的兄弟到了。”這一聲暗號，確定雙方身份。瘦高個名叫李庸夫，上海市委秘書處老資歷，掌握市委每一次秘密碰頭會議記錄。

王一平聽完北京方面的任務，掏出筆記本遞過去，上面密密麻麻寫著：10月7日晚23時，徐景賢、王秀珍下令民兵一級戰(zhàn)備；電臺、報社強化武裝值守；三萬一千民兵待命。字跡不算工整，卻字字要命。王一平低聲補一句：“他們已做好兩手準備，要么搶電臺，要么劫指揮部?！?/p>

情報到手，八人立即分工。李景昭帶全部材料飛北京，干志堅負責在飯店與工交組接洽掩護，曹大澄繼續(xù)同王一平、李庸夫保持暗線。10日晚20點，王守家送李景昭登機，航班起飛那刻，上海上空沒聽見槍聲，但誰也說不好下一秒會不會爆。

11日清晨，北京西郊機場的夜霧還沒散，李景昭的皮包已經擺在谷牧案頭。材料編號“上海來信”第一號。不到半小時，文件送達華國鋒、葉劍英手中。兩位中央領導迅速拍板：把徐景賢、王秀珍調京談話，由馬天水本人打電話“請”回來。

12日下午，徐、王二人抵京。面對確鑿證據，他們只能點頭稱是，并讓上海方面“等我們回來再說”。上海民兵隨即解除一級戰(zhàn)備，武裝叛亂的鏈條在無聲中斷開。

衡山飯店里，電梯口的“服務員”突然消失。工交組的人改口稱“中央有新指示，諸位同志可自由行動”。八人互望，會意而笑——任務完成。

有人問，為何派的不是特種兵而是計委干部？原因簡單：工業(yè)系統(tǒng)、運輸口、物資部門掌握著城市脈搏，他們的來去最不易惹眼。更關鍵的是，這群人對當時的政治風浪有足夠敏感度，也有一點“辦成事”的老到勁。

不得不說，那段秋日暗流涌動。如果上海真把三萬多民兵推上街頭，后果難以估量。正因為八人小組搶在槍聲前遞出材料，北京才采取“請上飛機”“談一談”的辦法，把潛在火藥桶輕輕擰上了安全蓋。

事件過去多年，八位參與者大多歸于平靜，有的回到原崗位繼續(xù)搞計劃工作，有的調往地方支援基建。他們沒有立勛章，也鮮少回憶那一次暗戰(zhàn)，但歷史檔案里保留了“76·10特別行動”四個字——這是對那場無聲較量的唯一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