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水平事關(guān)每一個百姓的生活，那么明代的物價水平如何呢？

01

在正常的年月，物價水平并不高。

縣令沈榜在北京附近到任縣令，他著有《宛署雜記》一書，其中詳細記載了當時的一些經(jīng)濟作物的價格，例如民眾日常所用之食物諸如:

薺菜 4 斤，價格 1.2 兩； 生菜2斤，價格 0.05 兩；豬1頭，價格 1.2 兩；鯉魚 1 條12.8斤，0.3兩；雞 3 只，價格 0.3 兩；櫻桃 2.8 斤，價格 0.125 兩。

從中可以看出，北方除了蔬菜有些貴以外，其他的物資價格尚可接受。

薺菜四斤，價一兩二錢；生菜二斤，價五錢；鯉魚一十二斤八兩，價三錢。彘豬一口，價一兩二錢;雞三只，價三錢；櫻桃二斤八兩，價一錢二分五厘。

就算在邊疆地區(qū)，物價也并不高。

比如遼東定遼后衛(wèi)經(jīng)歷司在萬歷六年八月的報告中，有大量的物價記載，比如在二十四日，賞守河木的夷人50名，共消耗了酒25壺，用銀2錢5分；肉25斤，用銀3錢，每斤肉1.2分；小米2斗5升，用銀1錢，小米每斗4分；鹽10斤，價銀4分；合計銀6錢9分。

從中可以看出每壺酒為1分，肉每斤1.2分，小米每斗4分，鹽每斤4厘。

陳舜在回憶萬歷末到天啟年間時說，那個時候物價真的是很低，一斗米的價格不到20錢，一斤肉只要六、七文，而且稅賦也很少，田地一年兩熟，即便是窮人也能度日。

時丁升平，四方樂利，又家海角，魚米之鄉(xiāng)。斗米錢未二十，斤魚錢一二，檳榔十顆錢二文，荖十束錢一文，斤肉、只鴨錢六七文，斗鹽錢三文，百般平易。窮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賦役輕，石米歲輸千錢。每年兩熟，耕者鼓腹，士好詞章，工賈九流熙熙自適，何樂如之。 ——陳舜《亂離見聞錄》

02

這里說了糧食的價格，那么農(nóng)民一年能收入多少糧食呢？因為這樣就可以算出一戶農(nóng)民的年收入了。

何良俊對此曾經(jīng)有記載。

他以東西兩鄉(xiāng)的土地為例。

西鄉(xiāng)的田地勢低平，水很容易車灌，一對夫妻能種25五畝地，勤勞些的能種到30畝。而且土壤肥、收成多，先不說每畝能收3石的田，只說那些收2.5石的，一年也能得米七、八十石。所以那里的每畝田租收到一石六七斗。

東鄉(xiāng)卻不同：田在高處，岸邊陡峭，水車只能直上直下，幾乎像從井里打水一樣；水稍微跟不上，禾苗就都枯死了。一遇旱年，整夜都是車水的聲音，夫妻二人拼命種田，最多也只能種5畝。要是碰上好年成，每畝收1.5斗，所以田租多的只收8斗，少的甚至只收黃豆四、五斗。

這里的農(nóng)民一年到頭辛苦勞作，交完租之后，剩下的糧食連兩三個月的口糧都不夠，只能盼望來年麥熟，好作為繼續(xù)種田的本錢。到了夏天，只能喝粗麥粥度日。日日夜夜踩水車，腳底都磨穿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土地的租金往往占到收成的53%到68%之間。如果沒有自己的土地，農(nóng)民其實很難過上好日子。

夫東西兩鄉(xiāng)，不但土有肥瘠，西鄉(xiāng)田低水平，易于車戽，夫妻二人可種二十五畝，稍勤者可至三十畝。且土肥獲多，每畝收三石者不論，只說收二石五斗，每歲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東鄉(xiāng)田高岸陡，車皆直豎，無異于汲水，稍不到，苗盡槁死，每遇早歲，車聲徹夜不休，夫妻二人極力耕種，止可五畝。若年歲豐熟，每畝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黃豆四五斗耳。農(nóng)夫終歲勤動，還租之后，不轂二三月飯米。即望來歲麥熟，以為種田資本”。至夏中只吃粗麥粥。日夜車水，足底皆穿。 ——何良俊《四友齋業(yè)書》

那如果一個農(nóng)民自己沒有田，他給富戶當?shù)柁r(nóng)，他的收入又是多少呢？

在《補農(nóng)書》中，記載了沈家雇傭的一個佃農(nóng)每年需要支付大約12兩，其中工錢3兩，6兩5錢為貼補飯錢（可買5.5石米），1兩2錢為柴酒錢，1兩為路費，最后還有3錢用以置辦勞作所需的工具器物。

這樣的待遇還是很不錯的。

03

那物價的轉(zhuǎn)變以及生活水平的轉(zhuǎn)變，是在什么時候呢？

在廣東地區(qū)，由于少有戰(zhàn)亂，人們安居樂業(yè)，物價一直維持在一個非常低的區(qū)間。何良俊記載說，明朝的百姓的生活都是不錯的，百姓安居樂業(yè)，官府也不擾民。在嘉靖四十五年以后，由于加派，老百姓的日子就開始有變化了。

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蓋因四民各有定業(yè)。百姓安于農(nóng)畝，無有他志，官府亦驅(qū)之就農(nóng)，不加煩擾，故家家豐足，人樂于為農(nóng)。自（嘉靖）四十五年以來，賦稅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遷業(yè)。 ——何良俊《四友齋業(yè)書》

崇禎元年開始，陜西大旱，民不聊生，物價瘋漲，一斗米賣到五、六錢的天價。這樣的價格，實際上是有價無市，餓死者不計其數(shù)。吳牲在《柴庵疏集》中記載，僅僅榆林一地就餓死6000多人。

北饑荒至極，斗米五六錢，或有錢而無米可糴，或有米而無錢可買，餓莩相望，慘不忍言。榆林一月之內(nèi)，死者六千馀人，此流民之圖所不載，而賈生之涕無從揮者。 ——吳牲《柴庵疏集》

根據(jù)吳應(yīng)箕在《留都見聞錄》中的記載，崇禎十三、十四、十五年（1640-1642），更是遇到了明代近300年來的最大災荒，米每石升至３.6兩銀子。在南京——這座明朝最富裕的城市，居民之前大多都是吃米，而蕎麥、大麥是不吃的，然至此時，蕎麥、大麥亦已升至每石值錢5000文。即使如此高的糧價，若與山東、河南斗粟值錢１萬文相比，相對仍然是極其便宜的。

在陜西博物館中的《感時傷見碑》中，其中記載了崇禎十三、四年的物價水平，其中清楚的可以看到，稻米每石的價格高達2.3兩。

稻米、粟米每斗二兩三錢；小麥一斗二兩一錢；大麥一斗一兩四錢；蕎麥一斗九錢；寇豆一斗一兩八錢；麥子一斗五錢；谷糠一斗一錢；柿果一斗一錢五分；核棗一升一錢；鹽一升銀九分；清油一斤一錢六分；豬肉一斤一錢八分；紅白蘿蒲一斤一分；棉花一斤三錢二分；麻一斤一錢；梭布一尺五分。

李自成是崇禎十二年從商洛山中出來，再次舉起義旗。沒想到的是，他竟然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里，組織起了一支百萬大軍。這種擴軍速度，放之整個中國古代史，也無人能出其右。

因為他崇禎十三年（1640年）攻下洛陽，殺了福王，開倉放糧，賑濟饑民。

當時身在義軍中的讀書人鄭廉在《豫變紀略》中記載到，整個中原大地都為之震動，上百萬的饑民扛著李自成的旗幟，前往洛陽加入義軍隊伍。

遠近饑民荷旗而往，應(yīng)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

所以糧食，是李自成能夠勢大的一個核心因素。

04

綜上可見。

明代前期至中期物價低廉、民生安定，百姓“斗米錢未二十”，生活尚可。但土地兼并嚴重，佃農(nóng)交租后所剩無幾，生計艱難。嘉靖末年起賦役加重，民不堪命；至崇禎年間，天災人禍疊加，糧價飛漲數(shù)十倍，饑民遍野，有價無市。正是這極端的物價崩潰與生存危機，催生了李自成百萬義軍，最終撼動大明根基——溫飽是秩序的基石，一旦崩塌，王朝亦難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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