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wǎng)友“星星”之前給我提供了一個消息，在吉林市新地號遼東小區(qū)北側臨近火車道處，發(fā)現(xiàn)了一塊特殊的“石塊”，據(jù)說是3號樓居民當年修建門斗時，從地下挖出，一直就擺放在三號樓北側的路邊。這一“石塊”的上下兩面基本為正方形，邊長在50厘米以上，高度約20厘米，不仔細看，只會覺是個普通的大石頭。然而仔細看去，這個石塊的“身份”卻并不簡單。

這一石塊質(zhì)地為漢白玉，并非吉林地區(qū)所產(chǎn)，應是經(jīng)長途運輸?shù)耐鈦砦?。有人說這種石頭在舊時的運費，往往會遠超出石料本身的價格。之所以提到“舊時”，是因為路邊的這一石塊的四個矩形立面不僅刻有紋飾，其中一面花飾的上沿還刻有一行楷書字體，從右向左為“誥封武翼都尉庫雅拉公諱保隆之（位）”（“位”字有破損），由此可知這個石塊并非出于近代，而是清朝之物。

對于出土之物，字的價值是十分巨大的。雖然只有區(qū)區(qū)15個字，信息量卻并不小。

首先是“誥封”。在封建社會，皇帝對官員及其先代、妻室授予爵位或稱號的封賞命令稱為“誥封。新地號地區(qū)的這塊石頭上出現(xiàn)“誥封”，可見受封人得到的是清代皇帝正式文書的封賞。

“武翼都尉”就是誥封的內(nèi)容。清代沿用了前代的散官制度，所謂散官是封建社會官僚體系中一種表示官員等級身份但無實際職權的榮譽性頭銜。清代的散官有文武之分，各設九品十八級。關于清代武散官的品級如下：

正一品，建威將軍；從一品，振威將軍；

正二品，武顯將軍；從二品，武功將軍；

正三品，武義都尉；從三品，武翼都尉；

正四品，昭武都尉；從四品，宣武都尉；

正五品，武德都尉；從五品，武德佐騎尉；

正六品，武略都尉；從六品，武略佐騎尉；

正七品，武信都尉；從七品，武信佐騎尉；

正八品，奮武校尉；從八品，奮武佐校尉；

正九品，修武校尉；從九品，修武佐校尉。

在吉林地區(qū)，就目前掌握的情況看，武散官的授予往往是實職上浮一級。如身為實職正三品協(xié)領，則會授予從二品武散官。這其中也有例外，如民國版《永吉縣志》中記載，九棵樹地區(qū)烏雅氏祖塋有“皇清敕封武顯將軍瑪公諱爾漢神道碑”，即授予的散官品級為正二品，而根據(jù)貽谷《齒錄》中記述，瑪爾漢最后擔任的吉林協(xié)領一職是正三品，可見其是上浮兩級授予的武散官。新地號石塊上刻著的“武翼都尉”是從三品散官，品級并不低，按慣例推算其實職可能是四品的佐領。

“庫雅拉”是受封者的姓氏。庫雅拉氏是源于東海女真的古老姓氏，其部族曾聚居于海參崴地區(qū)。這一家族各分支多為清軍入關后編入八旗，故而屬于伊徹滿洲，即新滿洲。根據(jù)文獻記載，這個姓氏曾以吉林為發(fā)源地之一，但這種溯源很可能是此姓氏隨安珠瑚遷居吉林后的集體認同。清代滅亡后在吉林地區(qū)這一滿族姓氏多改漢姓“胡”氏，另外在吉林境內(nèi)也有改姓徐、張、洪三個姓氏的情況。

“公”和“諱”是一種敬稱，通常用在牌位和墓碑之上，就此判斷這一石塊應與墓碑有關。

“保隆”是人名。根據(jù)其可能擔任過佐領的猜測，本人在《永吉縣志》的《職官表》中查找，未見此人的名字。由于對這個“保隆”的旗籍和事跡一無所知，之前雖見過一些文獻中記載歡喜嶺曾有鑲紅旗庫雅拉氏保成的墳墓，但目前尚不知二人是否來自這個姓氏的同一家族。

據(jù)史料記載和老人們的口述，在修建吉敦鐵路之前，新地號火車道一帶為昌邑屯北緣，曾有許多墓地。如之前在《昌邑區(qū)政協(xié)文史資料第三輯》中曾看到過《坤隆出別和將軍軼事》一文，說乾隆東巡的第二年，當時的吉林將軍死在任上，葬在四十一中學門前，墓葬規(guī)格較高，修建吉敦鐵路時，墓地才被遷走，其后人姓孟。

在民國版《永吉縣志》中，還有一些線索提示在今錦東花園小區(qū)一帶，曾為滿族人、蒙古族人開發(fā)形成的東團山子屯，屯中居住的胡氏家族可能就是庫雅拉家氏的一支。如果發(fā)現(xiàn)石塊的位置就是保隆的墳墓，推測很可能是胡家在距離屯子不遠處的一處墓地。當然，這個漢白玉石塊到底是不是墓碑的底座部分，以及為什么底座會有文字，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其實長久以來，一提起昌邑區(qū)的歷史，人們往往愿意追述闖關東的歷史。這種追溯方式并沒有錯，關內(nèi)移民對昌邑地界的開發(fā)起到過不容替代的歷史作用。但同時現(xiàn)代人也不該忽視，這片濱江大地也早有滿族和蒙古族人民生息，他們同樣為這片土地的開發(fā)做出過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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