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天，徐永昌帶著國民第三軍的兩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還有一個炮兵團，從磧口渡過黃河進了山西，駐扎在汾陽一帶。這位土生土長的山西崞縣將領，輾轉(zhuǎn)多年后，總算帶著自己的隊伍回了老家。那時候的山西正站在岔路口上，掌權的閻錫山一邊被北伐軍拉攏，一邊又受著張作霖的威逼。徐永昌這一回來，不光給閻錫山添了實打?qū)嵉能娛铝α?，還帶來了一個有大戰(zhàn)略眼光的得力幫手。閻錫山對此感激得很，甚至直說“真恨沒能早點認識你”。

徐永昌能快獲得閻錫山的信任，還擠進出晉軍的核心圈子，絕不是碰運氣。他早年從北京陸軍大學第四期畢業(yè)，還參與過護國討袁運動，不管是帶兵打仗還是出謀劃策，都有真本事。但更關鍵的是他的為人讓老閻很放心，徐永昌不搞小圈子，不貪財圖利，甚至主動把自己帶的第三軍拿出來整編，師旅長全換成閻錫山信得過的人。

這種毫無保留的忠誠，在民國那個派系亂糟糟的軍政圈子里，實在太難得。后來他和趙戴文一起，成了閻錫山的左膀右臂，在晉綏軍里成了缺一不可的二號人物。

閻錫山對徐永昌的看重，從軍事安排上就能看得很清楚。北伐的時候，徐永昌當?shù)谌瘓F軍右翼總指揮，不光成功收復了石家莊，還控制了京漢鐵路，把奉軍的退路給斷了。

到了1930年中原大戰(zhàn)時，閻錫山更是把隴海線總指揮的重任交給他。但徐永昌不是那種一門心思要打的人，他的軍事想法里，總帶著長遠的政治考慮。

中原大戰(zhàn)開打前，閻錫山偷偷問他對反蔣這事的看法，徐永昌直言不諱地反對：“對國家來說，剛打完仗，不能再打了；對總司令您來說，打仗也沒好處。”他看得很清楚，閻錫山一旦開戰(zhàn)，那些現(xiàn)在圍著他說好話的人，很快就會來要糧要槍要彈藥，要是滿足不了，立馬就會翻臉，“到時候您這‘爺爺’就得變成‘孫子’”。

徐永昌勸閻錫山，不光是算利害賬，更因為他把人心看得透透的。他知道馮煥章“嘴上說得好聽，表面上裝得像個好人，心里頭卻壞得很”，而閻錫山“就適合守著自己的地盤過日子”，倆人性格和做事風格差太遠，根本成不了穩(wěn)固的盟友。

徐永昌早就料到，一旦仗打得膠著，老馮十有八九會臨時變卦，到時候晉軍就得孤立無援?？上н@番有眼光的分析，閻錫山?jīng)]全聽進去，最后反蔣聯(lián)軍還是輸了中原大戰(zhàn)，閻老西被迫出走。

中原大戰(zhàn)結束后，閻錫山?jīng)]辦法，只好下野去大連躲著，徐永昌這時候卻顯出了難得的義氣。他臨危受命當了山西省主席，不光沒趁機給自己拉勢力，反而忙著幫閻錫山鋪路，想讓他早點回來。

徐永昌靠著自己在南京政府里的人脈，特別是通過魏道明和鄭毓秀的關系，一點點為閻錫山重返山西掃清障礙。

就算對著蔣介石，徐永昌也不藏著掖著，替老上司辯解：“閻先生這人挺愛國，也勤儉，能深謀遠慮，頂多就是委員長您的政治對手，不是叛國賊。叛國賊沒法合作，但政敵是能合作的?！边@種危難時候不變心的品格，連蔣介石都忍不住夸他“這人很愛國”。

可政治上的伙伴，往往會因為想法不一樣而鬧掰。閻錫山回山西后，對軍政事務管得比以前更細，慢慢就和徐永昌有了矛盾，甚至在應對紅軍東征的軍事會議上，倆人當眾吵了起來。徐永昌覺得在山西沒法施展自己的本事——軍隊不再聽自己的，省政府主席也是個空架子，于是就動了離開的念頭。他悄悄派人去南京聯(lián)系蔣介石，為自己“跳槽”做準備。一九三六年，徐永昌正式辭了山西省主席的職務，轉(zhuǎn)而去南京當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和閻錫山近十年的密切合作，就這么結束了。

徐永昌的離開，不單意味著晉系集團內(nèi)部沒以前團結了，更照出了民國時期地方勢力和中央政權之間的復雜糾葛。后來他官做到了軍令部部長，還代表中國在東京灣的密蘇里號戰(zhàn)艦上接受日本投降，走到了個人事業(yè)的頂峰。

在山西和閻錫山合作的那些年，無疑是徐永昌最活躍、最能發(fā)揮才干的日子。他們倆的關系變化，既有私人之間的信任，也有現(xiàn)實里的政治算計；既有一起守著山西的共識，也有沒法調(diào)和的理念分歧。這種復雜又微妙的關系，正是民國政治的一個縮影，這一時期的軍閥勢力中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跟著時勢變的利益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