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廣州灣歷史研究

最近，筆者偶爾在網(wǎng)上看到一則新書信息——《吉夫爾的“苦力”：1917年離開其國家到了盧爾和謝爾省的青年華人之命運》（Le “coolie” de Gièvres : Le destin d’un jeune Chinois quittant son pays pour le Loir-et-Cher en 1917），于是聯(lián)系Edita出版社直接訂購。書從圖爾（Tours）寄出，這座城市位于法國中部盧爾瓦河畔，離小說的主要場景吉夫爾（Gièvres）小鎮(zhèn)不足一百公里。8年前，筆者曾在圖爾學習法語三個月，領(lǐng)略“法蘭西花園”之美。

作者Jean-Claude Bonnaud出生在盧爾和謝爾省，曾做過記者，如今住在圖爾地區(qū)。其撰寫《吉夫爾的“苦力”》是一部歷史小說，主人公是名為Kē的華人。為行文方便，筆者姑且譯為柯。書中出現(xiàn)的華人還有柯的父母Guo和Měi，童年玩伴Bào，以及在法國遇到的Ming先生。法國人物方面，Marcel所占篇幅最多，他起初是吉夫爾華工營地的監(jiān)工，結(jié)識柯后變成好友，戰(zhàn)后同到巴黎發(fā)展。此外，作者也安排了幾個女性角色，比如后來成為柯伴侶的Renée。

在小說最后一章，作者交代上述人物皆是虛構(gòu)，但遵循了時代的歷史脈絡和地區(qū)的歷史背景。作者特別鳴謝“吉夫爾文化與遺產(chǎn)記憶協(xié)會”，參考文獻中也有多種地方歷史的書籍和文章，說明吉夫爾當?shù)仡H為重視一戰(zhàn)的歷史遺產(chǎn)，想必這是作者寫作的主要靈感來源之一。

小說故事情節(jié)起于19世紀末法國占領(lǐng)廣州灣，結(jié)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時間跨度覆蓋柯出生至中年的人生經(jīng)歷。一戰(zhàn)期間，共有約14萬名華工赴歐洲提供勞力，為協(xié)約國，尤其是法國，補充了重要勞動力。他們在后勤保障、軍工生產(chǎn)以及前線支援等多個方面作出了犧牲與貢獻。盡管近些年來，學界出版了若干有關(guān)一戰(zhàn)華工的研究成果，法國政府也建了紀念設施，但這段歷史在法國還是較少提及，吉夫爾小鎮(zhèn)曾有多達1593名華工的過往更是鮮為人知?；蛟S，這個群體的特殊性和邊緣性，以及幾乎被法國人遺忘的廣州灣的某種魅力，激發(fā)了作者寫作的直接動因。

回顧美國參戰(zhàn)和華工遠赴歐洲的1917年，位于鐵路和運河交匯處的吉夫爾坐落于法國中部，是法國西部港口南特和波爾多與首都巴黎之間的交通樞紐，因此美國陸軍在此設立規(guī)模較大的補給站（Supply Depot），用作戰(zhàn)線后方的倉儲基地。就像柯一樣，一批批華工在馬賽下船，隨后分配到各地，其中一部分到了吉夫爾，被美軍接收借用，承擔搬運、裝卸、鐵路維護等繁重工作。該補給站占地約90公頃，人數(shù)達3萬，運輸了食物、燃料、醫(yī)療物資、車輛和航空部件等各類軍需用品，也留下了多種文化碰撞的短暫印記。

作者對補給站著墨甚多，但并未刻畫具體的美軍形象，仿佛那只是龐大而朦朧的背景。作者將柯和Marcel的友情作為敘事主線之一，但就筆者閱讀感受而言，柯一直是某種概念化的群體縮影，缺少“活人感”。這種情感間隔，大抵是因為作者對廣州灣和20世紀初的華人了解有限，盡管他也做過功課。假設作者從未到過湛江，不識中文，而他讀過的廣州灣直接相關(guān)資料僅僅是幾篇論文和史料摘錄——忽略了安托萬·瓦尼亞爾的學術(shù)著作和同為記者出身的貝特朗·馬托的大眾歷史讀物，參考文獻更多羅列有關(guān)一戰(zhàn)華工和法國華人移民史的文章，那么他如何成功塑造一個從法國租借地走出來的人物？

作者在書中放了地理位置示意圖，分別在法國和東亞標識吉夫爾和廣州灣的所在位置，并改繪了一幅1909年廣州灣地圖，可見他對這個租借地做過一些研究。不過，他把廣州灣稱為“省”（province），把1898年柯的出生地西營（Fort Bayard）描述為一個小城市（當時海頭炮臺周邊僅有一條商業(yè)街和若干村落），顯然是失準的。盡管如此，作者對廣州灣經(jīng)濟的介紹還算符合史實，點出了經(jīng)過硇洲的帆船航線以及稻作農(nóng)業(yè)，柯的父母正是普通農(nóng)民。對于柯的成長歷程和同一時期法國在廣州灣的殖民管治，作者以清末民初的中國時局帶過，與筆者原先閱讀期待頗有落差。

作者沒有具體交代柯前往法國的動機，也沒有論及其他從廣州灣出發(fā)的華工，倒是介紹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據(jù)檔案記載，長年在法國生活、1916年創(chuàng)立華法教育會的李石曾提議在中國南方招工，同年法國殖民地部、印度支那總督府和法國駐香港領(lǐng)事之間也曾討論在廣州灣招募華工，但此議似乎不曾實施，筆者未見史料提及。總之，小說中的柯告別父母朋友，星夜兼程孤身步行去澳門，再由香港登船赴法。顯然，這是一種浪漫化的文學敘事，事實上，廣州灣民眾通常是搭船往返港澳，而普通船票的價格亦在一般人的承受范圍之內(nèi)。

小說有關(guān)戰(zhàn)爭后期吉夫爾補給站的內(nèi)容占了一半篇幅，作者安排了若干故事情節(jié)，筆者沒有留下深刻印象，感覺比較平淡，但作者也寫到華工遭受歧視。戰(zhàn)后柯一度迷茫，有過濃烈的思鄉(xiāng)之情，后來還是在Marcel的幫助下留在法國定居。生活安定后，柯寫信回鄉(xiāng)，夾帶一筆錢，邀請父母來法國團聚，但鼠疫爆發(fā)而未能成行。作者安排此情節(jié)，應是受到相關(guān)史料啟發(fā)，不過放在1920年前后的衛(wèi)生環(huán)境，則又有些過晚。作者將自己對巴黎郊區(qū)工廠辛勤勞動的中國工人（他認為來自浙江青田）之同情，寄托在柯身上：

柯并不想摻入那樣的世界——那個辛勞不休的世界過分提醒他昔日貧困的生活，而這些記憶早已不知多少次將他淹沒在環(huán)繞在西營的憂郁之中。

小說的尾聲，柯與妻子在巴黎郊外開了一家中餐館，支持二戰(zhàn)時期的法國抵抗運動和英國SOE特工。1944年8月巴黎解放前夕，柯與抵抗力量的戰(zhàn)友并肩作戰(zhàn)，在伏擊德軍的戰(zhàn)斗中犧牲。作者如此描述柯臨終之際的場面：“他知道自己的死最終不會被歷史記住，那一滴即將落下的眼淚也不會為人提起。這低眼淚緩緩滑落他的面頰，就在此刻，他身旁的朋友（Marcel）仰天怒吼，向天空喊出其對世界的憤恨?！?/p>

一戰(zhàn)犧牲者的紀念碑遍布法國城鄉(xiāng)，停戰(zhàn)日11月11日是法國公共假日，法國人年復一年紀念這場慘烈戰(zhàn)爭。作者對一戰(zhàn)華工乃至更廣闊時空背景的法國華人傾注關(guān)懷，展現(xiàn)人文主義情懷，值得認可。他在開篇前說明，小說中出現(xiàn)的Niakoué（對華人和越南人的蔑稱）、Coolie（苦力）、Nègre（黑人）等詞匯均對應其時代視角，讀者莫脫離文本理解。但這些詞的使用，不可避免伴隨“陰魂不散”的文化刻板印象?？聛碜赃b遠的東方，是一名出賣體力謀生的苦力，其外貌、語言和品行等等一切是那么與法國格格不入，但他又努力融入西方文明，甚至為法國獻出生命，其“人生軌跡”反而一再強化他者形象。此書以戴斗笠者的后背為封面，其實已然宣示法國人代代相傳的異域文化想象。

或許，作者可以基于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廣泛的觀察接觸，為這個虛構(gòu)的歷史人物賦予更多思想性和立體感，但這又談何容易？小說的出版至少讓我們知道，法國中部的一位作者關(guān)注一戰(zhàn)華工和廣州灣租借地的歷史，頗有創(chuàng)意地將兩股脈絡擰出一條細細的線，連起20世紀上半葉中法之間的交往史。

中國歷史研究院任雯婧助理研究員告知有關(guān)一戰(zhàn)華工的研究資訊，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Yves Tsao. Les Travailleurs chinois recrutés par la France pendant la Grande Guerre. Aix-en-Provence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Provence, 2018.

Antoine Vannière. Kouang-Tchéou-Wan, colonie clandestine. Un territoire à bail fran?ais en Chine du Sud 1898-1946. Paris : Les Indes Savantes, 2020.

Bertrand Matot. Fort Bayard : quand la France vendait son opium. Paris : éditions Fran?ois Bourin,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