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今天聊個有深層意義的話題。

有時候刷短視頻，看到諸葛亮、張良、郭嘉這些人物被剪成“古代職場精英”，彈幕里就會有人問一句：

“這么聰明的人，為什么不自己干？非要找個主公打工？”

這問題乍一聽挺現(xiàn)代的——很有打工人覺醒味道。

但放到古代語境里，其實有點 用今天的邏輯，套古代的世界。

我們可以試著換個視角：在那個時代，謀士“自己創(chuàng)業(yè)”，到底意味著什么？真的比跟著一個主公干，更劃算嗎？

在古代，“自己創(chuàng)業(yè)” 幾乎等于——造反

咱們今天說創(chuàng)業(yè)，開個公司、做個品牌，最多算商業(yè)風險。

可在冷兵器時代，一個謀士要是說‘我想自己干一番事業(yè)’，基本離不開兩件事：

• 招兵買馬

• 占地稱雄

說白了，這在當時的政治話語里就四個字：起兵造反。

你可以想象一下：諸葛亮要是跟劉備說，“不好意思，我不出山輔佐你了，我準備在隆中自己拉一幫兄弟創(chuàng)業(yè)，改天中原見。”

別說天下人怎么想，光是周邊郡縣官府就不會放過他。

在那個時代，暴力和統(tǒng)治權(quán)是高度壟斷的資源。你不是王侯之后，不是擁兵在外的封疆大吏，要憑一紙謀略起盤，風險不叫大，是九死一生。

謀士不是沒野心，而是他們很清楚：

“創(chuàng)業(yè)”不是不能想，但自己做老板，成本高得離譜，還可能被寫進《史記》當反賊。

所以，對很多謀士來說，找一個合適的主公，是在高風險時代的一種“風險對沖”——既能參與權(quán)力博弈，又不用自己扛起最高程度的政治風險。

階層固化的時代，“出路”本來就不多

再現(xiàn)實一點說，古代讀書人——也就是我們說的 士 ——真正的理想人生路徑，大致就兩條：

1. 科舉／薦舉入仕，當官治事

2. 懷才不遇時，等待一個“知我者”的主公

你會發(fā)現(xiàn)，這兩條都指向權(quán)力體系內(nèi)部，而不是“體系外創(chuàng)業(yè)”。

原因也很簡單：

• 古代的土地、稅收、兵權(quán)，幾乎都掌握在國家和貴族手里；

• 商人被長期壓一頭，社會地位遠不如 士 ；

• 儒家價值里，讀書人最體面的出路，就是“輔佐明主、兼濟天下”。

在這樣的文化和制度之下，一個謀士如果說“我不想當官，也不想輔佐任何人，我就是想做私營老板”，在當時的人看來，多少有點“想不通”。

你越是有才華的謀士，越清楚——要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須借船出海，而不是自己造一條船。

這條“船”，就是他們選擇的主公。

士為知己者死：他們看重的不只是錢，而是名與義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一個歷史典故了。

張良輔佐劉邦——運籌帷幄之中的選擇

張良出場的時候，其實是個徹頭徹尾的“憤青”：為了給韓國報仇，刺秦失敗，流落各地。

后來在圯橋遇到黃石公，得《太公兵法》，才慢慢走上“謀士職業(yè)道路”。

劉邦剛起家的時候，說白了也不算什么光鮮的老板：地痞氣重、愛喝酒、愛玩，和當時那批氣質(zhì)高冷的讀書人比起來，非?！安惑w面”。

可張良為什么跟了他？

一方面，劉邦的確愿意聽勸、能采納意見；

另一方面，更關(guān)鍵的是——劉邦尊重他。

劉邦后來封功臣，曾說：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這話對一個謀士來說，比給多少金銀還要重要。

在張良的價值觀里，

• 他要的是‘成就一番大事業(yè)’；

• 同時在史書中，留下“智謀之士”的名聲。

自己單干，不一定沒機會，但跟著一個有潛力的主公打天下，能放大他的才華，也能放大他的“名”。

哪怕最后劉邦稱帝的是別人——張良自己不做皇帝，他照樣被載入史冊。 對很多謀士來說，【名】有時候比【權(quán)】還重要。

不是沒有“自己退場”的謀士，只是他們更清醒

既然說到謀士為啥不自己當老板？我們再看另一個方向：有些謀士壓根兒不稀罕當老板。

典故二：范蠡助勾踐，再「功成身退」

春秋時期，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打得幾乎亡國。后來臥薪嘗膽、東山再起，背后最大的功臣之一，就是謀士范蠡。

范蠡幫勾踐復國、滅吳之后，看著這位曾經(jīng)‘吃苦耐勞’的老板，性格越發(fā)鋒利，心里其實很明白：

“此人可以共患難，不可共安樂。”

于是他干了件今天很多人都想干卻很少真能做到的事——主動離職。

而且是連夜走人，改名換姓跑去經(jīng)商，成了“陶朱公”，古代著名的商圣。

你說范蠡聰明不？聰明得很。

他完全有機會繼續(xù)做越國的權(quán)臣，甚至左右朝政，但他清楚：

• 做謀士，是輔佐權(quán)力；

• 自己稱王，得重新背負另一套風險與代價；

• 留在勾踐身邊，遲早被猜忌，可能死無全尸。

所以他選擇了第三條路：功成身退，隱入市井，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去賺錢而不是奪權(quán)。

你看，這其實也是一種“創(chuàng)業(yè)”，只是他沒有在政治上創(chuàng)業(yè)，而是在人生上創(chuàng)業(yè)。

和今天很多在體制里打滾十幾年，最后裸辭創(chuàng)業(yè)的中年人，心態(tài)未必有太大差別。

為什么謀士普遍更愿意“借勢”，而不是“造勢”

總結(jié)一下古代謀士的處境，你會發(fā)現(xiàn)一個共同點：

他們的智慧在謀略，而不是在資源原始積累。

簡單說三點現(xiàn)實考量：

1. 資源門檻極高要當一方諸侯，你得有兵有糧有地。謀士通常只是讀書人，沒有家族積累，說白了，你會下棋，不等于你自帶一盤棋子和棋盤。

2. 政治合法性很關(guān)鍵古代講天命、名正言順。一個謀士若貿(mào)然舉旗，別人憑什么認可你？ 反而是輔佐有一定身份的主公（皇室宗親、地方豪強），更容易找到“出師之名”。

3. 分工本來就不同在古人的認知里，君主要有‘德’與‘勢’，謀士則提供‘智’與‘策’。 這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分工。 你突然要謀士去扮演君主角色，就像讓一個頂級產(chǎn)品經(jīng)理，轉(zhuǎn)行去當“從零賣貨的微商大V”，他未必沒有能力，但那不是他最擅長、也不是社會最認可他的位置。

說到底，我們?yōu)槭裁磿Α肮糯\士不自己創(chuàng)業(yè)”這件事耿耿于懷？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把自己代入了他們的處境。

• 我們看到的是：聰明人給別人打工，好可惜

• 但他們看到的是：借著一艘大船，去比個人力量更遠的地方

如果把古代謀士放到今天，大概率也分三種：

1. 跟著大公司干，做【張良式】的戰(zhàn)略大腦

2. 在關(guān)鍵時刻看清局勢，像【范蠡】一樣急流勇退，去做自己的小生意

3. 極少數(shù)人，既有資源又有野心，也敢玩命，可能真的會去當一方“創(chuàng)業(yè)梟雄”

但不能因為第三種在我們心目中更“燃”，就否定前兩種選擇。

每個人的風險偏好、價值排序、人生階段都不一樣，古代謀士也一樣。

我的一點真人觀點：別用 創(chuàng)業(yè)崇拜，綁架每一種才華

我個人并不覺得：

“聰明人就應該創(chuàng)業(yè)，不創(chuàng)業(yè)就是浪費才華。”

這種想法，在現(xiàn)代職場已經(jīng)夠讓人窒息了，更何況用來評判兩千年前的人。

對古代謀士來說，

• 輔佐明主，是一條在當時制度下最現(xiàn)實的成才路徑；

• 在亂世中尋找一個愿意信任和尊重自己的主公，本身也是一種能力；

• 在合適的時機選擇退出、轉(zhuǎn)身，也是一種清醒的智慧。

創(chuàng)業(yè)，從來不是聰明人的唯一出路。在合適的時代做合適的選擇，能把自己的才華放在一塊恰當?shù)钠灞P上，這本身，就是一種極高的【謀】。

所以，下次再看到“諸葛亮為什么不自己創(chuàng)業(yè)”“張良為什么不造反當皇帝”之類的問題，不妨換個角度想一想：

在那個時代，做一個好的謀士， 也許本身就是他們慎重選擇之后的【最優(yōu)解】。

而我們在今天，能自由地在打工、創(chuàng)業(yè)、轉(zhuǎn)行之間做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古人羨慕不來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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