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 3651

“全中國兒童青少年6到16歲的人群當中的精神障礙的患病率是17.5%。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是6.4%，焦慮障礙4.7%，對立違抗障礙3.6%，抑郁障礙3.0%，抽動障礙2.5%�！�

電影《陪你到清晨》一開始，北京安定醫(yī)院兒童精神障礙專家鄭毅就給出了這樣一組數(shù)據(jù)。

在這部國內罕有聚焦青少年精神和心理健康的紀錄電影《陪你到清晨》里，自閉癥孩子媽媽蘇珊她看到的不僅是數(shù)據(jù)，更是千萬個家庭的縮影。

電影里那個主動求救的孩子是幸運的。而現(xiàn)實是，還有多少個孩子被當成‘壞孩子’？整個社會，何時才能接住這些墜落中的孩子？”

前資深媒體人，前《新京報》社委田艷擔任編劇兼導演，她希望全社會都來重視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我希望每一個看完電影的父母，離開影院的時候，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孩子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朋友。如果是孩子我希望離開影院的時候，他/她能夠愿意主動敞開心扉和父母交流�！彼f。

文| 蘇珊

圖| 紀錄片《陪你到清晨》

編輯 | Zoey_hmm

孩子為什么想自殺？

聯(lián)合國兒童基金會評估，我國有3000萬17歲以下兒童青少年有情緒和行為問題，一半沒有接受任何心理健康干預，自殺成為青少年死亡的幾大主要原因之一。

中科院院士北醫(yī)六院院長陸林也曾表示，未成年人中精神和心理障礙中，抑郁焦慮障礙發(fā)病率最高。很多兒童青少年問題如得到及時科學干預，可以在早期解決。

如得不到解決，病情持續(xù)加重，將來或演變?yōu)榫窦膊。绊懙匠赡昶�。然而目前全國有一半的縣級城市連一個兒童精神科醫(yī)生都沒有，甚至包括一些幾十萬人口的縣級城市。

根據(jù)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兒科吳金蘭教授團隊2019年在《柳葉刀·精神病學》發(fā)表的文章，中國兒童精神科醫(yī)生稀缺，全國兒童精神科醫(yī)生人數(shù)不足500人，且分布極不平衡。許多中小城市沒有專門的兒童精神病科。

本片導演田艷拍這樣一部紀錄電影的初衷，也是想了解一個孩子為什么想自殺。

“我最開始是關注整個精神病領域，21年6月份我們當時正在做基礎調研，有一天晚上，一個孩子的家長在群里發(fā)出呼救，在很遙遠的城市，他的孩子因為連續(xù)兩天自殺，希望到北京住院，我就加了他的微信，看看有沒有辦法幫他。

“當時我跟醫(yī)院的一個主任聯(lián)系了，主任說，‘只要你讓孩子到達醫(yī)院，我就能讓他活下去’。第二天家長帶著孩子來到醫(yī)院，我見到了這個孩子。孩子的媽媽說，‘你要謝謝阿姨’。孩子從位置上站起來說，‘姐姐我可不可以抱抱你’。這件事觸動了我，我特別想知道他為什么想要自殺，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一個男孩發(fā)出的求助

隨著對兒童青少年精神和心理障礙理解的加深，田艷也慢慢從思考孩子為什么自殺，演變成 “孩子發(fā)出呼救時候，家長學校醫(yī)療社會應該用什么方式，可能用一個什么樣更成體系化的方式去幫助他們”。

“畢竟我個人能力有限，只是幫忙找醫(yī)院找專家也幫不了更多的孩子�！�

前期調研加跟蹤拍攝近6年，分析上萬個孩子心理篩查數(shù)據(jù)后，田艷很揪心孩子們的心理健康問題。

她說，“現(xiàn)在對于精神疾病仍然存在較為廣泛的病恥感，確診后是否會影響到孩子的未來生活？是否會影響就業(yè)？強烈的病恥感把患者重重擋在了門外。其次是精神疾病的識別率不高，老師家長不了解，孩子更不懂，最后學校和家庭互相死磕，孩子也很遭罪。”

談及電影拍攝及公映難度，田艷說，“我做記者出身的，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在全國跟蹤了上萬例心理健康的篩查，接觸了好幾百個孩子，跟蹤了非常多醫(yī)生跟孩子的面診過程，每個孩子都非常希望自己患病的過程能被看見，但是家長的顧慮會更多，擔心孩子出鏡會不會對孩子造成傷害，最終電影里能有這個孩子出現(xiàn)已經(jīng)是非常非常萬幸了�！�

田艷認為自己拍的“其實是一個尋找解決方案的電影，它不想去表達我們的孩子多么苦難，因為每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當他有一天發(fā)生疾病的時候，情況都不一樣，但是解決方案是這個里面最重要需要傳遞給大家的。”

《陪你到清晨》主角是一個16歲來自廣西崇左的高中男孩閉國錦，在學校的一次心理健康篩查中，他被篩查出嚴重的抑郁和焦慮狀態(tài)。孩子因此主動要求去北京治療，一開始他父親覺得匪夷所思，完全不能接受。在孩子堅持下，孩子叔叔送孩子去了北京安定醫(yī)院辦理了住院手續(xù)。

這是一個ADHD（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共患抑郁焦慮的孩子。他從來沒有被診斷過，雖然智商正常，幼年還能因為智商代償學習勉強能跟上，但到了初中高中，學業(yè)壓力增加導致情緒問題愈演愈烈，進而發(fā)展成了嚴重的焦慮和抑郁。

與此同時，閉國錦從小父母離異，記事之后直到高中才見到媽媽，甚至不清楚自己的媽媽長什么樣。爸爸對他不聞不問，扔給爺爺奶奶。爸爸在和醫(yī)生的電話里一直說孩子很乖學習很好。

直到他自己跟心理治療師說小學只有數(shù)學成績好，語文和英文都很糟糕，一直也沒有朋友，很自卑，腦子里很多想法，自己“像個機器人一樣，只能機械地上學放學”，觀眾這才知道，他的家人其實是完全不知道孩子的狀況。

閉國錦跟心理治療師回憶起記事后第一次見到媽媽，說自己也有一個溫柔美麗的媽媽時，連心理咨詢醫(yī)生喉頭都哽咽了。

所幸閉國錦有強烈求生欲，主動并且堅持要求去北京治療。在北京安定醫(yī)院兒童精神科，他接受了專業(yè)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他的父親也開始關心他。

影片最后他回到學校，老師和同學也包容了他。他人生的前16年不被人理解和重視，還好他后來又重新獲得了這些，但仍然還有很多情緒和心理生病的孩子被當作“壞孩子”，道德有缺陷。

被誤解的“壞孩子”

這部電影也讓ADHD更為人所知：這是一種神經(jīng)發(fā)育障礙，有藥可醫(yī)，不應該有病恥感，不應該被污名化。

ADHD有三個主要類別：分別是無法集中注意力、多動或者過度活躍、或者是兩者的結合體。

2020年3月發(fā)布的《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早期識別、規(guī)范診斷和治療的兒科專家共識》中提到，我國兒童ADHD患病率為6.4%，患病人數(shù)約為兩千多萬人。不過，該病在中國就診率僅為10%。

知名病友羅永浩在40多歲確診以后非常高興，作為一個成人患者，因為沒有成人ADHD門診，他不得不假裝孩子家長去精神病醫(yī)院兒童精神科治療拿藥。

確診之后，他才終于明白自己身上的那些令他迷惑、自責的問題都是來源于ADHD，而不是因為自己本身就是個壞孩子。“

從童年、少年，到現(xiàn)在，所有做不好的事情，都有解釋了”，他“不努力”“沒毅力”“三心二意”“沖動”“脾氣暴躁”等等的標簽都能被撕下來，與自己也達成一定程度和解。

上世紀初，ADHD兒童往往被認為是道德缺陷。他們中大多數(shù)會被送進感化院矯治。后來ADHD被科學界發(fā)現(xiàn)，所幸今天已經(jīng)有藥物可以控制和治療，甚至ADHD的一些特質也能幫助一些人取得成功，一些藝術家企業(yè)家都被證實患有ADHD。

但對于兒童期未能確診的成人ADHD患者來說，這種道德缺陷的審判仍會延續(xù)數(shù)十年。羅永浩在此前就曾說自己也曾因為確診洗刷童年陰影而大哭。

看完《陪你到清晨》，有ADHD兒童家長在社交媒體上哭訴自己以前犯了很多錯，沒有理解孩子，覺得孩子都是故意的對著干。

她希望更多家長和老師看見注意力特別不集中或者調皮沖動，或者別的精神異常的孩子的時候，想一想孩子是不是要去看看醫(yī)生，或者研究一下到底怎么了，而

電影是個理想的烏托邦

ADHD男性診斷率始終高于女性。已患有ADHD 的男孩比正常發(fā)育的男孩更多地存在外化障礙（品行障礙、對立違抗障礙）和癥狀（例如，攻擊性、打破規(guī)則），而女性往往表現(xiàn)出更多的內化障礙（例如焦慮）。

“你可以把它當紀錄片看，也可以當成故事片看，它就是個烏托邦，這不是生活。全中國可能沒有多少兒童精神科醫(yī)生，確診都很難，更沒有多少醫(yī)院能讓這些孩子住院治療。紀錄片里面提到的一個學生精神和心理篩查工作做得好的學校也就是個案，全中國有20萬所學校，多少學校能做到這樣”，田艷說。

田艷也不認為自己的電影是一個專門講ADHD的電影。

她說，“這個電影是講中國現(xiàn)實醫(yī)療和教育困境的，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現(xiàn)狀，為什么那么多孩子自殺？因為我們的老師根本都沒有醫(yī)學常識，我們的學校一旦發(fā)現(xiàn)孩子心理異常就不讓孩子回學校讀書，我們連基本的篩查工具都沒有，我們只有少數(shù)的幾個醫(yī)院能夠像安定醫(yī)院那樣可以住院，這是現(xiàn)實�！�

她解釋，電影里其實提及了很多情緒和精神障礙的孩子。比如有個病房的場景，孩子們絕望的時候，通常是在夜晚，有一個主任問一個孩子，那孩子說我有五個兄弟姐妹，我大姐干什么的，二姐干什么的，這是精神分裂這樣的一種；

有一個撞墻的孩子，一個不學習的孩子，有一個醫(yī)生問他吃飯情況的孩子，那是非常典型的進食障礙。

紀錄片原本拍了很多個孩子和精神障礙病種，因為最終無法取得家長的知情同意，更多內容無法展現(xiàn)。

隨著拍攝深入，田艷越來越發(fā)現(xiàn)在兒童和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礙方面，國內家長和老師普遍面臨醫(yī)學知識匱乏的困境，她也想做更多的事情，去推動改善。

未來，田艷和她的團隊還會繼續(xù)關注這一領域。

“無數(shù)的人都在說這是個里程碑式的電影。我們現(xiàn)在做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有一天讓更多人看到，一場一場去影響那些可以影響社會的那些人，這件事情就能做成”，田艷說。

談到堅持六年自費拍攝這樣一部紀錄電影的意義，田艷說，“電影不是講個人人物命運的，這是一個社會共同話題。我們希望能夠用電影作為鏈接，推動更多的公益、科普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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