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讓一個強奸犯逍遙法外，讓一個巨貪只判了15年——你告訴我，刑法到底是在懲罰他們，還是在保護他們？

當我們心里那把“正義的尺”被法律潑了一盆冷水，我們該怪罪的是犯罪的人，還是法律本身？

這不是在煽動情緒，而是我們每個人在刷到一些熱點案件時，內心最真實的掙扎。我們總希望法律是一把快刀，斬盡世間不公。但事實上，這把刀不僅有刀刃，還有刀鞘——而這個刀鞘，恰恰是來約束“握刀的手”，也就是國家權力。

不聊情緒，不站隊罵街，我們思考一下，刑法，這個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東西，它到底為了什么而存在？

先來看兩個“活教材”一樣的案子。

第一個，是那位童年被性侵、21年后才站出來發(fā)聲的女性。嫌疑人自己都認了，可案子很可能立不了。為什么？因為刑法規(guī)定了“追訴時效”——強奸罪的基本追訴期是15年，過了這個時間，除非可能判無期或死刑，否則很難再追究。

如果沒有刑法，法官或許可以“大筆一揮”，直接判他死刑大快人心。但有了刑法，這個壞人反而可能因為“程序正義”而逃脫制裁。刑法是不是在“幫倒忙”？

第二個案子更“經典”：90年代的深圳，鄧某貪了2.3億，天文數字?。〗Y果呢？只判了15年。為什么？因為他不是國家工作人員，不構成貪污罪，只能定職務侵占罪——最高刑期就是15年。

貪2.3億，坐15年牢，平均每貪1500萬換一年。很多人當時就炸了：這哪是懲罰？這簡直是“性價比”超高的“保護套餐”！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刑法一次次“捆住”我們懲罰犯罪的手腳，甚至讓壞人“占便宜”，我們?yōu)槭裁催€需要它？難道立法者都是“圣母”嗎？

當然不是。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跳出“刑法＝打擊犯罪”這個單一思維。刑法的功能是“雙核”的：它既懲罰犯罪，也限制權力。

第一面，我們都很熟悉：懲罰犯罪，保護社會。這叫“保護機能”。

但真正關鍵、也最容易被我們忽略的，是它的第二面：保障人權，限制國家權力。這叫“保障機能”。它保障的不僅是好人的人權，也包括嫌疑人、被告人，甚至是被定罪的人的基本權利。

你可能會問：憑什么保護“人渣”？

因為刑法本質上不只是公民的行為規(guī)范，更是國家刑罰權的“使用說明書”。它的核心約束對象，是國家！

我們可以把刑法想象成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國家權力就像孫悟空，本事大，但沒有約束，就可能好壞不分、一頓亂打。緊箍咒的存在，確實有時候讓他打妖怪時有點“束手束腳”，但它確保金箍棒砸向的，一定是真妖怪，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說到“沒有約束的權力”，你想到誰？我想到岳飛。他死于什么罪名？“謀反”。證據呢？秦檜三個字：“莫須有”——“也許有吧”。

三個字，就能讓一位忠臣良將含冤而死。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司法，污染的是整個“水源”。

所以人類為什么最終選擇用一部白紙黑字的刑法來“自我設限”？這是一種法治的覺醒。

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說過一句經典的話：刑法不僅是公民反對犯罪的大憲章，也是公民反對司法專橫和錯誤的大憲章。

我們再回頭看開頭的兩個案子，心態(tài)也許就不同了。

那個過了追訴期的強奸案，我們依然憤怒、遺憾——這種遺憾恰恰說明制度有完善的空間。但另一方面，追訴時效的存在，也是為了督促國家及時辦案，避免證據丟失、案件懸而不決。

鄧某的案子，則體現了“罪刑法定”的剛性：法律沒寫清楚的，就不能定罪；寫清楚了，就不能亂加刑。哪怕他再可恨，法官也不能超越法律判他死刑。

今天，我們可以因為憤怒，希望嚴懲一個貪官，突破法律；

明天，權力就可能用同樣的邏輯，用一個你沒聽過的罪名，懲罰一個好人。

守住法律的底線，最終守護的，是我們每一個普通人的安全。

當我們?yōu)樵里w的“天日昭昭”而嘆息，當我們?yōu)槊恳粋€看似“輕判”的案件而憤慨，我們追求的，不只是“惡有惡報”的結果，更是一個讓所有善良的人都能安心生活的秩序。

刑法的溫度，不在于它處決了多少惡人，而在于它用清晰的規(guī)則，劃定了權力的邊界，讓每一個平凡的我們，都能在法律的光照之下，有尊嚴、有保障地活下去。

這，才是法律最深沉的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