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之前的文章里提到的多是在君主集權(quán)制的時代，皇權(quán)對臣下的絕對壓制，但其實歷史有趣的地方在于，往往很多時候都存在著戲劇化的矛盾。就如同，在那“君要臣死成不得不死”的時代，居然也曾經(jīng)發(fā)生過，帝王不得不低頭，甚至用相當不體面的方式來賄賂臣子的事件。

第一次開了帝王賄賂臣子先河的是宋真宗趙恒。

說起宋真宗，這是確實是位相當矛盾的帝王。作為守成之君，他也有著自己的勵精圖治的決心，開創(chuàng)過咸平之治的繁榮景象。只可惜一場“檀淵之盟”的妥協(xié)卻也讓他深感恥辱，進而患得患失頗有些自卑，甚至開始擔心后世對自己的評價。因而，宋真宗開始編造神道的謊言 ，借用所謂的“天書”降臨的謊言來彌補自己那脆弱的自尊心。只不過他也深知這一切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把戲罷了，為了進一步彰顯自己的功績，他甚至想要效仿秦皇漢武封禪泰山。

只是這個想法對于許多大臣來說確實有些不切實際了。畢竟，對于古代帝王來說，封禪大典可謂是在國泰民安，功績卓著的情況下，帝王向上天驕傲地交出一份合格的述職報告，這是何等榮耀鄭重。但對于宋真宗來說，他登基之后并無重大功績，還背負著個“檀淵之盟”的恥辱，可以說他的理想缺乏道德和事實基礎，這使得他封禪的愿望失去了合理性和合法性。再加上封禪事件勞民傷財?shù)拇笫?，對于當時的財政和民生也將造成相當?shù)膲毫ΑＲ虼?，宋真宗的封禪的想法遭到了許多大臣的反對，尤其是當時的宰相王旦。

其實，作為“口含天憲”的帝王，宋真宗若是執(zhí)意要做什么，但當時的環(huán)境下并沒有什么人能攔得住他，畢竟在宋朝還不存在如明朝那般強大的文官團體，帝王多少還是可以做到“言出法隨”的。只不過在儒家政治的實踐中，皇權(quán)的合法性并不僅僅來自于暴力或是世襲，最關鍵的還是需要有道德正當性，程序的合禮性。因此，宋真宗若不顧大臣反對，強行推動，不單單無助于他的的功績，反而會被視為“昏君”而損害皇權(quán)的尊嚴，

在此等困境下，宋真宗不得不使用了相當委婉且不體面的方式，來賄賂文官領袖王旦，換取他的默許來為自己的行為背書，進而使得自己的行為可以擁有所謂的“道德正擔心”和“程序合理性”。

于是，宋真宗邀王旦入宮飲酒，期間兩人相談甚歡卻絕口不提封禪一事。只是在宴會結(jié)束后，宋真宗將一甕美酒送給了王旦，并提點他帶回去與老婆孩子分享。結(jié)果王旦回家一打開，甕里哪有酒，全是珠寶。聰明的王旦當下就知曉了宋真宗的用心，自此對封禪之事不再提異議，宋真宗封禪之事才得以成行。

只可惜，即便封禪成功，宋真宗此舉也一樣是自欺欺人罷了。不單單因勞民傷財給北宋的財政和百姓的賦稅帶來了沉重的負擔而引發(fā)了一系列社會矛盾，也以一己之利拉低了帝王封禪的門檻，使得后世的帝王都不愿與之為伍，再無人封禪泰山了。而王旦也因此事而后悔一生，他曾懊悔地說：“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jié)，為過莫贖。”

可以說，宋真宗為了封禪而不體面地賄賂大臣此舉，本想以此增加自己在歷史上的功績，卻反而赤裸裸地為我們撕開了皇權(quán)脆弱的一面。一方面，它似乎對于臣民有絕對的壓制性，但在事實的操作上，它卻充滿了制約，甚至不得不要以向下賄賂的方式才能成事。以此，事實上也皆是了君臣之間的關系其實比表面看到的更復雜。即便在“君要臣死成不得不死”的時代，君臣之間并非單向的命令與服從的關系，還基于規(guī)則和利益的動態(tài)博弈關系。一旦共識破裂，那么交易變成了最后的手段了。

其實，明朝還發(fā)生過一起更讓人啼笑皆非的帝王賄賂臣子事件，由于篇幅所限，我們下回繼續(xù)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