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體人郭松民評價知名“愛國”媒體人高志凱“帶貨賣酒”時稱：

“思想性、時事性評論員和商業(yè)明星不同。對后者來說，流量就是目的本身，對前者來說，觀點才是目的，流量是附帶的，是第二位的”。

“所以，思想性、時事性評論員不應該帶貨，帶貨，別人就懷疑你是為了流量而嘩眾取寵，故意扭曲觀點了，在這種情況下，也很難自證清白”。

“所以，看到老高有點尷尬地帶貨，心里也有點替他尷尬，并且惋惜”。

如果郭松民不僅認為評論員不應帶貨，且還能做到潔身自好——他自己不僅不帶貨，還能做到只做觀點輸出，而心無流量與利益，即成為一個不為名、不圖利的媒體人，如此的言行一致，確實會令人高看一眼。當然，郭松民先生真的做到了嗎？

不過，評論員就不能帶貨了嗎？帶貨就一定會影響其觀點輸出嗎？這其實倒也不一定吧？

畢竟，任何人都要生存、生活；作為媒體人，通過寫作和觀點輸出、思想傳播的同時，還能得到相應的報酬，這太正常不過了——可別以為魯迅不要稿費，還能生存下去吧？

而媒體人帶貨，其實也是一種勞動的報酬、回報，這不是什么尷尬事和丑事，其實只要做到了“取之有道”，就沒有任何問題。

像高志凱給酒代言、直播帶貨，亦非所謂“愛國媒體人”中的孤例。

比如，被人稱作“宋忠鵝”的宋忠平也在帶貨賣酒；司馬南也曾扮作李白狀，裝作酒仙的模樣，為某酒業(yè)代言做廣告；還有北京大學的“三媽的教授”——孔慶東，也是經常在自媒體賬號上發(fā)酒的廣告。

別看這些人總在暗戳戳地為過往的“老路、回頭路”招魂，但干這種帶貨賣酒之類搖動“資本主義小尾巴”的行為，他們顯然也是極為熱愛與擅長。

但畢竟，現(xiàn)在我們走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則像高志凱、司馬南等所謂“愛國媒體人”以此為業(yè)、為生，甚至可以說在“愛國”人設的加持下，早已是賺得更加盆滿缽滿，也仍屬正常事。

有人揮動“鐮刀”，有人成了“韭菜”，但只要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那也是這些人的一種“自求多福”之自由。

但是，無論做什么事，顯然都要有底線——特別是對于有一定知名度的媒體人而言，當然更須如此。

什么是底線？對于媒體人之流的文人而言，可以說，“不出賣靈魂”就行！

媒體人的工作，是輸出觀點、理念、思想，如果像郭松民所言，因為帶貨的原因，卻將私域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那確實會影響到觀點的正常和正確輸出。

比如，有人給你5毛錢，或有人給你5000元、5萬元，而你就要“拿人錢財，替人消災”，那顯然就會逾越為人做事的底線。

再次舉個最為典型的例子——像司馬南自我塑造了所謂的“為民說話的愛國者”形象，可事實上，他不僅偷偷在美國買房，還對此隱瞞了十余年，其意欲何為呢？也是不言自明吧？

曾經大義凜然地大罵那些偷稅漏稅的明星，但最后，司馬南卻因自2019年來的偷稅行為，被罰了近千萬元。

如此心口不一、言行背離的人，顯然就已完全跌破了道德與法治的底線。這時候，人們就會明白：其當年拿愛國當幌子的行為，實則是用“愛國生意”的路數(shù)，抹黑了愛國本質上的純潔性！

所以，如果像高志凱、宋忠平、孔慶東們賣酒帶貨的同時，并未影響到其言行的真實性、一致性，那么，這些人的生意經，也并非不能存在。

但是，如果一邊嘴上虛空高喊“反美是工作”，另一邊身體極為誠實的“去美是生活”——比如，去了美國等其反對的外國購地買房；還要遮遮掩掩、文過飾非，那顯然就是居心難測了。

而如果像司馬南那樣，一邊在中國說著成筐的美國壞話，另一邊卻屁顛顛地跑到美國買房，成了美國的納稅人，還對著美國的電視臺說“美國就是民主自由的天堂”，那顯然就是一個“兩面人”了，就是掉入底線之下的不堪做派了。

同樣，像宋忠平大夸“俄國人民最感欣慰的是開疆拓土”云云，這顯然就在往底線之下滑落了——怎不想想，是誰被蘇俄歷史上搶走了500余萬平方公里國土呢？

還有像司馬南、孔慶東之流，一邊享受著改革開放的諸多時代紅利，也可以帶貨、代言賺取不菲的收入，但卻宣揚相反、背離的“左歪”之“老路、回頭路”理念，這顯然是對時代的悖反，是一種拉國人回落于不堪過往的大倒退。

特別當一個文人為了利益，竟然出賣最為寶貴的靈魂時，則其屁股就會坐歪，歪嘴的和尚就會亂念經，并因此走向了國家與人民的反面！

所以說，保持做人的底線，是對所謂文人的一個基本要求；而只要不出賣靈魂，則任何人都有在道德與法治框架內追求利益的合理性。

因此，對于媒體人帶貨一事，既不要一棍子打死，但也應要求其有底線思維；媒體人的商業(yè)行為不應是靈魂的拍賣會，而應是文明的試金石！否則，一顆被熏心酒肉淹沒的靈魂，又怎能譜寫出真善美之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