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根斯坦說“語言即世界”，他說這話時可能并不知道，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孔圣人，雖然沒能明確概括這一哲理，卻早已將其應用實踐。

春秋時期各國史官記錄零散，孔子對魯國原始史料進行系統(tǒng)性篩選，在整理《春秋》時，便注重事件背后的道德示范價值，通過刪減冗雜細節(jié)，文本修辭調整?，強化對“仁義”“忠信”等儒家倫理的傳遞。

沒有胡亂編造，卻能使歷史敘事服務于政治教化與價值引導；通過精簡文本結構，《春秋》從單純編年史升華為兼具歷史記錄與道德評判的經(jīng)典，成為儒家“寓褒貶于微言”的典范。

它不是一種文體，也不是一種修辭，而是一種表達的哲學，一種權力與話語的博弈方式，一種對歷史與現(xiàn)實的選擇性呈現(xiàn)。

自孔子刪《春秋》以來，“春秋筆法”便浸潤進了華夏千年的文化血脈。

時至今日，這“老祖宗”的“智慧”仍散發(fā)著“光芒”；

特別是這傳播快速的網(wǎng)絡時代，信息不一定有假，但語境可能有差，我們所看到的，不一定是全部的事實，所謂“春秋筆法”，便是將真實的碎片巧妙拼貼，編織出一種新的“真相”。

“選擇性報道”“剪輯敘事”“情緒引導”，這種看似溫和的表達方式，早已不是史家的專利，而是滲透進了我們的新聞、社交媒體、乃至公共敘事的每一角落。

悄然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和世界認知。

一、“春秋筆法”，非虛構的裁剪藝術

孔子編《春秋》，被譽為“微言大義”。在這部現(xiàn)存僅有一萬六千余字的編年史中，他不加評語，卻能”褒貶善惡”,字字帶刀。

晉文公召周襄王至河陽會盟諸侯，《春秋》記載為“天王狩于河陽”，將周天子被動赴會改寫為主動狩獵，掩蓋君臣尊卑顛倒的事實;

吳、楚兩國君主自立為王，《春秋》仍稱其為“吳子”“楚子”（子爵），通過貶低爵位否定其政治合法性;

據(jù)《左傳》載，梁國因君主暴政自毀城墻而亡，《春秋》卻僅書“梁亡”,未提原因。

通過動詞（如“弒”表貶、“誅”表褒）、稱謂（如“子”“伯”）等隱晦表達立場，這是語言的神奇魔力：不必評判，字詞本身已是判斷。

這種“以刪代評”、“以輕重顯義”的寫作方式，正是“春秋筆法”的精髓；刪與改之間，便是引導甚至操弄輿論的現(xiàn)實考量。

二、語言不只是描述工具，它也是“制造現(xiàn)實”的工具

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p>

它不僅傳遞信息，更構建我們對世界的基本理解。

你用什么樣的詞匯描述一件事，就會影響人們如何看待這件事。

同樣一件事，如果說“制服暴徒”和“強制驅散示威者”，你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情緒和立場。

前者正義凜然，后者則可能帶有壓迫意味；事實沒變，變的是語言的立場和語境。

現(xiàn)代傳播學中的“議程設置理論”（AgendaSettingTheory）早已指出，媒體不告訴我們該怎么想，但它告訴我們應該思考什么。

也就是說，它通過選擇報道什么、忽略什么、如何措辭，來影響公眾的注意力和議題關注方向。

用真實的語言構筑選擇性的世界，這不正是“春秋筆法”的當代表現(xiàn)嗎？

三、“真相”與“敘述”的裂縫

我們總以為“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接觸到的事實，往往已經(jīng)被“講述”過一次。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們接觸到的幾乎所有信息——無論是新聞、短視頻、社交媒體動態(tài)，甚至朋友的聊天——都帶有某種程度的“剪輯”和“刪減”。

每一句話都可能是真的，但組合方式不同，呈現(xiàn)出的圖景就可能完全相反。

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Lasswell）曾提出經(jīng)典傳播五問：“誰說了什么，通過什么渠道，對誰說，有什么效果？”其中，“誰說”和“說什么”尤為關鍵。

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賴語言所提供的框架。

一旦語言本身被精心打磨、有意取舍，思維的路徑也隨之被牽引。

“構式偏誤”認為，人們在面對同一事實時，會因表述方式不同而產(chǎn)生不同判斷。

說“這個手術有90%成功率”與“這個手術有10%失敗率”，雖然數(shù)據(jù)相同，但帶給人的心理感受與判斷明顯不同。

“春秋筆法”正是這種構式偏誤的古老版本，它用選擇性的語言設計，使人不知不覺接受了一種既定立場。

四、“大義”與“真實”之間的張力

傳統(tǒng)文化中，向來講究委婉含蓄；“言不盡意”“此時無聲勝有聲”，這些并非只是美學修辭，而是一種社會生存智慧。

在一個講究“圓融”“面子”“避禍”的社會結構中，直接表達往往意味著危險，而“暗示”“留白”“婉轉”，才是高明之道。

“春秋筆法”是環(huán)境自然生長的表達方式，既要表達態(tài)度，又不能直言冒犯；既要傳達信息，又要留下解釋空間；它是道德判斷的工具，表達的技術，說話的藝術。

古代歷史不再只是簡單記錄，而是“為王者立法，為士人立德”。

然而，這種道德化的表達方式也可能造成事實與真相的錯位。

《史記》雖為“實錄”，但司馬遷在書寫李廣、項羽時，情感傾向分明，甚至“為尊者諱”，對漢武帝的某些作為語焉不詳。

這種“筆墨有情”的方式，雖具藝術魅力，卻未必符合現(xiàn)代所追求的客觀性。

在現(xiàn)代，“道”與“實”若不能平衡，便可能滑向操縱與誤導。

我們不能要求所有表達都像法庭證詞一樣冷冰冰，但也應警惕那些溫情脈脈中隱藏的“選擇性真相”。

五、春秋筆法的當代表情：新媒體時代的“選擇性真實”

在社交媒體時代，每個人都是信息的發(fā)布者，也都可能是“春秋筆法”的使用者。

短視頻平臺里，同一段沖突視頻，不同博主剪輯呈現(xiàn)，便有截然不同的輿論方向。

新聞報道中，有時每句話都是真實的，但組合起來，可能是另一種“真相”。

這不是撒謊，卻是一種選擇性真實。

它并不直接偽造事實，卻通過“取舍”“排序”“節(jié)奏”“情緒渲染”等手段，塑造出一個被策劃過的現(xiàn)實感知。

這不僅影響我們的判斷，也在悄悄塑造我們對世界的認知結構。我們以為自己在“看事實”，其實是在“看敘事”。

六、在字縫中尋找真相

“春秋筆法”本身并無罪，關鍵在于使用它的動機與語境；它可以是文化的高雅工具，也可以是操控的隱秘武器。

在一個信息爆炸、真假難辨的時代，

媒體應倡導“事實核查”，強化“全景式報道”；

教育應加強媒介素養(yǎng)，提升公眾辨識“表達陷阱”的能力；

個人要學會追問“有沒哪些事實被省略？”，能在字縫中尋找真相，在語言的斷章中拼出現(xiàn)實的全貌。

這不僅是對表達的警覺，更是對自由的捍衛(wèi)，對真相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