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Michel H. Devoret。圖源：耶魯大學。

撰文 | 曉旭

十余天前得知我的導師Michel Devoret獲得了202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最初的驚喜褪去后，我被一種平靜而持久的感動占據(jù)。

我在 Michel 的組里工作了六年。他作為科學家的氣質(zhì)與方法深刻塑造了我——既在學術上，也在私人層面。某種意義上，我漫長而遲來的青春期，直到博士畢業(yè)后的某個時刻才真正結束，而這期間，Michel 是影響我最大的人。

他獲獎之際，我寫下這些關于 Michel 的片段，向他致以由衷的祝賀與感謝，也為這份影響做一次回溯。

01 科學家永遠誠實

第一次見到Michel是博一的冬天。當時我剛剛從一年半的gap year中慢慢穩(wěn)住陣腳，開始聯(lián)系可能收我進組的導師。我的首選是做量子信息實驗的兩位重要學者，也是長期合作者：Michel Devoret和Rob Schoelkopf。錄取后的開放日我和Rob聊過20分鐘。他充滿活力，自信友善，也是我本科論文導師David Schuster的博士導師。短暫的交流讓我對Rob印象很好；但正式聯(lián)系導師時，仍在動蕩中的我與這樣外放的活力有些錯位，便先聯(lián)系了還未謀面的Michel。

我先后給他發(fā)了兩封郵件都未得到回復。寒假將盡時，我守在他辦公室門口，做最后努力。終于某天見到他，他讓我進屋，簡單聊一聊。

這次談話簡短而出人意料。印象最深的是他問我將來想做什么。我沒想好，只好回答：“實話說(To be honest)，我不確定?！闭虢o出更多解釋，他隨即打斷我，帶著法國口音和一點點狡黠：“我不喜歡美國人常說的‘To be honest’，這句話仿佛在說你不是一直誠實。但科學家要始終誠實。”

他又微笑地問：你為什么會被錄?。课乙苫?。他解釋說，量子信息近兩年很熱，錄取難度越來越大，每個人被錄取都有一些理由。比如你是不是跟領域內(nèi)教授工作過？我回答我的本科導師是Dave。他說：那就是了，他的推薦信應當是你被錄取的原因。

他又問：你小時候是不是會經(jīng)常拆收音機、拆鬧鐘的那種人？我說對，經(jīng)常拆了裝不上。Michel說好，暑假的時候我的組里會有一個空位，你可以這學期先來聽組會，暑假可以開始實習。

這便是我和Michel第一次見面。他的氣質(zhì)讓我感到一種清醒的吸引力，但我也不確定自己為何順利進組。幾年后跟他再聊起“面試時的什么特質(zhì)最能預測日后的科研表現(xiàn)”，他只說：他也想了很久，后來發(fā)現(xiàn)面試時很難看出來，最終還是要在工作中看他們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而我進組時恰逢同屆的另一個學生實習不合格沒能留下，我大概是因緣際會地填上了那個位置。

02 “努力的風格”

博一暑假和博二上學期，我和高年級博士生Clarke一起工作，學習基礎知識，因此與Michel交流不多。博二下學期，有一次他在實驗室里巡看，走到我的桌子前問進展。我打開實驗記錄的文檔，給他看當天剛剛測量到的數(shù)據(jù)，跟他說新電路的某項指標出奇的好，也許說明新設計確實有用。Michel看著圖，說不錯，然后指出圖中橫軸的單位應該用另一組數(shù)據(jù)做歸一化，并簡要解釋了原因，隨即離開。當時我并未在意他的提醒，只想收集更多能徹底表征“新現(xiàn)象”的數(shù)據(jù)。

幾天后我在走廊又遇到他。他問我近況。我隨手打開筆記本電腦給他展示新的進展。他翻到一張與前次類似的圖，說：“好像我上次沒能說服你，這里橫軸應該做歸一化?！彼盅a充道：“哪怕是實驗筆記，每幅圖也都該達到論文水準。”

這是很多人和Michel共事時的首要印象——他對細節(jié)要求極高。坐標軸的尺度和單位、顏色在色彩空間中的關系、襯線體與非襯線體的選擇、對基本物理量的約定取舍，這些涵蓋極廣的細節(jié)都在他的關注之中。如果一個人在組會（甚至百來人的大組會）給報告時犯這些錯誤，他也會直接打斷指出。

我一度將他大多數(shù)要求理解為對細節(jié)的潔癖，對某些特定約定的堅持則視為他的小怪癖。直到后來一次閑聊，我才意識到這背后是他思考后的主動選擇。

那時是博二的暑假，我剛結婚。Michel問我妻子在做什么。我說她最近在做一個心理學實驗，研究兒童在不同年齡對“努力”和“結果”的價值傾向。她發(fā)現(xiàn)，年齡小的孩子幾乎一邊倒地偏向獎勵結果，社會化之后（約十歲開始）又一邊倒地獎勵努力。這類觸及“人如何構筑價值的憑據(jù)”的問題，我也一向感興趣。

我問Michel更重視努力還是結果——我以為他會回答“結果”，畢竟成功如他，多半是結果導向。他幾乎沒有停頓，說他看重的既不是結果也不是努力本身，而是“努力的風格”(style of effort)，也就是“如何用力”——他關注在每件事情都用最合適、最講究的方法用力。

這個說法讓我感到獨特，想追問其中深意，挖掘出某種哲學觀點。他卻接著補充道：人生哲學還是要和每個人的性格相稱。他覺得“關注努力的風格”和自己性格十分契合，一向相信并實踐，幸運的是，這也對他一直奏效。

Michel探討這些時語氣平靜，像在說每日的尋常事物，只是多了一絲審視的好奇。很長時間里，這個概念成為我理解他、從他身上獲取科學與人生經(jīng)驗的最重要的視角。

03 穩(wěn)定的內(nèi)在秩序

博三伊始，我要第一次在“周一午餐會”上做一小時的匯報。那是耶魯超導電路領域的每周研討會，對于博士新生來說算是在小圈子里正式亮相，是個大事件。

當時我與同屆的學生Jaya合作，研究對transmon設計的迭代。transmon是2007年在耶魯提出的一種電路設計，隨后很快成為領域內(nèi)最重要的實驗器件。十年研究之后，基于transmon的簡單應用已經(jīng)做得差不多，更復雜的應用開始受制于非線性系統(tǒng)的一些內(nèi)稟問題（我們當時并未看清）。Michel對此有直覺理解，與合作的理論學家提出了一種新的電路，并且在仿真中驗證了部分優(yōu)勢。我的工作就是對新設計做實驗驗證。

作者（左一）和Devoret在一起

經(jīng)過大半年的實驗，我們終于在匯報前一周拿到了第一組完整數(shù)據(jù)：在某個關鍵指標上，新設計比transmon提升一倍以上。接下來，Michel和Clarke多次幫我修改PPT，細致梳理問題的源起、我們的假設、新電路的設計與數(shù)據(jù)、以及下一步的驗證計劃。

對于低年級博士生而言，我的演講很成功——科學態(tài)度端正、PPT精細、故事有說服力、結果令人振奮。結束后，Michel和同事們紛紛對我的工作表示祝賀。我欣喜于博士生涯以一個完美亮相正式開始，也為即將解決領域內(nèi)一個重要問題感到興奮。

我加緊推進后續(xù)實驗，直到一周后的某天深夜，偶然發(fā)現(xiàn)數(shù)據(jù)處理代碼里有一個變量一直引用錯了。修改代碼并重新做數(shù)據(jù)分析，果然，那個關鍵指標上的“翻倍”正是這個小錯誤造成的。

那晚我很沮喪。這種沮喪不止于希望的破滅，更在于希望的根源——我隱隱覺得，這個錯誤的源頭很可能就是我對“好結果”的過度期待，而“周一午餐會”把這種期待以戲劇化的方式曝光了。我不安自己有一定可能會被開除——可能是因為這轉(zhuǎn)折讓Michel難堪，更可能因為我缺乏科學精神。但Michel說科學家要始終誠實，我別無選擇，也只能當即給Jaya發(fā)信息，約好第二天一早去見他。

見到Michel后，他對這個“噩耗”顯得鎮(zhèn)定，只說：這種錯誤越早發(fā)現(xiàn)越好，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勝過以后任何時候。

后來，他解釋過為何對學生PPT如此嚴格：實驗物理的細節(jié)太多，任何一處疏忽都可能把人帶向錯誤的結論。如果他看到一個實驗者的演示小錯頻仍，他會首先懷疑這個人是否可靠——結果再漂亮，他也會首先懷疑正確性。我當即想到那次午餐會的經(jīng)歷，意識到他對科研中結論的反復修正早有深入的體會，也只是把這次錯誤當作我科學訓練的一部分。

Michel的平靜讓我從困擾中脫身出來。接下來幾天我們反復討論：新設計為什么沒有達到預期？transmon實驗中的不穩(wěn)定性究竟從何而來？后來證明，這個問題比它看上去難得多。我和Jaya之后五年都在拆解并回答這個問題，才在理論上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

類似的互動貫穿了我的博士生涯。這讓我對他產(chǎn)生了一種深層信任。這并非來自他的溫和——事實上，他的性格很強烈。我曾幾次向他提出各式要求，都被他嚴肅地指出不合理，然后堅決拒絕（他還向我們推薦過《唐頓莊園》，說那是“堅定且尊重地拒絕”的范本）。又有幾次，合作者出于各種原因在論文未臻成熟時想匆忙發(fā)表；數(shù)次勸說未果后，Michel明確表示如果現(xiàn)在投稿他將退出署名——而他確實這么做過。

這種信任源自一種穩(wěn)定。我發(fā)現(xiàn)，無論我?guī)淼南⒆屗芍缘馗吲d還是心里一沉、無論請求是否合理，他的自我意識都穩(wěn)定如一。這讓他能一以貫之地表達自己的內(nèi)在秩序。他會認真思考當下的情況，找到最合適的用力方式——也就是他所說的“努力的風格”——然后以絕對的坦誠告知他的想法。 一兩次交鋒后，這種穩(wěn)定讓我就獲得了用同樣的坦誠和他進行探索的信心。

04 迷茫與承諾

到博四上學期，我們又研究了一年多transmon中的不穩(wěn)定性，知識積累愈發(fā)龐雜，理解亦登上幾個臺階，覺得可寫一篇論文做階段性總結。那時我在Michel組里剛剛兩年多，訓練不過三分之一；可“博四”這個稱呼卻不斷提醒我博士生涯已過半。

這個時間上的人為節(jié)點讓我陷入很深的迷茫。它讓我開始無法忽視：我并不能純粹地沉浸在物理研究里，心里總有一種繞不過去的自我關切，像根細線牽著我——當時我以為這是更廣泛的對人與社會的興趣。這股牽引讓我在入學前做過教育創(chuàng)業(yè)，但始終隔著一層，最終選擇了離開。

博士生涯過半時，我不確定是否想以科研為職業(yè)，但也無從判斷是否要就此退出博士項目——我從小就喜歡物理，有時也能在科研中感到興奮和快樂，只是那種快樂好像很漂浮，缺少與自身存在相連接的重量。更困難的是，這些難以訴諸語言——每當試圖解釋，都和真實所感有偏差。

在這種迷茫與科研生活中拉扯了幾個月之后，我已經(jīng)很疲憊，決定去找Michel聊聊。我并不知道期待從他那里得到什么樣的答案：他作為導師有權利知道我的狀態(tài)，也許他的智慧能給我啟發(fā)。那時我戲謔地想，Michel像一把刻著“真理”二字的大錘，能把我所有不夠徹底的解釋捶碎。

決定去找他那天，他一直在辦公室里和學生討論實驗。我不時從樓道走過，透過虛掩的門察看情況。九點多的時候，他來我辦公室找到我，說我看上去不安，問我想聊些什么。我費力地向他解釋自己的狀態(tài)。

他聽了后，沒有直接評論我是否該退出。他說很遺憾，作為導師，對這些個人的問題他沒法為我提供答案。他問我之前是否有過gap year，我說有過一年半。然后他還是問我是否考慮過再休學一段時間，想想這些問題。

隨后，他又解釋了他對博士生的期待：他承諾將學生訓練成一個成熟的研究者——能提出好問題，并且為之找到成熟的答案。同時，他也需要學生對同一目標作出同等的承諾。我說，靠著同儕壓力我應該也可以讀到畢業(yè)，但我抓不住自己內(nèi)心想要的東西，對這個承諾很難全心投入。他聽完，問了我一個問題：“面對這樣的困惑，你打算用什么方法論？”

這是典型的Michel式發(fā)問。我打算用什么方法論？——面對迷茫，我最好的“努力的風格”是什么？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那時所有的心神都被自身困惑和對內(nèi)在議題的沉溺所占據(jù)。

那時我看精神分析師已經(jīng)有一段時間了。但Michel的問題讓我意識到，或許這是我當時能擁有的最好的工具，我只能全力用好它。不久之后，我便開始五個月的休學。那段時間Jaya承擔了大量的論文寫作任務，我每天劃出一小時和她共同寫作，其余的時間密集地進行精神分析。我家還買了一塊兩米半的白板，妻子和我每天花幾個小時在上面討論，探索那些難以訴諸語言的感受。

原本背負生命之重的困惑，在密集的討論下逐漸失去一些重量，讓簡單確切的自我意識開始顯露出來，慢慢成型。某一天我想起 Michel 說過“能問出好問題，并找到成熟答案”，想到：如果在博士畢業(yè)時，我可以誠實地說自己成了這樣的人，就足夠讓我對這段時光感到坦然。又想到他提到過，我和他只需對這個目標做出承諾，于是我把其余的糾結暫且放下，專心完成了余下三年的訓練。后來我見聞不少博士生與導師之間的摩擦，才意識到Michel對“博士生—導師”的關系一定有過深入的思考，才能給出如此簡練、恰到好處的總結。這種恰到好處，曾讓我長久地忽略了它的分量。

05 博士訓練的下半程

回到組里后一段時間，Jaya和我終于完成了論文的初稿（準確說，這是第二次“初稿”；第一次完成后被我們否定，并決定拆分成兩篇論文重寫），并和Michel逐句修訂。二十多頁改完，他先表示祝賀，又把結論段落重讀兩遍——我們在末尾揭示了一對“量子—經(jīng)典”的對應關系。沉默片刻后他說，起初以為把這對對應關系清楚地“顯形”已足夠重要，“為何成立”可以留給后來者。但全稿改完后，他意識到，這篇文章最核心的任務就是解釋并且統(tǒng)一這對對應關系，若沒能回答，工作就尚未完成。我和Jaya交換了一個略帶尷尬的笑容：這意味著研究要再次重啟。那時博士已經(jīng)進入第五年，Jaya和我一篇文章都未發(fā)表，但我們依然同意他的判斷。

回頭看，那一天標志著我的博士訓練進入下半程。之前，我們更多是順著Michel的直覺去摘低垂的果實，像學生一樣對有預期的結果進行驗證和打磨。那天之后，Jaya和我成為了他的同事，一起面對三人共同的未知。這也是我成長最大的階段。

這種未知，對我的首要沖擊是精神層面上的。那段日子，我醒著的時間幾乎都在想科研問題。每隔一小段，我不是想明白了一個要點，以為自己逼近了某個長久困惑的本質(zhì)，就是得出令人沮喪的判斷，懷疑所謂創(chuàng)新其實與物理定律相悖。幾周下來，我積攢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想法和希望與灰心間的起落。這些反復很快耗盡了我的心力。

Michel對這樣的工作狀態(tài)評價為“混亂”，說這樣的努力并不收斂。他的指導回到“努力的風格”——剔除所有言過其實的表達和空泛的想法，把每一件事盡力用最正確的方式做好。那段時間，我開始每隔幾天就整理科研筆記本上的內(nèi)容，變成一份論文標準的文檔（這是休學前Michel提到的方法，但那時很快就進入了論文撰寫階段，所以只堅持了很短時間）：用能想到的最好的角度確立最恰當?shù)恼擃}，無論大小，交代其出發(fā)點；用最好的方式分析數(shù)據(jù)、作圖、推導；用最準確的詞匯描述結論，用最平實的語言討論意義。這樣，每一小步都在堅實的基礎上展開，并導向我們力所能及的最好下一步。這也成了我日后抵御未知所致焦慮的唯一有效方式。

那時起，Michel每幾天就會跟我和Jaya討論數(shù)小時。有時前一天九點剛結束，第二天早上八點他又打來電話，說他想了一晚，對某個問題仍有疑問，約我們今天繼續(xù)。這樣的討論占據(jù)了Michel每天工作的大多數(shù)時間，也讓人最直觀地感受到他開放而自律的心智：他從不為結果焦慮，而是反復討論我們每一個小發(fā)現(xiàn)的表達和意義，并為由此帶來的新知感到滿足。當親歷一項工作以這種方式從一片模糊中開始、不斷因新的認知而改變方向、最終收斂為一個深入且成熟的成果時，能讓人真正體會到Michel所堅持的“努力的風格”的魅力。

Michel對我的訓練雖都發(fā)生在學術語境，但在我漫長青春期的末尾，卻成為我重建自我結構的關鍵起點。

我長久的掙扎是籠罩在身上的一種虛無感，讓我不斷尋找能回應它的人生體驗。大學前后，我一度認為這是人類共通的存在性困境；后來在與自己反復糾纏中才看見，它其實是私人的——源于早年父子關系中長期的邊界不清。追溯這個根源漫長又艱難，但即使有了更多的認識，我仍久陷于一片自我價值的荒原而不知如何重建。這種虛無感持續(xù)牽引著我，去尋找有與之相稱重量的體驗，一旦失敗，又轉(zhuǎn)向追尋更強烈、更深入的經(jīng)歷。

但與Michel共事時，我第一次遇見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實踐風格。他對一切煽情或自我擴張的語言具有本能的警覺，一有苗頭他三言兩語就能拆解掉，把注意力拉回問題本身；他對每件事的判斷簡潔而準確，從不將意義膨脹為存在性表述——精確本身即為充足根據(jù)，無須再被敘事化。他反復示范自己所說的“恰當用力”，勸說我也要如此，也因此，我那些原本被迫去獲取意義的經(jīng)歷得以留在原處。這種體驗對我而言新鮮而陌生：它并未立即回答關于“我是誰”的問題，但它不可忽視的真實感被我牢牢記住，成為我此后重構自我時最可靠的參照。

06 科學是一種集體努力

Michel對自我有一種穩(wěn)定的坦然，這使他看待科學時格外節(jié)制而開闊。

記得博五的時候，我和Jaya疑慮，覺得投入的主要的精力都是在學明白其他領域，而真正的新知寥寥。Michel說，科研有時候就會如此——大量的時間先用于學習一種新的語言和思維，反復練習、熟悉。后來那項工作逐漸成型，某天我又陷入對工作創(chuàng)新性的懷疑：我們研究的內(nèi)核是不是早在八十年前就被發(fā)現(xiàn)？我們不過是在當代語境中又闡述了一遍，是否新瓶裝舊酒？他說，對科學而言，在現(xiàn)在的研究中重新發(fā)現(xiàn)舊知識，同樣具有巨大的價值。

之后有段時間，我們的工作開始不斷引出更多的想法，并為組里其他幾個項目提供新思路。Michel有天說，這正是一項工作成熟的表現(xiàn)。他伸出手，張開五指，說每項工作都像手的形狀一樣。我們最成熟的認知構成了掌心那片連結的部分，其他零散的知識組成了手指。一篇好的論文，應當把“掌心”寫清楚——它最能經(jīng)了起時間的檢驗，也能引發(fā)有意義的新方向——而不是沿著整只手的形狀描述知識的全集。

博士臨近尾聲時，幾篇我們看重的論文被高影響因子的期刊拒稿，有的審稿意見讓我們沮喪乃至憤懣。Michel說過于原創(chuàng)的觀點常會讓人不適，我們的工作質(zhì)量很好，要據(jù)理反駁。同時他又補充，決定一項工作的價值的，不是它被哪本期刊收錄，甚至無關乎引用數(shù)。他說科學是一種集體努力，是所有研究者一起砌筑高樓。所以，真正定義一項工作價值的，是后來有多少研究者愿意投入他們的時間在其基礎上繼續(xù)。

如果回看Michel的科研軌跡，會發(fā)現(xiàn)他的每一代博士生都在研究一個或幾個重要課題，并憑此確立自己的學術位置，很快得到領域認可；但此后不久Michel又會轉(zhuǎn)向一些新的、往往尚未流行的問題。起初我把這些歸因于他極強烈的好奇心。但只要你去問他，又會發(fā)現(xiàn)每一次轉(zhuǎn)向背后都有充分理由，他始終在追問什么是“好的問題”。我后來又嘗試歸因于他的勇氣——他從不被成就的慣性和名聲所束縛，敢于放棄，敢于改變。但這個描述和他古典學者的氣質(zhì)放在一起，又顯得太過煽情，也不準確。

對他更深的理解來自我畢業(yè)的兩年后。那時組里更年輕的同事們從我們的文章出發(fā)，又做了數(shù)年的扎實的工作，完成了質(zhì)量驚人的實驗論文。我心里生出一種失落，像父母突然發(fā)現(xiàn)孩子已經(jīng)成年，開啟自己的生活。這些想法曾經(jīng)是自我在世界上的表達，而此刻他們獨立存在，之后的精彩屬于它們自己的當下。那個問題又一次浮現(xiàn)——“當一件事脫離我而獨立存在時，那曾經(jīng)屬于我的部分，還剩下什么？”（"What remains of what was once our own",出自Out of Australia, David M. Halprin）這個問題在我博士之前的生活里一再出現(xiàn)，此刻在學術的語境中重新回來，更冷靜也帶著更深的重量。

那時我又想到“科學是一種集體努力”。我知道Michel也曾站在這樣的時刻面前，這句話就是他的答案。

Michel最打動我的始終是那份坦然：當話題觸及自我、世界、和人與世界的連接時，他的表達總是自然而簡潔，讓意義止于它能承擔的邊界——既不把意義當作存在的憑據(jù)，也不把無意義當作姿態(tài)。在他身上，我第一次看見對意義與無意義的坦然承受。也因此，他不以自我為題，把關注放回事情本身，平和地在這場集體事業(yè)中占據(jù)自己的位置，讓真實繼續(xù)向前。

謹以此文，向Michel致以最誠摯的祝賀與感謝。

曉旭2025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