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臺北街頭，一位穿著西裝的中年男子小心翼翼地走向一家西餐廳。他已躲在鄉(xiāng)下數(shù)月，卻始終無法抗拒牛排的誘惑。就是這個小小的口腹之欲，導致他落入國民黨特務手中，進而引發(fā)中共在臺地下組織遭受毀滅性打擊的悲劇。

這個人就是蔡孝乾——唯一參加過長征的臺灣籍中共黨員，卻也是中共在臺灣地下組織遭受毀滅性打擊的關鍵人物。

蔡孝乾1908年出生于臺灣彰化縣花壇鄉(xiāng)。少年時代，他接觸進步思想，1924年至1925年赴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讀書，在校期間受到瞿秋白、任弼時等人的影響，參加了上海臺灣青年會。

1926年7月，蔡孝乾返回臺灣，參與組織臺灣文化協(xié)會左翼。1928年4月，他當選為“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中央常委。

同年8月，他離開臺灣前往大陸，1932年進入中央蘇區(qū)。

在江西瑞金，蔡孝乾的才能得到發(fā)揮，曾任紅一軍團政治部《紅色戰(zhàn)士報》編輯。1934年1月，作為臺灣代表，他當選為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執(zhí)行委員。

同年10月，他參加長征，成為長征中唯一的臺籍共產黨人。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1945年8月，蔡孝乾被指定為中共中央“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負責人。1946年7月，他潛返臺灣，中共臺灣省工委成立后，他擔任書記。

然而，這位經(jīng)歷過長征考驗的干部，在臺灣的工作中卻暴露出嚴重問題。

他常去高檔餐廳，穿著講究，甚至不避嫌地與接頭人見面。這種張揚的生活方式與地下工作的紀律要求格格不入。

與此同時，臺灣省工委在保密工作上出現(xiàn)嚴重紕漏。1949年8月，省工委所屬的《光明報》在臺灣大學校園里被學生隨意散發(fā)，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

國民黨特務通過《光明報》順藤摸瓜，最終鎖定了蔡孝乾。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在臺北市泉州街26號被捕。

首次被捕后，蔡孝乾借口帶特務去共產黨的一個據(jù)點，趁機逃脫。

他躲往嘉義農村，但在兩個月后，因無法忍受鄉(xiāng)下的清苦生活，想到鎮(zhèn)上西餐館解饞，而再次暴露被捕。

蔡孝乾的叛變速度出人意料地快。據(jù)資料顯示，他第二次被捕后一周內便供出所有名單資料。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座教授汪毅夫在研究中也指出，在蔡孝乾被捕受訊的《訊問筆錄》里，他“亳不留情地出賣組織、出賣同志、出賣機密”。

蔡孝乾的叛變導致中共在臺地下組織遭受毀滅性打擊。據(jù)國民黨方面統(tǒng)計，因蔡孝乾叛變而抓捕的關系人達1800余人。其中，包括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在內的400多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被逮捕。

吳石當時是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中共在國民黨內部的重要情報來源。蔡孝乾的工作疏忽直接導致了吳石的暴露——特務在他住所搜到的筆記上發(fā)現(xiàn)了“吳次長”三個字。

1950年6月10日，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在臺北馬場町英勇就義。吳石被捕入獄后，遭受種種酷刑，一只眼睛因遭毒打永遠失去光明，但他始終堅貞不屈。

臨刑前他留下絕筆：“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p>

叛變后的蔡孝乾加入了國民黨。蔣介石授予他少將軍銜，長期在國民黨保密局監(jiān)控下從事“匪情研究”。

1956年，他任臺灣當局“國防部”“情報部”研究室少將銜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

與英勇就義的吳石、朱楓等人相比，蔡孝乾的余生形成了鮮明對比。

他盡管擔任職務，但實際上一直處于國民黨保密局的監(jiān)控之下。1982年，蔡孝乾在臺灣病逝，結束了他復雜而矛盾的一生。

歷史終究會給出公正的評判。1995年，朱楓的骨灰被迎回大陸，安放在寧波市鎮(zhèn)海區(qū)革命烈士陵園。2010年，朱楓的外孫女在北京機場接到了寫有“朱諶之”三字的骨灰壇，這位飄落臺灣多年的紅色女特工終于回到大陸。

而蔡孝乾這個名字，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成為警示后人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