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案：蜀學是近現(xiàn)代思想史中一個極為重要并很有特色的“流派”，其中多今文經(jīng)學家，但也有不少維新人士和新學代表，比如劉光第，宋育仁等，不過說到思想性，則其最重要的人物大概可以廖季平，劉咸炘為代表。而本文的作者蒙文通先生大概可以算是蜀學最后一位大家，他是廖季平的學生，其學問精湛，明經(jīng)治史通佛。本文是集合他在各種書籍中的筆記，學生的記錄，手稿的整理等等多方面的雜錄而成，可以看作他論文著作之外的論學論世箴言，因此嚴格來說不是一篇文章。其中每每有令人警醒之句，如“一個心術不正的人，做學問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也有卓識遠見的思想火光，如“周也、秦也、春秋，一王大法也，截然而為三”，真是通人的絕妙經(jīng)典之語。其中很多治史經(jīng)驗值得后世學者好好學習。蒙文通先生的哲嗣蒙默先生，將之整理成一本書，名之為《蒙文通學記》，由于內(nèi)容較多，不能一次錄完，也不適合一次讀完。因此《學術與社會》將之分為幾次掃描整理，分享給諸位。

西周甸、稍、都、鄙，可同都家之制合并研究，似可從溝洫之制 著手。因王朝貴族不斷增多，有釆地的人也不斷增多，六鄉(xiāng)之人也不 斷增多，這就是都家的來源。這些人口向都鄙移殖，應當仍是以五起 數(shù)的編制，而不是以八起數(shù)的編制。

幾十年來，疑古辨?zhèn)蔚墓ぷ魇怯泻艽蟪煽儯傆X過火點。從前的人不考慮材料的真?zhèn)?，不分別哪些是后人所增益，把唐、虞三代認 為是中國歷史的黃金時代，顯然是愚蠢的，這是傳統(tǒng)派的錯誤。后來的疑古辨?zhèn)斡忠桓拍?，把歷史縮得太短，把文化壓得太低，任何一 部書都可以挑點問題指為偽書，而確實證據(jù)究又難尋。有些疑古派學者一方面既疑某書之偽，卻有時又還引用I既不信歷史之真，卻時又在講述，就表明疑古者也自信不過。故信古、疑古皆為一偏，對歷史應當客觀考察。要從社會發(fā)展的法則、歷史繼承的脈絡來理解，否則 信古、疑古都是玄學，不是科學。我從前也犯這個病，不喜歡讀《周 官》這類書（但也還相信其中的部分)。但現(xiàn)在從社會法則、歷史法則 來考察，覺得內(nèi)容十分豐富，提供很多有用的材料，值得深人研究。

漢代州牧郡守的掾?qū)倥c天子還沒有君臣關系。只皇帝一人是君的觀念起于劉宋。

專門史最易反映事物發(fā)展的階段性、可從此進而探討社會發(fā)展的 規(guī)律性。如土地制度史、商業(yè)史、文學史等等，從一個部門研究，比 較容易掌握，從一個階段全面考慮就要困難得多。

歷史是客觀的，研究歷史也必須是客觀的，但又總得通過自己的主觀作用，有自己的認識，這就與自己原有的認識水平、政治觀點 有關。

歷史人物的個別事跡是否重要，應從它對人民、時代、歷史的關 系上看，看它的關系是大或小。隋煬帝這人毫無足取，但他修運河， 這事對人民、對當時、對歷史都關系重大。

中國歷史上中央王朝對少數(shù)民族的政策，與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大不同：殖民主義一是移殖，二是掠奪；而中國、中央王朝常常 是禁止?jié)h人進人民族地區(qū)墾殖，禁止從民族地區(qū)帶出金銀。

宋朝的社會生產(chǎn)遠較漢、唐發(fā)達，但王朝卻經(jīng)常處在貧窮狀態(tài)， 主要是冗兵，冗官，歲幣賞賜，開支太大。

宋與西夏的關系最為重要，商稅猛增即以西夏之故。過去學者都只重宋與遼、金的關系，而對西夏多所忽視。

宋初君主，鑒于唐之藩鎮(zhèn)，遂用文人掌兵，以收兵權，而宋遂無可用之兵。

唐中葉文學、哲學、經(jīng)學皆一反初唐。趙蕤《長短經(jīng)》亦有此反 映，反對舊傳統(tǒng)。當時唐尚處統(tǒng)一之時竟提出恢復五等分封，此亦一奇特思想，豈中唐時確有此種思潮，遂下啟晚唐之割據(jù)乎？

乾嘉學者咸宗鄭玄，然又喜斥范寧《谷梁集解》，良以范氏注《谷 梁》而又非《谷梁》，不合漢學家法，然宗鄭而斥范則又未妥。鄭玄 遍注群經(jīng)，而《春秋》則付闕如?！读囌摗费裕啊蹲笫稀飞朴诙Y，《公羊》善于讖，《谷梁》善于經(jīng)”，是《谷梁》正為鄭氏說《舂秋》所 宗，唯未為之作注耳。范氏注《谷梁》當正以宗鄭，注中并非三傳， 亦鄭玄注經(jīng)并用今古之法，是范氏實為鄭學，故清儒之宗鄭而斥范之未為是也。

乾嘉諸儒，有僅事考據(jù)者，有事考據(jù)而不囿于考據(jù)者，如惠氏之于《易》，有考據(jù)而煩瑣者，有考據(jù)而不煩瑣者，如段氏之注《說文》。

近人多推崇王充，以其為唯物論者則是，惟充之于經(jīng)學，淵源于 今文，史有明文，書有明據(jù)?！冻滩摹芬源呵餅椤翱鬃又谱鳎惯z于漢”即公羊家說?！墩勌臁费灾軙r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 亦歐陽《尚書》說。然充不為經(jīng)學，必謂其反對今文，則未必也。

司馬相如少時，文翁尚未于蜀置學，就相如文章案之，其所用詞語多本《六經(jīng)》，是知蜀于文翁置學之前，六經(jīng)之學已傳于蜀矣。

為學要能傳世，歷史上有過很多學者，不少人是被稱為“聞名當 世”的，但多數(shù)都不為后世所知，其著作也不傳。而有一些在當時并 不為時所重，而死后其名顯著，如杜甫、章學誠。

元魏、北周、唐代的三武之厄，都曾滅佛，滅佛則漢文化得以復興。

對老子和孔子可以從反神權論來評論?！兜赖陆?jīng)》中的“天”，是 自然之天，這很清楚，毋庸多說?！墩撜Z》所載孔子在談到“天”的 時候，有時候明顯是有意志的“天”，“獲罪于天，無所禱也”，“予所 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但他確實又講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萬物生焉，天何言哉?！边@又顯然表示天是沒有意志的。這就看此種 思想在孔子全部學說中所占的地位。孔于學說的中心是倫理道德，但 他并沒有把倫理道德建立在有意志的“天”的基礎上，倒是相反，把 倫理道德建立在自然法則的基礎上。孟子曾說：“《詩》云‘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懿，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夫有物必有則，民之秉懿也，故好是懿德。’”

講論學術思想，既要看到其時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學脈淵源，孤 立地提出幾個人來講，就看不出學術的來源，就顯得突然?？上日撌?當時的變化和風氣，突出某些人物。如明代中葉正德、嘉靖以來，學 術界就已逐步發(fā)生變化，產(chǎn)生了一個反對宋人傳統(tǒng)的新風氣，提出文 必西漢，詩必盛唐，不讀唐以后書的口號，從文學首先發(fā)動，漫衍到 經(jīng)學、理學等各個學術領域。王陽明正是在這一風氣下起而反對朱學 的，李贄也是從這一風氣接下來。這樣看，縱把李贄寫得突出些，也 不會顯得突然。講清初，從一般風氣如胡石門、謝秋水、張蒿庵、陸 桴亭等講起，再突出論述黃梨洲、王船山。又如晚清今文學，應從張 惠言、孔廣森、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以至陳喬樅父子講起，否 則，龔、魏的出現(xiàn)將為無源之水。至乾嘉學術亦應并敘凌廷堪、焦理 堂、洪頤煊，以見一時風氣，再突出戴東原，比較好些。

文化的變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領域，因此必須從 經(jīng)、史、文學各個方面來考察，而且常常還同經(jīng)濟基礎的變化相聯(lián)系 的。唐前唐后是一個大界限，文學上的變化最明顯。唐前文學盛行漢 陚，《三都》、《兩京》，排比對仗，而唐后的陚則是《秋聲》、《赤壁》 之類，實為散文。經(jīng)學上更明顯表現(xiàn)為漢學、宋學，哲學上則產(chǎn)生了 理學。其他政治、經(jīng)濟也有較大變化。

讀一部書，要能用它，如不能用，講不出如何用，必然困倒書下。像《水經(jīng)注》是部古地理書，就貴能在解釋古地上起作用。在讀 經(jīng)史常常查閱《水經(jīng)注》，它提供不少有用的東西，但同時也發(fā)現(xiàn)一 些與經(jīng)史所言捍格者，進一步探尋，才看出出現(xiàn)這些問題的原因。這樣，才能把《水經(jīng)注》的用處講得更落實些，那些東西應該怎么用， 就更清楚些。清代一大批搞《水經(jīng)注》的學者，把《水經(jīng)注》當作一 門專門學問來搞，跳不出酈道元的圈子，常常死于注下，就很難如實講出《水經(jīng)注》的用處來。楊、熊注疏也難免于此，等而下者就更無論了。

古人學問深廣，所著書雖有其中心的一面，其他方面也未忽視。如許慎《說文解字》，主要是文字學，而書中的禮制也是自成體系，其水道也可與《水經(jīng)注》比美。

《顏氏家訓》切不可以“家訓格言”視之，實為一南北文化交互 融合之作。書中所載南北文化風格之異雖多，然其意在合南北文化于一爐，此實為唐代統(tǒng)一南北文化之先聲。

漢代《易》學至京房為一變，京房不為《易》學正宗。承田何 《易》者，當為王弼。馬融《易解》頗生異說，鄭玄、陸績之主象 數(shù)，皆非《易》義正宗。此皆自其《易》學精神言之，未可取證于文 字也。

西漢學術，應當明確由儒家轉(zhuǎn)變到經(jīng)生的過程，伏生《尚書大 傳》，韓太傅《詩外傳》，董生《春秋繁露》，還是儒家，而劉向、匡衡之輩，則為經(jīng)生。儒家則猶意氣風發(fā)，經(jīng)生則章句之徒而已。

廖先生謂大小戴為大小統(tǒng)，應從氣度上看，大戴廣而博，氣魄 大，小戴深而純，但規(guī)模小。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不僅有北方民族的南下，同時也還有南方民族的北上。兩湖地區(qū)的廩君蠻、槃瓠蠻、板楯蠻都有北上的史跡，分散到陜西、甘肅、河南、安徽；四川西部氐人北上，兩湖蠻人自峽口入蜀，等等，都對歷史有著不小影響。而牂牁僚人入蜀一事， 猶為影響重大。僚人入蜀，在《北史》中不過數(shù)十字的記載，《蜀鑒》 及《太平寰宇記》引李膺《蜀記（益州記)》比較詳悉。至于《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與《輿地廣記》所載，僚人在蜀 分布之廣，甚可駭異。此時蜀境長江南兩岸都是僚人，嘉陵江川東整個巴山山脈直到漢中也是僚人。岷江東西兩岸直到今之崇慶縣，沱江兩岸直到今之簡陽縣，涪江兩岸直到今之三臺縣，也顯然是僚人居住。由井研東至資中一帶也是僚人居住。由李蜀之末僚始入蜀，直到唐時僚人來蜀不絕。如唐之榮州（即后榮縣、井研各地)，唐志載舊戶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二，口五萬六千一十四，到開元僅有戶五千六百三十 九，口萬八千一十四。開元戶口是唐的全盛時代，但榮州反減少了一 半以上，豈非異事！求之史跡，就因鐵山為生僚所據(jù)。也就知道生僚是在開元稍前遷來。史言桓溫入蜀，歲歲伐僚，但其大軍數(shù)萬人曾在瀘州全部覆滅。梁、周、隋、唐和僚人沖突之事至多。唐時中央強盛而蜀獨衰，正因僚人騷擾之故，以致對南詔、吐蕃侵擾都須調(diào)東兵入援，因蜀無力抗御。也因援兵來蜀，而唐以衰，到唐末僚人與漢人漸融合，到宋時蜀之生產(chǎn)發(fā)展，經(jīng)濟文化不斷提髙。宋為中央最弱之時，而蜀獨強盛。金、元相繼南下，如入無人之境，金百年中始終不能入蜀。蒙古入蜀后，連戰(zhàn)四十余年不能得逞。宋人說有蜀則有宋，無蜀則無宋，這反映蜀對宋王朝盛衰關系之巨。宋人只知蜀在南宋關系之大，而斥東晉不知用蜀，實不知僚人入蜀后蜀已荒殘，故《南齊書》比蜀于蠻陬之邦，蓋蜀已不足用。及至僚人與漢融合之后，而蜀之經(jīng)濟文化都大為發(fā)展，僚人與四川歷史關系之重是很清楚的。

近作《成都二江考》，二江就是郫江、流江，就是《禹貢》之 江、沱。自漢至唐、宋無異說，至清《一統(tǒng)志》始悍然以湔為沱，以鄯 為江，這一觀念遂成為牢不可破之說。于是研究古地理的人（清代考 據(jù)家）都不免從這一錯誤觀點去研究《禹貢》、《漢書》諸問題，不能 出《一統(tǒng)志》之看法而認為已得古人之真，結果都是錯誤。這一錯誤 是由于清人素不喜宋、明人書，以為都是錯的，不屑研索。我從前也是如此，于宋人書只作參考，合則用，不合則棄而不顧，于其錯誤之由，從不理會。這次考二江問題才知道宋人于此全不錯而錯在清人（胡渭、顧祖禹諸人)，由清人之誤以讀古書，自然以宋、明人之不錯為錯。好在這一缺點也還容易糾正，就是把宋、明人幾部書仔細一讀， 也就可解決很多問題。清人于古地山水不甚明白者總喜以大山大川來解釋，這是根本錯誤，他們不信郫江、流江即是江、沱，就是因為是小水，而不知古人居處耕耘之區(qū)才為記載所重。成都平原郫、流二江關系灌溉至為重要，《禹貢》不能不記。其他髙山大川無資于民用者如峨眉之類，何須記錄。胡氏必以峨眉為蔡山，是不根，而且是荒謬的。古地之學不能憑空去講。我是在經(jīng)史中遇著很多問題不能不從地理探討，積累久了，地理也熟了，問題也多了，好像專門講古地。其實我與清人治《水經(jīng)注》的學問全不相同。他們是專搞地理，盡讀地 理書。我是從經(jīng)注、史注中去，而不專從地理書去，所以與他們的結果不同。這可說是學有本末。地理是史學一工具，如其專研地理，方法就不外楊惺吾，結論也應相同。即以這次作二江考，始見楊、 熊《水經(jīng)注疏》謬誤不少，也很可笑。我本不喜?？卑灞局畬W，但論巴蜀問題和二江考就無法不追究版本和?？绷?。因五經(jīng)四史之類不校 勘也可以讀，若《華陽國志》或《齊民要術》及古地理書之類，在前代不必人人皆讀，又很容易因傳寫而誤，不校就無法用。而?？币皇乱膊皇氰徔斩鴣?，如清人那樣專治?？睂W者，是不會成功的。必于此學積累稍多，涉獵稍廣，自然提出要校的問題也才能校，必治此學者才可校此書。若專從版本或類書下手，是用處少而害處多，所以清末有反對校書的說法，是有道理的。這也是學有本末之意。講古地不能離開人事（歷史）常志：二江上有七橋、大城小城等，都只能從人事上來理解：蜀何以獨有大城少城？秦滅蜀后，有蜀侯、有蜀守，又移秦民萬家實之。秦民、蜀民、蜀守、蜀侯，自當分別居住。少城何以分南北，南是市場，隔江是錦官、車官二城是工商業(yè)區(qū)、經(jīng)濟區(qū)，州學在城南，郡學在江南，是文化區(qū)；而北是政治區(qū)，故張儀樓諸古建筑皆在北城。漢、晉間郡守住少城，刺史住大城，趙厥謀據(jù)大城以 叛，羅尚退保大城，都說明大城是軍事區(qū)。二江上有七橋，上應七星：在南出石牛門曰市橋（郫江上)、笮橋（流江上)，出南門曰江橋（郫 江上)、萬里橋（流江上)，此南之四橋。過笮橋道西為錦官城，道東 為郡學，此道即出石牛門而走廣都（雙流）之大道，故吳漢、桓溫攻 蜀自外水（岷江）上至廣都，即進而戰(zhàn)于市橋，戰(zhàn)于笮橋。西有三橋，應是城有三門，西門曰定明門，其北曰陽城門（所謂“陽城之阿 閣，飛觀榭于云中”。見《蜀都賦》），其南曰章城門。南四橋二門， 則北亦應二門，曰咸門，曰朔門。西三門以少城繁盛故三門，東則二 門，共有九門。《華陽國志》說：漢武帝立成都十八郭，顧校依《文 選?蜀都賦》注作十八門，實則張儀城成都周回十二里，斷無十八門 之理?！独m(xù)漢郡國志》引《蜀都賦》劉淵林注作立成都郭十八門?！逗?漢書?公孫述傳》引亦同，知今宋本《文選》仍有脫誤，應是城有九 門，郭亦九門共十八門。知《周地圖經(jīng)》、宋《成都志》都說大城九 門，少城九門是臆想之說，毫不足據(jù)。郭亦有門，于臧宮攻公孫述入 小雒郭門是其證?？傊乩硎侨松沫h(huán)境，總要適于人用。從民生 日用著想去解決亦不患無證。楊守敬、熊會貞，上至顧祖禹、胡渭說 二江都是錯。明人省志、府志，清二部《一統(tǒng)志》、府志、縣志無一不錯，楊圖二江橋更荒唐。熊稍有進，亦大錯。明人也錯得可笑。熊 所謂七橋鐵案，根本是錯。他以《蜀中名勝記》引李膺《益州記》為 據(jù)，而不知《古文苑?注》之引《益州記》但有七星之名才是李義。曹引今名云云，是南宋祝穆的解釋，何為鐵案？《華陽國志》說七橋 正確，但有誤字，《水經(jīng)注》取志文甚明而去永平橋加昇（升）仙 橋，是重視司馬相如之故，誤說始此。升仙不在二江上，又在城北， 不可能像七星。此文最小巧，深可笑。但方法最精巧，結論亦奇 而確。

在寫《巴蜀史的問題》時，已疑成都早有灌溉，因勞動人民是歷 史的創(chuàng)造者。在成都平原，知稼穡必知灌溉，知灌溉就應早有二 江（意指成都平原上的河道)，不必待李冰守蜀?！吧钐詾妥餮摺?是總結了長期治水經(jīng)驗的結論，不是李冰短期所能提出的。所以漢人 認二江就是《禹貢》的江、沱，是正確的，自成都平原地理條件考 察，有此廣大平原以來，不會沒有水流。李冰守蜀前，司馬錯已以六 百萬石米浮江伐楚，說明農(nóng)業(yè)早已發(fā)達。如認為李冰始鑿二江，就忽 視了自然規(guī)律。但我們也不能反對人工河，人對自然的利用總是要加 工的。李冰之為漢人所稱道，也如江淮通流見于《禹貢》、《墨子》、 《孟子》諸書，而吳通邗溝也是事實。李冰之功在于秦滅蜀后對水利 更合理地調(diào)整，迸行大規(guī)模的治理。章樵說李冰穿二江只是用二江引 渠為灌溉，是很合理的，用作全文寫作骨干。

我很贊同搞古代史，但不能放棄現(xiàn)代。從來沒有只搞古代不搞現(xiàn) 代或只搞現(xiàn)代不搞古代而成功的史學家?，F(xiàn)在古史部分仍是待發(fā)掘的 荒地，問題多，尤其是社會經(jīng)濟問題。兩漢材料不多，你可專力六朝 和唐代。我從前搞先秦，后來感覺大家治先秦多是猜謎，自漢以下具 體一些，才有可講。后來看宋代。歷史是愈后材料愈詳備，探討社會 情況較有把握。但材料多也受到一定的拘束，不能信口亂說。先搞 唐、宋，由后推前，然后兩漢、晚周才會明白。所以我建議你可從六朝、隋、唐著手。我從前本搞經(jīng)學，后來教史學，十年后才稍知道什 么是史學，應如何治史。治經(jīng)、治史方法，目的都不同，但也有部分 人始終不免以清人治經(jīng)之法治史，就是以考據(jù)治史，所以不免于支離 破碎，全無貫通之識，這遠不如以治諸子之法治史。其實，經(jīng)學也不 是單憑考據(jù)可了?？紦?jù)是工具學問，經(jīng)、史都用得著，但它卻不是經(jīng) 學或史學。也有不諳考據(jù)而治史的，卻也是缺點。治史應專治一二時 段，但通史終不可忽。每一代有些問題還是要從通史中才能求得解 決，以免滯固不通。總的說來，學問是循環(huán)反復的事。哲學和文學都 不可忽，這對理解歷史是大有幫助的。乃至書畫藝術之事應該都要留 心，不過有輕重緩急之分而已。社會經(jīng)濟是治史的首要工作。我在 1953年草寫農(nóng)產(chǎn)量一文也是這個看法，后寫熙、豐變法也是從社會經(jīng) 濟著眼。

《孔子與今文學》，也可說是我的經(jīng)學研究告一段落，比之《經(jīng)學 抉原》是有改變。昔在峨眉讀兩漢各家書，并及先秦諸子，讀到《韓 詩外傳》時，恍然感到：先秦時儒家何以變而為兩漢經(jīng)師之業(yè)，其間 問題顯然有個脈絡過程，惜于已讀之書未能將有關材料錄出?，F(xiàn)在要 寫這篇稿子至少需半年時間重讀一遍周、秦、兩漢著作，但始終無此 時間，私心以為甚可惜。

人或有談到我對《水經(jīng)注》的研究，這項工作我估計至少也要五 年專力為之，未敢懵然展開，若有助手當徐圖之。漢、晉人經(jīng)注中有 很多古地理解釋，史漢注中亦多，皆比道元為優(yōu)。而清人解經(jīng)乃 至《說文》和《段注》之解說，亦每每比《酈注》、《楊疏》為長。清 人過信道元之注，至以《酈注》易《班志》，而不察此乃六朝晚期之 說，于古事多不合。東漢、魏、晉人說頗自相同，安得以道元為是而 悉廢鄭玄、服虔、許慎、應劭、文穎、孟康、杜預、京相瑤、郭璞、 高誘、王隱、司馬彪以來之說。道元于南方水地之誤，清人敢言之| 道元于北方水地之誤則未敢言。清人治經(jīng)自乾、嘉漢學者皆能以漢師之說正六朝之誤，獨于地理之學信六朝而背漢、晉，事亦大奇。楊氏 之疏可謂集清儒地學之大成，亦頗有突過清人處，惜其謬誤矛盾亦復 不少。近人迷信楊疏亦太過，況其墨守道元棄清人經(jīng)解于不顧者乎? 非敢謂我可竊比楊氏，徒以有兩經(jīng)解耳，非我敢輕議道元，徒以有 漢、晉諸家經(jīng)、史注說具存耳。這一搜討工作豈衰年如我者能之耶! 倘有一二得力青年商量著手，此或不失為巨業(yè)、為奇作。嘗作《古地 甄微》，略啟其端而已。

戰(zhàn)國局勢的發(fā)展，初年是“晉國天下莫強焉”，是魏國獨強。魏 要并吞韓、趙，桂陵、馬陵兩戰(zhàn)敗于齊，徐州之役，齊又敗于楚，七 國之中沒有獨強之國，于是縱橫之事起?！拔鍑嗤酢笔沁@一時代的開 始。到齊、秦稱帝是國最強；到樂毅合六國之兵破齊，于是秦人獨 強?？v橫之說也就不行了。而白起、王翦專用武力?？v橫為一時期， 其前為一時期，其后為又一時期，可分為三段。

《尚書大傳》：“東方之極自碣石至日出榑桑之野。西方之極自流 沙，西至三危之野。中央之極自昆侖，中至太室之野”。知此之昆侖必 在三危之東，此為漢人舊義。劉逵注《吳都賦》云：禹所受地理書曰：昆侖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抖Y記?正義》引《地統(tǒng)書 括地象》曰：“地中央曰昆侖，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尚書?正 文》引鄭玄云：禹所受地理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曰神州，西 王母在流沙之濱，樂民、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淮 南?地形“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 南海。”《漢書?地理志》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張掖郡刪丹縣：“桑 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 為流沙”。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西 有弱水、昆侖山祠?！绷魃碁榻窬友訚?，弱水為今居延水，皆在甘肅。有昆侖障之廣至縣在今甘肅安西境，其西有昆侖山祠。臨羌縣治今青海 西寧市，與昆侖有關之地皆在今青海東部及甘肅西部，而非今昆侖山地。《后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舜流四兇，徙之三危， 河關之西南憲地是也。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崩钯t注：“謂 憲地是也。以上，并《續(xù)漢書》文?！薄端?jīng)?河水注》引司馬彪 曰：“西羌者，自折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曲而東北流，徑 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睉吭唬骸啊队碡暋氛壑儆褐荨Ｔ诤雨P之 西，東去河關千余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焙雨P為后之青海貴 德縣，三危所在應于貴德西千余里求之，即河曲也。知三危在大積石以 東。漢、晉所說三苗徙處，其時亦惟知河出積石，此與張揖、王隱說三 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連，是最早之昆侖，只能于岷山求之。

從地理看古今之變，在水而不在山。水之變遷多在北而不在 南?！端?jīng)注》正是解決這一問題之重要典籍?！端?jīng)注》于南方水道 之誤，前人多已指出。且為對歷史關系較多的地區(qū)。酈道元本北人，許 多地方皆曾親自探訪，且記載詳細，脈絡分明，不易看出有誤。茍一水 有誤，則將涉及三、四水道是否亦誤，較為繁難。故雖明知《水經(jīng)注》 與他古書不合，亦皆多疑他書而不疑《水經(jīng)注》。清代考據(jù)家無人不 讀〈冰經(jīng)注》，說經(jīng)之家于經(jīng)中地理無不考之《水經(jīng)注》。經(jīng)中地名 除《禹貢》、《爾雅》外，皆因事偶見，既不全面，也不系統(tǒng)?！队碡暋贰?《爾雅》、《職方》雖全面、系統(tǒng)，卻又太略，注者不易提出相矛盾的問 題，但如王先謙注《漢書?地理志》，就不能不提出，但他卻認為都是 班固錯了。專治《水經(jīng)注》的人都是從唐、宋地理類書取材，從正史、 m理志》之類取材，就都不容易發(fā)現(xiàn)《水經(jīng)注》的錯誤。我三十歲以 后才稍治地理之學，四十以后因?qū)Ｔ谑穼W系教課，才放開了經(jīng)學，五十 以后始確知《水經(jīng)注》與《漢書》的矛盾是大量的。

近年整理先君遺稿，其可以獨立成篇者.皆分別整理編入各集?其短箋札 記如（膚淺小書>.論學書翰之類，多無所屬.雖多信手所記，末必定論.然 率皆治學經(jīng)驗之談.讀史會心之論，或探究問題之思考過程.咸足以啟迪思路。1957年后，默得侍先君講席，時有所記，亦多此類。茲并整理如上。非謂必皆有益，要不愿深藏于秘而私之耳。

蒙默整理后記

1986年11月

《蒙文通學記》增補本，三聯(lián)書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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