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有一個共通性，那便是喜歡閉眼看世界，喜歡沉浸在天朝上國的幻想之中，然后關(guān)起門來自娛自樂。

最后自己一直原地踏步的二百年，被快速發(fā)展二百年的西方列強降維打擊，先后出現(xiàn)了兩次鴉片戰(zhàn)爭，才有了被打痛了以后的洋務(wù)運動，但也是治標不治本。

當然也不能說清朝二百年時間里一直原地踏步，隨著康熙年間和乾隆年間對外戰(zhàn)爭的頻繁，火器方面清朝也是有進步的，但是對比外界突飛猛進的進步，整體來說是原地踏步也是沒錯的。

清朝皇帝中有兩大自封自閉的代表，一是道光帝，歷經(jīng)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的慘敗，依舊是自己騙自己，自己沉浸在天朝上國的幻想之中，最后導(dǎo)致了十幾年以后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

二是咸豐帝，一直以天下之主自居，所以接受不了外使駐京，也接受不了對方不行跪拜之禮，因此使得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愈演愈烈，最后付出慘痛代價。

咸豐帝這種天下之主想法其實也沒什么太大問題，屬于是巨大的歷史慣性造成的。像宋真宗與遼國簽訂《澶淵之盟》，他為兄，遼圣宗為弟，等于變相承認有與他同等存在的皇帝，打破了他身為天下共主的身份唯一性，因此之后引以為恥悶悶不樂。

宋朝皇帝都是如此，咸豐帝那樣愚蠢無趣的固執(zhí)，其實也是有一定的情有可原。

相對來說，在清朝諸帝之中，康熙帝是一個具有靈活性的皇帝，或者再準確來說，康熙帝是一個又積極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又堅決閉眼看世界的皇帝。再或者說，道光帝和咸豐帝是長期封閉環(huán)境中造就的愚蠢皇帝，康熙帝則是明知道西學之利，自己也積極學習，但就是不允許大范圍學習的“壞”皇帝。

康熙帝的靈活性在于，他對于天下共主這一身份并不是那么在意，所以為了全力應(yīng)對西北的準噶爾部威脅，他在北方承認更北之地有與自己同等地位的存在，簽訂了《尼布楚條約》。

同時康熙對于新事物也是積極接受，并非抵觸情緒。

像康熙七年（1668年），荷蘭和葡萄牙的使團曾前往清朝，年輕的康熙帝對于一切都展現(xiàn)出強烈的好奇心，親自去檢查使團的馬匹，對于其使用的玻璃燈，也是認真觀看和檢查，如同一個好奇寶寶一般。

康熙帝還積極學習西方的知識，諸如學習西方的幾何學，并且將其應(yīng)用到地方的土地測量之中。甚至連西方的音樂演奏，他都是略會一二。

但是康熙帝明知道西學之利，他也積極學習，但并沒有大范圍的普及學習。

像與他大致同時期的彼得大帝，實地考察西方以后，回國便是開始大規(guī)模普及學習西方科學，奠定了之后沙俄一直是列強的基礎(chǔ)。

這說明普及學習并不是那么難，康熙帝為什么沒有那么做呢？

因為對他來說，統(tǒng)治穩(wěn)固最重要，其中的核心之一就是維持現(xiàn)狀，大規(guī)模的普及學習肯定會改變這種局面，這對他的統(tǒng)治是不利的，因此自然不會將西學大規(guī)模普及開來，最后使得清朝錯過了一次避免落后于世界之林的機會。

康熙帝這一行為也是造成了深遠的惡劣影響，進一步加大了清朝的閉關(guān)鎖國程度，使得后代越來越自我封閉。

像前文提及的道光帝和咸豐帝，他們自我封閉式的愚蠢，固然有自身問題的原因，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長期生活中那種自我封閉的環(huán)境之中，因此養(yǎng)成了那般固執(zhí)式的愚蠢，最終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可以說康熙帝是小聰明的靈活，是聰明的壞，明知道可以做的更好，但為了所謂的萬年江山，為了防止出現(xiàn)變數(shù)，就是不改，只是自己學習，最后是貽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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