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書章句集注》標志著“四書”系統(tǒng)的完成，它得益于朱熹在思想建構(gòu)與注經(jīng)實踐上不朽的貢獻。其中，相關(guān)序文對四書作者承繼關(guān)系的傳述，為“道統(tǒng)論”中歷史與思想相統(tǒng)一的論說提供了重要的支點。而“理在經(jīng)文內(nèi)”的解釋規(guī)則，為經(jīng)典與解釋之間的內(nèi)在一致性作出方法論上的保證。此外，在文本注釋過程中所作的文獻爬梳，文本互證以及概念轉(zhuǎn)換的工夫，特別是借助來自二程的“理”概念對萬事萬物的統(tǒng)攝運用，強化了對“四書”系統(tǒng)整體化的理解。它在注釋經(jīng)典的同時闡明理學的見解，是“四書”學的同時也是新道學的里程碑。

關(guān)鍵詞：《四書章句集注》；朱熹；四書系統(tǒng)；注經(jīng)方法；理學

理學對儒學的發(fā)展，不僅在于思想的繼承與創(chuàng)造，還在于理論表達的更新。其中朱熹對“四書”的詮釋，既是四書學的典范，也是理學的結(jié)晶。其通過注疏所呈現(xiàn)的論說方式，是我們探討其學說成功的奧秘所在。朱熹學力深厚，幾乎遍注群經(jīng)。但在其心目中，五經(jīng)是禾，四書才是飯：“《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它經(jīng)，是打禾為飯?！边@是把早期的經(jīng)當作材料，而把后期的書看成產(chǎn)品。具體來說，是書比經(jīng)意義顯豁，利于正本清源，直探奧義：“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卻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碑斎唬祆浣忉尅八臅辈恢皇恰凹ⅰ?，各種“精義”“要義”“口義”，還有“或問”“語類”，都是在為“四書”作注腳。以“集注”為范本的理由，既有朱熹本人的推重：“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薄澳秤凇墩摗贰睹稀匪氖嗄昀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边@是其最成熟的作品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它集中體現(xiàn)了朱熹通過注解的手段，集四書于一體，寓理學于經(jīng)學的論說方式。

01

傳述與道統(tǒng)

傳述是四書共有的論說方式，其功能在于把思想同傳統(tǒng)緊密聯(lián)系起來。不過，四者的傳述對象是疊加的?？鬃勇曆浴笆龆蛔鳌保墩撜Z》傳《詩》《書》禮樂。其傳《詩》有引有論，但傳《書》主要是對三代（包括春秋時期）圣賢的人格與功績的評論。由于《論語》以孔子語錄為主，所以它既傳達孔子所述之內(nèi)容，同時也記載孔子本人之言行，具有雙重傳述的功能。至《孟子》，則除“述唐、虞、三代之德”，“序《詩》《書》”之外，還“述仲尼之意”。（《史記?孟軻荀卿列傳》）孟子的述，不像孔子多點到即止，而是主動講故事，孔門師弟事跡也一起講，而且細節(jié)生動，很有“作”的嫌疑。這既是孟子“私淑”孔子的表現(xiàn)，也與其“對話”其實是寫作有關(guān)。因為讀者共享的知識背景較淺，需要有基本情節(jié)的交代?！洞髮W》《中庸》作為宣喻體，類似一段經(jīng)文加一段解釋的體裁，除同樣稱引《詩》《書》外，還要引述孔子的言論。特別是《中庸》，包含“子曰”達15次。這意味著，四書文本中，整個傳述的重點，從三代圣王向孔子轉(zhuǎn)變。它為朱熹把四書整合為“四書”提供了有利的支點。

對四書的完整注釋，自然就是對其中所涉及的傳述內(nèi)容的深化或擴展，這是《四書章句集注》的基本貢獻之一。然只是這樣的話，還不足以體現(xiàn)其突出之處，因為經(jīng)學史上已經(jīng)積累很多同類甚至可能更翔實的文獻了。像戰(zhàn)國諸子以至秦漢間許多儒家文獻，在不需要文本依據(jù)的情況下，動不動就“子曰”，甚至講出離奇故事也罕有被質(zhì)疑的情況，朱熹也難以效法。他最重要的貢獻，便是講述四書作者思想傳承的故事。同時，也是對儒家道統(tǒng)最強力的一次塑造。

道統(tǒng)的觀念在孟子那里已略見端倪。

“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余歲，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盡心下》）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shù)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公孫丑下》）

孟子接續(xù)孔子，本來就是他公開的抱負。故韓愈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保ā对馈罚┯终f：“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敝祆湟俺套釉唬骸n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标P(guān)鍵在于，引入《大學》《中庸》，完善傳道的故事。此即曾子傳《大學》與子思作《中庸》之說。關(guān)于《大學》，所謂“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于是作為傳義，以發(fā)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于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fā)其歸趣，然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圣經(jīng)賢傳之指，粲然復明于世?！保ā洞髮W章句序》）而“《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tǒng)之傳有自來矣?！保ā吨杏拐戮湫颉罚└到y(tǒng)地表述是：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來，圣圣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tǒng)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圣、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圣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zhì)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后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zhí)”，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zhí)中之謂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jié)。歷選前圣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圣之統(tǒng)，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閑，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xù)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jù)，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于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于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fā)明，然倍其師說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中庸章句序》）

擇其要點，第一，敘述完整的道統(tǒng)序列，包括主（如堯舜禹湯文武）從（如皋陶、伊、傅、周、召）兩系；第二，突出孔子在道統(tǒng)中的核心地位，“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圣、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第三，在道統(tǒng)中，于孔孟之間補充上顏回、曾子和子思，以及朱熹要接續(xù)的二程兄弟。第四，揭示所傳之道的核心內(nèi)容為“十六字真言”：“其見于經(jīng)，則‘允執(zhí)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保ā吨杏拐戮湫颉罚┻@是子思所著意闡發(fā)，而被二程重新發(fā)現(xiàn)的奧秘。第五，《大學》《中庸》的發(fā)現(xiàn)，是尋獲了抗衡老佛，抵制“異端之說”，捍衛(wèi)道統(tǒng)的思想利器。簡言之，通過這種深度加工的傳述，對朱熹而言，整合四書與塑造道統(tǒng)，注解經(jīng)典與闡明理學，便是二而一的思想戰(zhàn)略。

02

“理在經(jīng)文內(nèi)”

盡管這四個文獻存在明顯的思想聯(lián)系或傳承，但是對于這些時代、作者及體裁不同的文本，要令人信服地解釋為一個完善的思想系統(tǒng)，而非一般儒家作品，需要對之有深刻的理解并具備獨到的論說技巧。首先面對的，大概就是體裁的多樣性。對此，朱熹對四書的文本特征發(fā)表過許多精湛的見解：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個大物事。”

“孔門教人甚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則自貫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自周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理。”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墩撜Z》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睹献印烦纱蠖危孜藏炌?，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p>

“《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親作，不然，何其妙也！豈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門，而沒世不聞耶！”

“此書（《大學》）前后相因，互相發(fā)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p>

“《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個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卻只統(tǒng)說。論其功用之極，至于平天下。”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guī)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fā)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墩撜Z》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睹献印酚懈屑づd發(fā)人心處?！吨杏埂芬嚯y讀，看三書后，方宜讀之?！?/p>

解釋以理解為前提，而對文本特征的把握又是理解作者思想的條件。所謂文本特征，可以是文章體裁，也可以是論說方式。朱熹深諳此道，對四書的相關(guān)特征可謂了如指掌。《論語》系輯錄的言論，對象、時間、地點及問題均有所不同，孤立摘取個別語錄鉆研，不會有窺斑見豹的意義。必須整體涵攝，才有實質(zhì)收獲?！睹献印繁砻嫔鲜菍υ?，實際上自擬的若干文章，跟著其思路推敲下去，必然會有所收獲，朱熹看得很清楚?！洞髮W》與《中庸》都是專題作品，所謂“統(tǒng)說”就是有整體視野。但《大學》是有步驟的規(guī)劃，而《中庸》是對形而上的境界的描摹。所以，在學習次序上，朱熹的建議是，《大學》先學，《中庸》殿后。這種見解，顯示其對四書（而非某單一文本）具備整體的洞察力。

前人也注經(jīng)，且成就斐然。宋儒注經(jīng)的突出處，自然在于展示理學的觀點。理學雖然基于經(jīng)典的啟示，其表達卻不一定與經(jīng)典嚴格掛鉤。即使二程以解經(jīng)名義說理，也未必沒有改進的余地。朱熹對比總結(jié)說：“程先生《經(jīng)解》，理在解語內(nèi)。某集注《論語》，只是發(fā)明其辭，使人玩味經(jīng)文，理皆在經(jīng)文內(nèi)?！兑讉鳌凡豢幢疚模嗍亲猿梢粫?。杜預《左傳解》，不看經(jīng)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jīng)大旨，故多隨句解。”解經(jīng)不識大體，則茫然無頭緒，而離開經(jīng)文講大道理，也非治經(jīng)良策。“大抵愚意?；冀缹W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觀圣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置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圣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為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jīng)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問題不是不要講理，而是借注經(jīng)講理的話，要忠實于經(jīng)典。而完美的形式，便是通過注釋讓讀者知道，“理皆在經(jīng)文內(nèi)”，而不只是在“解語”中。這是重要的方法論原則。

落實這一原則的首要步驟，便是對文本在語言層面的釋讀，也就是做訓詁和考辨的工夫。音韻訓讀和名物考索是經(jīng)典解讀中基礎性的工作，前者識字，后者辨義，以此為前提，才有理解句子與文章的條件。漢唐經(jīng)師，為此作出巨大的貢獻。清代漢學反宋學，理由之一就是宋儒解經(jīng)不識字。這一指責放在朱熹身上未必成立?！端臅戮浼ⅰ芬粫?，便有很多字義訓釋的說明。他曾勸告那些專于發(fā)明，疏于文本的人：“故今奉勸，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虛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說，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然后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為如何，則其是非可以立判?！敝挥腥绱?，才能保證所解之“理在經(jīng)文內(nèi)”。盡管朱熹不是以小學工夫見長，但其立場及相應的努力，對讀者來說是有目共睹的。

在此基礎上，朱熹充分展現(xiàn)他的詮釋技巧，包括下節(jié)所講的三個層次。

03

爬梳、互證與轉(zhuǎn)化

“爬梳”是對行文脈絡的分析，是正式釋讀的工作，是單個文本內(nèi)需要完成的工作。在四書未集成為系統(tǒng)之前，傳統(tǒng)的注釋基本上是獨立進行的?！盎プC”則是把四個文本理解為一個系統(tǒng)的關(guān)鍵，不僅指文本間明顯存在的字面關(guān)聯(lián)，還要揭示不同文本間沒有直接相關(guān)的觀點的實質(zhì)聯(lián)系，以鞏固其一體化的效果?！稗D(zhuǎn)化”指的是概念的轉(zhuǎn)換，它是從理學立場出發(fā)的意義提升。其中，從說理之理到理氣之理的變化，是經(jīng)學向哲學的飛躍。

《中庸章句》是文本脈絡分析的代表作之一。朱熹認為：“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保ā吨杏拐戮洹罚┢洹啊墩戮洹犯鶕?jù)中庸、體用、誠明三個范疇將全篇三十三章分為三大語義群，這三個大語義群既相互關(guān)聯(lián)，密不可分，又有著各自的核心概念和側(cè)重點，具有相對獨立性”。這種劃分“顯示了《中庸》一書組合的嚴密性、層次性，顯豁了文本的主題和內(nèi)涵”。其具體分析的特點還表現(xiàn)在：其一，注重章節(jié)間的邏輯聯(lián)系性；其二，指出章內(nèi)各句之間存在對言、互文、省文等邏輯對應關(guān)系；其三，在詞語層面上，展現(xiàn)了文字音韻訓詁的深厚漢學工夫。從義理上深化了中庸的根本主旨，對研討《中庸》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貢獻。

不過，這種文本脈絡分析適應于像《中庸》或《大學》這樣的專題作品，而對于像《論語》這樣的語錄體，或者《孟子》這種主題寬泛的著述，特別是需要把四書處理為一個思想系統(tǒng)時，就需要疊加更多的分析手段。其中，一種重要的方法，就是在四書間尋找互相聯(lián)系的證據(jù)。它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形式上明確關(guān)聯(lián)的表述，另一個是實質(zhì)上一致的分析。前者以《論語》為前導所做的傳《詩》《書》禮樂的工作，為《孟子》《大學》《中庸》所繼承。同時，后三書直接傳述孔門師弟的言行，并且三書之間也存在語句與觀點近乎一致的表述，如《孟子》與《中庸》關(guān)于明與誠的論述。形式上的關(guān)聯(lián)是顯然的，但要從表面上不同看出實質(zhì)的一致，才是工夫之所在。

以《孟子》為例，可以看出朱注在這里的用心。先看注《論語》：注《八佾》“林放問禮之本”，關(guān)于“喪，與其易也，寧戚”之“易”為治，引“孟子曰：易其田疇”。又如注《子路》之“中行”，則直接引述“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裾哂植豢傻茫貌恍疾粷嵵慷c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痹倏醋ⅰ洞髮W》與《中庸》。注《大學》“上老老而民興孝”，為“老老，所謂老吾老也?！卑狄睹献?梁惠王上》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注《中庸》“天下之達道五”：“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p>

反之，也用《論語》《大學》《中庸》注《孟子》。注《孟子?滕文公上》“三年之喪”，暗引《論語》“三年之喪者，之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又注《孟子?離婁上》：“規(guī)矩，方員之至也；圣人，人倫之至也?！眲t引“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弊ⅰ睹献?離婁上》“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為“《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倍⑼笆枪收\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則解釋說：“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于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里，學者宜潛心焉。”非常明顯，朱注借此把從孔子、曾子、子思到孟子的傳承關(guān)系，又予以強調(diào)。

這種文本間觀點的相互注釋，也可以說是在為四書思想一致性作互證。從塑造或加強四書系統(tǒng)整體性而言，這種互證也可以說是尋求“內(nèi)證”。它不同于對二程及其他同道觀點的引述，后者屬于“外證”，是如朱熹所說，是理在解語中，而非經(jīng)文內(nèi)。但是，如何把理變成內(nèi)在于文本的思想體現(xiàn)，則是朱熹注經(jīng)的更重要的目標。其最重要的任務，便是以“理”為核心的觀念轉(zhuǎn)換工作。理或天理是朱熹超越四書文本限制，整合其復雜內(nèi)容的最高統(tǒng)攝性概念。二程聲稱：“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都是自家體貼出來。”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將其發(fā)揮到極致。“四書中，理字的使用情況是：《孟子》7個，《中庸》2個，共9個，而《論語》、《大學》均無此字。但是《四書章句集注》中，朱注部分理字共有379個，其中天理有67個。而《論語》雖無理字，但其朱注中的理字乃有165個，其中天理29個。在朱熹理解的‘四書’中，理無處不在?！毙枰绱颂幚淼脑?，在于需要在新的歷史背景下整合先秦儒家的思想遺產(chǎn)。

儒家一開始面對的是人類原初的道德實踐經(jīng)驗，相關(guān)的思想觀念是基于人性的自覺與生活經(jīng)驗的觸發(fā)而產(chǎn)生的。其要點在于指出人在特定環(huán)境與關(guān)系中恰當?shù)男袨閼B(tài)度，而非一套先驗的理論構(gòu)想。陳來說：“相比于春秋時代，孔子可以說較少地以德性條目的形式論述。更引人注目而與春秋時代不同的是，以‘君子……’的大量語句來論述士君子的人格、準則、理想，這才是孔子道德思想的根本特征，這些論述不以德性條目的形式表達，而是以人生教導的形式表達什么是好的行為，好的境界，好的理想，好的人格?！辈⒅赋隹鬃釉凇墩撜Z》中關(guān)注的德性約為四種，包括性格德性、人倫德性、政治德性和綜合德性。這種思想經(jīng)驗不可避免地導致觀念與觀念或概念與概念之間存在邏輯結(jié)構(gòu)松散的現(xiàn)象。當然，不是完全不存在用更高的概念統(tǒng)合這些思想觀念的努力，例如道、德特別是仁也在不同程度上發(fā)揮類似的作用。但總體而論，孔子罕言“性與天道”。道為諸子共用且特別為道家所發(fā)揮，以至于韓愈認為道德淪為虛名，仁義從孔子到孟子有所發(fā)展，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但它趨向倫理經(jīng)驗的層次，在與釋老爭鋒的年代，缺少高屋建瓴的氣勢。故二程拎出“天理”作為重塑儒學的綱領(lǐng)，新道學（道統(tǒng)之學）便成理學。

理字當然不是宋儒發(fā)明，畢竟《孟子》《中庸》也有相同的字眼。但《論語》《大學》中這個字的缺乏，意味著它原本不是關(guān)鍵詞。理的原義是物的紋路，引申為日常事物的秩序。依據(jù)一定的秩序去掌握甚至控制事物的發(fā)展，就是理會甚至治理。一旦把它從方法上升到目的，理就具備本體論的意義。二程在理前面添加“天”字，便是借天之高明、悠遠，把零零碎碎的經(jīng)驗事物賦予萬物一體的意義。這也是朱熹“理解”四書的前提，其綱領(lǐng)便是《大學章句》中的格物補傳：

閑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p>

朱熹的補傳講“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致知就是“即物而窮其理”。但《大學》經(jīng)文沒有“理”字，這樣自作主張，不僅沒有遵循其“理在經(jīng)文內(nèi)”的注經(jīng)原則，簡直就是代圣人立言。他之所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原因在于離開“理”字，就無法將它塑造成新的經(jīng)典系統(tǒng)?？v觀《四書章句集注》，幾乎每個重要的、具有形而上的意義的大詞，都用理字來解釋，或者轉(zhuǎn)換。下面略舉數(shù)例說明。

先看《論語集注》，釋《八佾》“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釋《里仁》“吾道一以貫之”：“圣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贬尅豆遍L》“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贬尅蛾栘洝贰坝栌麩o言”：“學者多以言語觀圣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fā)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

再看《中庸章句》，其釋“天命之謂性”：“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于須臾之頃也?！贬尅罢\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圣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

還有《孟子集注》釋《梁惠王下》與齊宣王論愛好：“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于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發(fā)，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于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p>

上述以“理”特別是“天理”解釋或轉(zhuǎn)換的概念，包括天、心、道、性、誠等，基本上包含四書中各種重要的概念。它借助理字含義中固有的條理、有序、必然、客觀等特點，再加上“天”字，強化其普遍性、公共性，對抗私欲，把人性、物性、宇宙、社會都規(guī)范到順乎道的生活上來，從而完成以“天理”為總綱對四書的觀念整合。由此，避免了韓愈說的把道虛名化的傾向，儒家道學變成了理學?！端臅戮浼ⅰ烦闪俗⒔?jīng)學的新成就，新儒學的里程碑。

作者：陳少明，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人文學部主任，哲學系學術(shù)委員會主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

原載：《文化與傳播》